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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地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3月15日上午十点，《文星》总经理郑锡华以“叛乱嫌疑”被捕，警总保安处人查问他，到下午五点半才放回；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叫郑锡华自动去报到，又查问他两次。到了2月20日上午十点，萧孟能的秘书钱诩平告诉他，有两位先生受友人之托，有事找他面谈。萧孟能请钱诩平邀他们上楼，一进办公室，两人就出示“叛乱嫌疑”的传票，把萧孟能押进一五一○一九五二号黑色吉普车，开进保安处。问来问去，直问到下午四点半才放他出来。当晚十一点，萧孟能来我家，说警总说在《文星》资料室查到“思想杂谈”一禁书，想入他于罪。我说，《文星》资料室是我一手筹设的，有什么书我一清二楚，根本就没有这本书，这是他们趁搜查时栽赃的！既然事已如此，还是由我出来顶吧。说完我就立刻写了一纸证明书，由萧孟能带走了。证明书内容如下：
《文星》资料室于1965年8月18日正式集中资料，当时由本人负责管理、添购，当然由本人负全责。本人于1966年4月1日致信萧孟能，正式宣告离开《文星》，于8月1日正式完成交接，在这段期间内，资料室一切责任，仍应由本人担负，特此说明如上。今晚萧孟能来问有否“思想杂谈”一书事，经回忆，似无印象。《文星》资料室中图书太多，且无清册，又以隔时甚久，对一些书，实难确断其有无，合为附陈如上。
1968年2月20日夜 李敖 手具
附记：以上所说，如有疑义，本人愿做人证。
萧孟能把我的证明书送到警总，大概他们知道李敖有“有福先享、有难独当”的四海作风，且他们意在整《文星》，故对证明书并没重视。最后《文星》既听命结束，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1968年2月25日，段春理少将拜访萧同兹，当面询问《文星》是否确实自动结束？何时结束？萧同兹拿出他2月5日致张群的信和张群2月23日的回信给他看，说拟定在3月1日结束（后因百举待废，时间太促，改为4月1日）。当天下午五点，萧家的老佣人老彭（彭吉昌）留条子给萧孟能，请求介绍他另谋出路，晚上萧孟能问他，说你做了这么多年佣人，大家处得很好，为什么不干了？老彭痛苦地说：“在家里做不下去了！”——原来警总逼他打主人的小报告，他不肯做不义之事，只好求去。
2月28日下午六点，《文星》召开临时股东会，做成“同意解散”记录。第二天，萧同兹致信警备总司令刘玉章，附上这一记录。3月3日，萧孟能托我代写结束广告与海报，以做最后的促销活动。3月4日，报上登出《文星》结束启事。
在《文星》指日可垮的情况下，人情冷暖也就怪态百出。2月26日，萧同兹的老朋友张明伟连二十四万都不放心借给《文星》了。2月29日，萧同兹的老朋友辜伟甫甚至派会计查问《文星》账目以防倒账了。3月8日，余光中来电要求收回他在《文星》出版的书，萧孟能答以：“如果作者都做此要求，《文星》的结束工作就没法办了。”于是余光中只好很勉强地挂了电话。3月15日，朱婉坚电告萧孟能，说郑少春告诉她，听说余光中、梁实秋、陈瑛（沉樱）三人在与律师研讨《文星》结束后，作者有无权收回已出售了的出版权。萧孟能为之又好气又好笑：“难道他们这班文人，最后逼我跟他们来一场官司，制造一个文化界的高潮？”……
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令自己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3月31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十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十二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分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才走。
《文星》的结束，许多青年人为之惋惜、为之愤懑、为之泪下。一个杂志、一家书店，最后下场如此感人，也真可说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了。
1968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了这样的尾声：
台北文化人失去了书店
治安人员的压力迫使关门
（专为《纽约时报》而作）
台北、台湾，3月16日——《文星》书店宣布将于4月1日关门。它的消逝，使年轻作家们、摸索中的画家和摄影家们、现代舞的献身者们以及数不尽的大专学生们，同时失去了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人们（按格林尼治村是纽约文化人和新思想者的集中地）来看《文星》人物，一定认为《文星》人物太懦弱了；但在台湾，《文星》却是最勇于追求心智真诚的表征。
文星公司的首脑人物萧孟能，最近在公开场合已见不到他，所以也无法找到他发表对《文星》关门的意见。但跟《文星》书店接近的人们，却纷纷指出，《文星》在强大压力下关门，全是治安当局的杰作。
治安审问接近《文星》的人说，《文星》之所以用董事投票和财务困难等做为理由关门，乃是这个坐落峨眉街的现代化书店中人和萧先生在连遭困扰和治安审问后的结果。萧先生的朋友又说：在去年一年，萧先生被治安人员请进去，至少就有过三次。
萧先生另外出版过一种月刊《文星》杂志，经常刊载台湾和世界上有关政治、社会及文艺等方面的言论，在1965年，大概出了近一百期的时候， 被勒令停刊。 《文星》杂志的主编人，生长在北京的年轻作家李敖，他的直言无讳的政治观点，使他成了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李先生写过二十本小册子和书，其中却有十六本被查禁在案。
除了李先生和少数几个人外，环绕《文星》的群众很少公然涉及政治。但是他们的朝气和探索精神，却足以触当道之忌，因为当道正把台湾圈成一个故步自封“中国”的最后禁猎区。 甚至舍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制不谈，光看在台湾的社会，没疑问是保守的，年纪大的才吃得开，年轻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盼能有机会当行，冀得一顾。
