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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集中管理之外，还有其它的并且更好的方法。不论在什么社会里，随时都会有一
部分人受到失业或收入减少的影响，但如果它是某种不幸的结果，而不是当权者存
心强加的，其使人掉价的程度肯定要少些。
不管这种经验如何痛苦，如果是在有计划的社会里的话，其痛苦必定会严重得
多。在那里，个人必须作出决定，不是某一个工作是否需要他，而是他是否对任何
事有用，以及有用到什么程度。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必须由他人来指定。
虽然人们将会忍受任何大都有可能遭到的痛苦，然而当这种痛苦是由当局作出
决定的结果时，人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忍受。如果我们只是一部无人性的机器中的一
个齿轮，这也许是不好的，但如果我们再也不能脱离它，如果我们被束缚在我们的
地位上，被束缚在为我们选定的那些上级的身边，那么情况就不知道要糟糕多少倍。
当每个人意识到他的命运是某些人有意地作出的决定的结果时，他对其命运的不满，
就会同他的这种意识一齐增长。
政府一旦为了公平的缘故而走上计划的道路，他就要对每个人的命运或地位负
责。
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我们都将要知道：我们日子之所以比他人过得好些或
坏些，并不是因为那些没有人加以控制和不可能肯定地加以预测的情况所造成的，
而是因为某些当权者希望这种结果。并且，我们对于改进我们的地位所作的一切努
力的目标，将不在于预测我们无法控制的那些情况，和对那些情况尽量地作出准备，
而在于设法使握有全权者作出有利于我们的决定。19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家们的梦
魇，即“除了通过政府之外，走向富裕的道路是不存在的”（1 ）那种局面，将会
实现到他们所想象不到的天衣无缝的程度——虽然这种局面在某些业已变向极权主
义的国家中已是极为司空见惯了。
※ ※ ※
政府一旦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个人和集团都要得到应有地位
这一问题，事实上就一定不可避免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
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
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
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
我相信，在俄国引用“谁战胜谁”这个有名短语的人就是列宁自己——这是在
苏维埃政权的初期，人民用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普遍问题的口头语（2 ）。谁计划
谁，谁指导并且支配谁，谁指定他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以及谁应得到由他分配给他
的那一份？这一切都必然地成为应由最高权力当局独自解决的中心问题。
一位美国政治的研究者，新近详尽探讨列宁的这一用语，并断言道，一切政府
的问题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倒并不
错。一切政府都要影响不同人们的相对地位，并且在任何制度之下，很少有我们生
活的某一方面不受到政府行动的影响，这些都是事实。政府无论有什么动作，总是
会影响到“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
然而，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区别要搞清楚。第一，可能采取特殊措施，而不知道
这些措施对特殊个人影响如何，因而也就不以这种特定的影响为目的。这一点我们
己经讨论过了。第二，正是政府行为的范围决定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所得到的每
一件东西是否都要有赖于政府；并决定着政府的影响只以便有些人将按某种方法在
某个时候得到某些东西为限，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之间的整个区别就在于此。
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对“经济与政治的人为的分离”的共同责难，以及他们
对政治支配经济的共同要求，突出地说明了自由制度和全面计划制度的对立。这些
词语大概不仅意味着经济力量现在可以用来醋啪昧α磕芄煌牙胝墓芾恚挥美创锏秸患眯砜傻哪康摹２还硪？
种制度，不单是只应有一种权力，并且，这种唯一的权力，即统治集团，还应当控
制人类一切的目的，特别是应当有控制社会中每个人地位的全权。
※ ※ ※
一个负责指导经济活动的政府，将必定用它的权力来实现某种公平分配的理想，
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它将怎样能够和将怎样运用这种权力呢？或者，将要或应当按
照什么原则来指导这种权力呢？对于即将出现和必须慎重地加以解决的很多具有相
对价值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呢？有没有一个为理智的人们可望同意的价
值尺度来证明社会的一种新的等级体系是正当的，并有可能满足对公平的要求呢？
对于这些问题，能够在实际上提供一个确切答案的，只有一个普遍的原则，一
条简单的规则；平等，即在凡是人力可以控制的一切地方的、一切个人完全的和绝
对的平等。
如果这被普遍地认为可取的话（ 姑且不论它是不是能行得通，也就是它是否能
提供足够的刺激作用） ，那么，它就会赋予公平分配这一模糊观念以一个清晰的意
义，并使计划者得到具体的引导。但是，相信人们一般会认为这种机械式的平等能
够受到的普遍的赞许，是极其荒谬的。从来没一个旨在完全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曾
经得到过有力的支持。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更加公平、更
加平等的分配。人们认真想要达到的唯一目标，并不是绝对意义的平等，而只是
“较大的平等”而已。
虽然这两种理想听起来很相似，但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它们却是极端不相同的。
如果说绝对的平等可以清晰地确定计划者的任务，那么要求较大的平等却只是消极
的，只是对现状不满的一种表示而已；只要我们不准备承认，有助于实现完全平等
的每一步骤都是可取的，那么它对计划者必须解决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提供什么答案。
这不是字面上的一种诡辩。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争论之点，它容易
被我们所用的类似词句所掩盖。对于完全平等的同意，可以解答计划者必须解答的
