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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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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部队当然是那种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自己的知名品牌、自己的营销网络的大公司的老板们。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中的二十四家温州企业不用说,老板都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些行业的全国百强或两百强企业,也是规模很大的厂家或公司,如制锁业、制笔业、制衣业、制鞋业等等,温州企业都在一百强或两百强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那公司的老板与前述的二十四强一样都是大老板。但从主力部队来说,有些企业在内销的排名上很难说老几,但在外销出口上的排名高高的。如我所认识的东艺鞋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陈国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艺”皮鞋在国内的知名度不及“康奈”、“红蜻蜓”、“奥康”等等,但他的“东艺”以出口为主,在国外有很高的知名度,一年的外销额达到五千万美金。又如“华士”西服、“法派”西服也是如此,他们为国家争取了不少外汇。 
  有的老板没有排上名,因为涉及的行业多,在某个行业排不上名,但总体实力很强,如“神力”集团的老板郑胜涛就是如此,所以会被选为温州总商会的会长。又如“三虎”公司,既做房地产,又做搅拌混凝土,还做北极新秀内衣等等,涉及面也很广;还有如赵章光,由“毛发再生精”起家,现在涉及房地产、制药等行业,做得也很大。温州诸如此类的公司不少,他们也应当是主力,可说是集团军。 
  还有的老板既没有排名,知名度也不高,但他们正在悄悄地崛起,比如在全国各地办市场的温州人,搞房地产开发的温州人,承包大企业的温州人,开大酒店的温州人等等。他们榜上无名,也不愿意宣传,但实力绝对是很强的,否则也做不成这么大的事业,平阳老板林圣雄先生便是一个范例。 
  林先生是平阳昆阳人,做工程起家。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从他评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可知他非常年轻。前几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大老板。2003年世界温州人大会期间,温州电视台做了一个谈话类专题节目,我与他均是应邀参加的嘉宾,一同坐在台上,方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不用在这里谈他的业绩,只说一点:他要在全国办一百所希望小学,到去年已经办成了七十多所。也就是说连续十来年,他每年对教育的捐款都在百万元之上,实在是功德无量!写到这里,我找出了他的名片,方知他还是全国十届人大代表。 
  可怕的是如林圣雄先生这般的企业家散布在全国各地,星星点点,并且大都籍籍无名,你不知道他们的数量,更无法摸清他们的底细,只有在某日他们中的一位突发奇想,有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大动作,他的财富或是能量才如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让我们整个温州大吃一惊。   
  民兵、集团军和多国部队(2)   
  我这些年边做边玩,跑遍了全国三十一个省市,信息量是相当大的,遇到的温州企业家不少。有在某市或某县是荣誉市民,有在某市担任名誉市长,至于挂着政协委员、杰出贡献的企业家等等衔头的人更不少。这是笔巨大的财富,却不为温州所知,他们可以称之为老板大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我认识一位在西北养蜂的温州张老板。一般养蜂人是不会被人称为老板的,大家都知道,养蜂非常辛苦,蜂随蜜源走,养蜂人便要风餐露宿。在野外,吃不好,睡不好,也不可能穿得好。有时忙得胡子不及刮,一张黑炭似的脸,演张飞李逵不用化妆,人家不把你当成乞丐已经是很好的了。但张老板近几年连续承包了西北几处的几个蜂产品厂,每年的产值论亿的,不称老板称什么?