从1960年雷震坐牢，到《时与潮》杂志结束，一连串的文祸都使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常遭逮捕与迫害。文星书店的关门，重新揭开了知识分子的旧仇新恨和那年复一年的创伤。
10 星沉（1966—1970 三十一到三十五岁）
1968年3月31日《文星》结束后，4月6日的英国《经济学人》登出报道，这一报道，国民党“新闻局”在4月19日出版的内部刊物《国际舆情分析》里，有了秘密的翻译：
台北《中央日报》曾刊出一节广告说：“购买文星书刊的最后机会。”这家台湾最富生气和最有名气的出版机构，就这样地宣布它关闭之意。上月底文星书店关闭，国民党保守派已把台湾发表自由言论的最后机构封住了。
文星书店的开办完全为了商业利益，到了1960年它交上了好运，《文星》杂志因刊载批评保守的文化政策，受到学生广泛地欢迎。该杂志曾讨论过关于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甚至论及政治自由化和给予青年更大自由的要求。虽然这些问题是以“中国”的含蓄方法来讨论，但在台湾谈到这些问题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
虽然它有若干作者因偶尔与当局官员发生冲突而致被免职和下狱，可是《文星》杂志能比其他敢言的刊物寿命较长，主要是因为它有朋友高踞要津。但两年前《文星》触犯了台湾不成文法，指名批评国民党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并对“总统”亦有微词。《文星》杂志的登记执照被吊销一年，《文星》书店董事会改组，使之容纳更多的国民党党员。从此《文星》杂志一直不准许复刊，但《文星》杂志继续有它影响力量，并对青年成为一种吸引力。
大约一年前，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当局政策的《中华杂志》攻击《文星》“走共党同一路线”。该杂志要求以勘乱时期阴谋制造分裂的理由，关闭文星书店。同年三月替补的董事名单拟定了。
文星书店之关闭系根据最近台湾权力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其理由是禁止浪费，“改良当前社会风气”，并指令增加大众传播的爱国内容。“台湾当局”显然’害怕日趋繁荣的台湾会受到更大民主的压力，所以尽量减少台湾目前容许的自由限度。
《经济学人》的报道，是很简明扼要的。其中提到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当局政策的《中华杂志》，正是胡秋原的杂志。胡秋原也许高估他做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澜的效忠工作，事实上，国民党本身就是要消灭《文星》，没有推波助澜。波澜本身还是波澜，在波澜之下，“星沉海底”，根本是早晚的事。李商隐写《碧城诗》，其中两句是：“星沉海底当牖见，雨过河源隔座看。”与文星同归于“禁”也同归于尽的我，目击了《文星》的一切，不论是“当牖见’还是“隔座看”，看见它生前死后，的确有不少沧桑。其中最沧桑的是萧同兹，他真可谓无端受累，卷入《文星》，把几十年培养的党国关系与人事关系，毁于一旦。如今他墓草久宿，我真愿他灵魂安息；其次是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她为《文星》贡献了青春，也是无端受累，卷入别人的理想活动，赔上她自己辛苦的店面和一生的事业，最后还家庭破碎，与丈夫和“新女性”对簿公堂，老境堪怜，依子而居，我要特别祝福这位既婉且坚的伟大女性。
文星书店结束后十六年，1984年6月5日，我有信给萧太太朱婉坚，我说：
回想十九年前，在国民党掐死《文星》杂志的时候，我曾说：“《文星》是一道主流，虽然这主流反对国民党，但反对之道，还有规格可寻，还可聚合各路细流，成为高明的导向；《文星》一旦没了，主流就会变成乱流，国民党早晚会更惨，还要赔上“国家”的命脉和别人的青春。国民党有一天会知道：当一切情势改变了的时候，他们将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国》而不可得！他们那时候才会发现——迟来的发觉——《文星》。《自由中国》式的反对他们，是太客气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国民党永远不会明白，他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马歇尔说国民党会做好事但总做得太迟，他的看法，真是一针见血了！”
我写这段话正值党外杂志乱流四起、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的当口，我佩服我李敖是最准确的预言家，还算吹牛吗？他妈的国民党，真是报应啊！
论断李敖在《文星》兴风作浪之功，不管《纽约时报》或《经济学人》所登，都从正面着眼，实不足为李敖光宠，我该引一段负面观点的论断，以概其余。1966年2月21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登出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的长篇大论，其中“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项下，有这样的话：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台湾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当局”官吏、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括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八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