一切价值问题，而达到较大平等的公式实际上却不能答复任何问题。它的内容不比
“公共利益”，或者“社会福利”这些用语有更明确的意义。它并未使我们能够不
必在每一特定的场合里，在特定个人或者集团的价值之间作出决择，并且，它无助
于我们作出这种决定。它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要尽量向富有的人们索取一
切。但一到分配这种掠夺品的时候，问题依然如故，就好像〃 较小平等〃 这个公式
的从未被人想起过似的。
※ ※ ※
大多数人感到难以承认的是，我们不拥有能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标准—
—这种解决方式，如果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也比竞争制度提供的解决方式更能令
人满意。
对于“公道的价格”，或者“合理的工资”是什么，我们不是都有一些概念吗？
我们不能依靠人民强烈的公平感吗？即使我门此刻对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什么是公
平，或什么是合理的看法未必完全一致，但如果人民能够得到机会实现他们理想的
话，大众的意见不会很快就集中起来，成为更加明确的标准吗？
不幸的是，这种希望没有多少根据。我们所有的标准是从我们所了解的竞争制
度中得来的，并且在竞争消失之后，这些标准也必然迅速消失。我们所指的公平的
价格或合理的工资，就是依照惯例的价格和工资，就是已往的经验使人们期望得到
的报酬，或者，就是在没有垄断剥削的条件下将会存在的价格和工资。在这方面，
唯一重要的例外，就是工人们习惯于要求“他们劳动的全部生产物”，这是社会主
义学说最乐于追究的一点。
但今天却很少有社会主义者还相信，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每项产业的产品
都让由该项产业的工人来全部分享；因为这就意味着运用大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
比运用少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所得的收入要大得多，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将认为这
是很不公平的。现在比较一致的意见都认为这种要求是因为对事实作了错误的解释
而产生的。然而，一旦个别工人对“他的”全部产品的要求遭到拒绝，并且从资本
得来的全部利润必须分给全体工人时，怎样分配它的问题就会引起同样根本的问题。
究竟何为某种商品的“公道”价格和某种服务的“合理”报酬，如果需要的数
量真的可以孤立地确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它们可能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确定。如
果真的可以不必顾及成本而确定它们，计划者倒是可以设法弄清为了产生这么多的
供给量所必需的价格或工资是多少。但计划者还必须决定每种货物应生产多少，并
且在做出这种决定的同时，也把什么价格是公平的，或什么是应支付的合理工资确
定下来。如果计划者决定需要为数较少的建筑师或表匠，而这种需要可又由那些所
得报酬虽然较低，但仍愿意留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们来满足的话，那么，所谓“合理
的”工资就比较低些。在决定各种不同目标相对重要性的同时，计划者也就决定了
不同集团或个人的相对重要性。由于他不应该把人民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因此他
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并且有意识地让不同目标的重要性同其决定的种种影响保持
平衡。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对各种人们的情况加以直接控制。
这种解释适用于各种行业的相对地位，也同样适用于个人的相对地位。一般说
来，我们很容易把某一种行业或职业内部的收入想象为多少是一致的。然而，在最
有成就的和最无成就的医生或建筑师，作家或电影演员，拳术家或赛马骑手之间的
收入差别，以及在较大成功或较少成功的钳工或市场蔬菜种植者，杂货商人或成衣
匠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样大的。虽然无疑
有人企图用分门别类的方法把收入加以标准化，但差别对待不同个人之必要性仍然
存在，无论这是用规定他们个人的收入，还是把他们编列在某一类别内的办法来实
施的。
关于自由社会里的人们服从这种控制的可能——或者关于他们是否仍能保持自
由，如果他们服从了的话——我们已经用不着多说。就这整个问题而论，穆勒在将
近100 年前所写的一段文字，在今天来看，也同样适用。他写道，可以默认一种像
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
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已的爱憎与
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
为后盾的人们。
※ ※ ※
只要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人数有限的志同道合的团体的一种抱负，这些困难就
不一定会引起公开的冲突。只有在社会主义政策得到组成人民多数的许多不同集团
的支持，并被试图实际推行的时候，这些困难才会表面化。那时候，在各种成套的
理想中，究竟应将哪套强加给所有人，以便把国家的全部资源都用来为它服务，就
马上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由于成功的计划要求对主要价值产生共同的看法，因而
对我们物质上自由的限制就直接地影响到我们精神上的自由。
社会主义者，即其所产生的野蛮子孙的文明祖先，一贯希望通过教育来解决这
个问题。但在这方面教育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确实已了解到：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
伦理价值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
起的道德问题，持相同意见。证明某种计划是正当的这一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合理的
说服，而是接受信条。
其实，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最先承认：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要求普遍承认一个共
同的世界观，一套明确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发动一个受到这样一个单一
世界观支持的群众运动的努力中，首先创造出了这些灌输工具中的最大部分，这些
灌输工具也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