与张老板异曲同工的几位瑞安农民,在黑龙江承包了近四万亩的农田搞种植与粮食深加工,不称老板称什么?我在山东淄博莱芜一带坐着汽车转转,看到一个大烟囱,问陪同的一位副市长,这是水泥厂吧,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年产多少多少万吨;又看见一条高烟囱,这是陶瓷厂吧,他又说,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又看见一处大水面和旁边的大片农田,用铁丝水泥桩拦着,我说这个农场挺大的,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立体生态农业园区……这些承包者应当也是不小的老板。山东的一位熟人见了我直摇头:你们温州人无孔不入,“太可怕了”。他们认为“可怕”的老板,都是老板队伍中的生力军。十几年前,我们在写《遥望温州》时曾提到,“温州人会有一天承包全中国”。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豪言壮语,但说全国各地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这已经成为事实。从小水塘、小山包,到数万亩农田;从小商店、小柜台,到整个百货公司;从小部门、小车间,到整座大工厂,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 
  有时,温州人的胃口也实在太大了,譬如有人承包楠溪江一整条江的水面,几十公里长,范围太广了。打渔的、捕虾的,私人管不过来,承包便成了问题。还有承包整片山林的,几千上万亩,水果成熟了,有人来哄抢;林木成材了,有人来盗伐。还有的辛苦了几年,眼看着有收获了,当地的政府也眼红,变政策了,提高承包条件,不从就设卡,经营不下去了。这种情况时有见报,可见承包的老板比之传统意义上的老板难当。 
  在世界各国做生意的温州人,只能称为“多国部队”了,虽说这个部队比较复杂,却也可以分类。这支老板队伍人数有数十万,从事的行业却不多。餐饮业是大头,其次是进出口贸易,接着是皮革箱包和服装鞋帽业。除这四个行业之外,其余的便是散兵游勇,老板的人数便少得多。如我有熟人在巴黎开首饰店,在纽约开礼品店,在多伦多开工艺品店,还有办麻将馆、洗衣房、中文学校、针灸诊所等等。 
  温州的老板五花八门,一时也说不清多少,“十个温州人,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之说虽然有夸大之嫌不甚确切,离事实却也不远了。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许多外地人对温州人的评语之一。确实,温州人并不高大威猛,也不大会豪言壮语,有的还现出一种木讷猥琐的神情来,往往会将人们的感觉引入歧途。一旦他们做出了大手笔的事业来,一如我前面提到的张老板和在北大荒承包几万亩农田温州农民,便会让人大吃一惊,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语。   
  游兵散勇与鲶鱼效应   
  房东当然也是老板。温州人不大爱炒股,却爱炒房。炒股费时费力,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并且需要一定的知识。炒房省力省时。不是有句顺口溜,与我前面提到过的“四大傻”属姐妹篇,叫做“四大背”(背时的意思),“炒股变股东,炒房变房东,泡妞成老公,练功练了法轮功。”炒房变房东,不管怎么样房子总在,一时卖不出去可以出租,也可以自己住,炒股变股东就麻烦了,可能你手中的股是垃圾股,会一文不值。所以温州人中股民不多,而炒房炒得杭州、上海这种大城市的房价都叫温州人给炒上去了。有消息说去年海南博鳌拍卖十六幢海滨别墅,都是开论坛会时外国元首住过的。价格每幢由几百万到一千多万元不等,大多数由温州人买走了。开始时还不知道,因为有些是北京公司过来买的,后来一打听,这些北京公司是温州人在北京开的。 
  房东老板也是不等的,工薪阶级省吃俭用,积蓄个几万元,去偏远的地方买个总价二十多万元的房子出租,用租金来还按揭款,他也当了老板。如前面所说的用上千万元买一幢别墅,交给酒店管理,租给来博鳌的大款游客居住,也是房东老板。但最多的是花个几十万到百把万元,在杭州或上海买套房子或写字楼出租,拿租金来补贴日用。候到房价飙升,就出手卖掉,再去买一套来。在温州这样的房东老板不少,而且大多是女的。老公做生意办公司或搞实业办工厂由他做去,自己拿钱炒炒房,既赚钱又轻松,我太太就炒过房,但似乎没赚多少钱。 
  我说过,温州的文人心眼活,报纸的编辑从广告和消息中看到了商机,就组织“购房团”,带他们到上海、杭州,如今又去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去购房。譬如《温州晚报》的购房团最活跃,举着旗子,大都是由中年妇女担纲,到哪个城市都很抢眼,中央电视台还发了消息。这一炒作便麻烦了,本来是个别的、静悄悄进行的事变成了沸沸扬扬,一些城市便认为房价飙升是温州炒房团惹的祸,开始遏制炒房了。如上海,定出房子未造好之前不许转手;有些城市规定二手房不可按揭等等。其实他们不知道,偌大的国家,温州人有多少?能掀起多大的浪?温州人的炒房仅仅是起一种“鲶鱼效应”而已,对房产市场的作用是促进,不应该遏阻的。 
  什么叫“鲶鱼效应”呢?卖鱼的人,特别是长途贩鱼的人都知道,也许他们不用这个词。一船舱的鱼或一大车的鱼,譬如说鲫鱼吧,在运输过程中主人往往会在里边放上几条鲶鱼。鲶鱼无鳞,黑黑的,嘴边有触须,生命力特强。长途运输过程中那些鲫鱼会昏头昏脑,很容易泛白,鲶鱼却会东游西窜,将一舱死水搅动,鲫鱼们便也兴奋起来,摇头摆尾,运到目的地还是活蹦乱跳的,否则便有可能是死鱼一堆。这就叫“鲶鱼效应”。 
  温州人的炒房在整个房地产市场所起的作用便是鲶鱼效应,很有必要。多年做房地产行业,我深知个中道理,如我在山东的房地产项目就给我这种启示。山东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并不活跃,我们所造的小区是全部竣工验收之后推向市场,人们才来挑挑拣拣的。一套总房价才二十万元左右(即每平米一千多元),有的人手头已经积到十八万,还是不敢来买。按揭?万一还不出钱不是房产要让银行收走吗?人们疑虑重重,说明市场一潭死水,直至去年才有点激活,我们的小区便卖光了。如果有温州人去炒一炒,市场会整个激活起来,要知道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前面说的这些人都是自生自灭的小老板,有的为养家糊口,并填补了市场的空白点。有的又是玩票,可以做时就做,不能做时就罢了。这些老板抗风险的能力不强,人数不定,有的可能今天是老板,明天又得去找工做了。也有的自炒房开始,后来自寻地块建房,成了真正的房地产商。这些老板我称之为老板中的散兵游勇,但老板队伍中少不了这批人,并且数量还不少,起的作用也很大,那就是所说的“鲶鱼效应”。   
  温州老板也不好当   
  话又说回来,有时,这种评语也应从反面来理解,特别是在温州本地。有的老板开的是奔驰、宝马,戴的是伯爵劳力士,穿的是BOSS,范思哲,一副大老板的派头。说不定他的目的是为借到钱,或者做给债主看的。某一天,突然他的企业关门大吉,他自己也随之影迹无迹了。前些时间,奥利士制衣公司,仕登制衣公司的突然倒闭,便在温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是大公司,媒体有连篇累牍的报道。欠的是银行的钱,虽说轰动,社会的影响不大。有的公司搞集资,社会上的许多人将自己的辛苦钱都放进去,为的是要点比银行高的利息,结果连本金都没了。比如2003年轰动温州的东方集团公司非法集资案,在温州沸沸扬扬。老板名叫苏方中,是温州崛起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为人精明能干,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个集团公司在温州拥有东风家具厂、东风城市信用社等企业,又在深圳搞房地产,建了一幢几十层的中南大厦。资金不够了,便搞非法吸储,温州的一些退休老干部都将自己的积蓄存到他们那边。结果这个公司破产了,苏方中也被提起公诉。那些老干部奔走呼号,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按照法律程序解决。公司破产后有多少资金回笼,债主按各自比例回收,据说只能拿到原值的二三成而已。 
  在这方面我也吃过一个亏,一位老朋友、老同事来找我帮忙,替他的儿子担保一笔小额贷款,二十万元。这朋友的儿子开一家童装公司,还有一点知名度,在上海、温州都有门市部,还代理法国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便替他担保了,结果他儿子两夫妇突然失踪,留下一堆烂摊子和一屁股债,我只能帮他还了这笔贷款。苦的是他手下的员工,据说都有集资,他们这一走,员工们都傻了眼,只能搬一些下脚的童装回去,又卖不了几个钱。早几年,在温州颇有名气的法国鳄鱼代理商郑建武也是如此突然消失,留下一摊债务,其中有不少是他的亲友借给他的,这也曾是街谈巷议的话题。 
  负债率过高的企业,一旦遇上不测的事,就很难运作,无法抗御风险。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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