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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柏文蔚宠信的部下“反复再三”的胡万泰叛变，倒向袁世凯，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离皖，逃到南京。８月７日，安徽宣布取消独立。再次出任安徽都督秘书的陈独秀逃亡到芜湖。胡万泰倒戈反柏，芜湖驻军龚振鹏没有率部救应，其部下在芜湖杀人无度，陈独秀十分愤怒，和师长袁家声进了龚指挥部，指责他“按兵不动，是何居心？”
龚振鹏一听，命令部下：“给老子绑了。”龚振鹏曾是柏文蔚手下一个旅长，７月在高语罕家乡正阳关开会，两人为权位产生了矛盾，所以这次不救柏文蔚。对龚振鹏来说，陈独秀不过是柏都督的秘书，又是落难之人，有何资格当着他的部下的面指责他？袁家声见龚翻脸，慌忙阻拦，龚振鹏正在气头上，大叫：“一起绑了。”
龚振鹏的部下蜂拥而上，将陈独秀、袁家声绑了起来。陈独秀脸色变白，但口气很硬：“要枪决，就快点吧。”龚振鹏说：“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死个明白。出个布告，罪名是临阵脱逃，扰乱军心，明日里拉出去毙了。”陈独秀在皖已很有名声，范鸿偃劝龚振鹏：“陈仲甫是社会名流，杀不得。”但龚不听：“有什么杀不得？”定远人、旅长张子刚时任皖军副司令，他知道后，大吃一惊，连忙带领手枪卫士到了龚振鹏司令部。龚振鹏一见张子刚兵谏，胆怯了几分，没有敢立即下手。刘叔雅等人速派人送信给在南京的柏文蔚，请他火速来救陈独秀。柏文蔚见龚已起杀心，到了芜湖不敢贸然上岸。他在船上给龚振鹏写了一封信，说：“恳求龚兄刀下留人，以反袁世凯为重任。”龚振鹏见柏文蔚如此客气，乐得下了台阶，亲自赶到江边见柏文蔚，两人握手言和。
陈独秀得救后，勉强和龚振鹏拉了拉手，急急逃离是非之地，避往上海。
恨不得食其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爪牙倪嗣冲部冲进安庆，成了安徽督军。1913年8月27日，倪嗣冲派统领马联甲带人查抄陈独秀嗣父陈昔凡家。病中的谢氏忙叫延年、乔年从后门逃到渌水乡老家陈家剖屋躲难。当时昔凡去世不过百日，棺木还厝在家中。光绪进士、三等侍卫马联甲不愿久留，走时抢了一些陈昔凡的古玩字画。
“他是陈仲甫的儿子么？把他带走。”出门时，马联甲指着陈永年说。陈永年是庆元的小儿子，与延年同岁。永年吓得往谢氏怀里钻。谢氏气急地说：“不是。
他是庆同的侄子。”马联甲不相信，说：“侄子也和我们走一趟，真要是侄子，你找人来保！”延年、乔年连夜逃往渌水乡堂亲陈遐文家。陈遐文的妈妈把床拉开，在床里边搭个铺，把蚊帐撑着，让他们在里面睡了3夜。后来倪嗣冲、马联甲发现永年确系陈独秀侄子，同意由保人出面保出永年。谢氏见风声小了，叫人到乡下把延年、乔年找了回来。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通缉“二次革命”皖省重要革命党人。陈独秀冠之榜首。罪名是“均系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意谋叛之犯。”陈独秀在上海听说后，恨恨地说：“以我之气，恨不得食其人。”
冬日的一天，陈独秀拟了《新体英文教科书》写作计划，叹了一口气。以前是一张嘴，现在是四张嘴了。放下笔，陈独秀去亚东图书馆坐。家中已是揭不开锅，但他是条硬汉，轻易不张口借钱。汪孟邹见陈独秀坐了很久，知道他家又断炊了，说：“要拿一些钱吧？”陈独秀点点头。汪孟邹便拿一点钱，陈接了汪孟邹递过来的一元两元钱，再坐一会，回去了。
1914年春天的一日，汪孟邹告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杂志：“行严请王先生在上海搞发行，王先生告诉我的。”汪孟邹说。“我先给行严去封信，如果有了着落，我便去日本，总比在这里等着饿死好。这一个冬天，没有你，我们怕熬不到今日了。”因为有了新的希望，陈独秀点燃了一支香烟，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从日本来的消息并不好。章士钊计划旅行欧洲，而且，《甲寅》能否办下去，尚属天命。6月，天又开始热起来了。在烦躁不安的沉闷气氛中，陈独秀常常静卧在床上，睁着大大的眼睛，凝视着斑驳尘封的天花板。“真的要饿死吗？”高君曼小心翼翼地问。“天无绝人之路。”陈独秀安慰高君曼。接着又说：“现在，我倒真希望外人分割中国了。”
汝南晨鸡
1914年7月，陈独秀到了日本。章士钊说：“仲甫，你来了不是好事，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要过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穷就穷吧，不饿死就行”。陈独秀见到了章士钊，又恢复了昔日无拘无束的性格。
出入章士钊《甲寅》编辑部的有高一涵，易白沙和李大钊等人。24岁的李大钊是去年残冬季节冒着风雪来到日本的。春天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读书，住在下户冢的基督教青年会内。
一日，章士钊将自己署名为“烂柯山人”的《双杆记》递给陈独秀，请陈独秀写“序”。借给《双杆记》作“序”，陈独秀发内心之忧愤，写道：“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
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章士钊读后说：“仲甫，你谈个体权利与团体成立关系，言犹未尽。见你文章，有冲天怨气，似有一肚子话没地方说，不如痛痛快快写出来，和‘序’一块发表，免得心闷。”陈独秀一口答应了。
11月10日，《甲寅》1卷4号发表“《双杆记》序”（署名：独秀山民）和《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后文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从“人心者，情与智二者”出发，由中国人心较乱无情推出爱国心，无智推出自觉心，从而得出“二者”俱无，“国不必国”的不要国家的结论。陈独秀说：“国家国家，示行下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骂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独秀是谁？”因为陈仲甫第一次用“独秀”笔名，不知情的人纷纷打听，义愤填膺地写信到《甲寅》杂志社，口诛笔伐。章士钊拿着十几封信对陈独秀笑着说：“扰祸啦！扰祸啦！”一个读者在信中说：“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面有怒容，说：“这样批驳，才是真狂徒呢！都像这种疾呼爱国而无半点自觉性的人，亡国只是迟早。”章士钊点头赞同：“仲甫一石击起千层浪，能引起海内义士深醒，功在今日，且你本意是恨其不争，以唤醒沉睡的国人，所谓汝南晨鸡先登坛唤是也。”
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李大钊，对章士钊说：“仲甫的话，似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心丧气了。”章士钊沉吟了一会，说：“守常，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回头草弗啮也。有闲时，不妨也将你的话托出，从容讨论之，如何？”李大钊点头称是。
1915年初夏，汪孟邹从上海来信，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陈独秀回国。陈独秀去年走后，丢在上海的高君曼及两个孩子的生活主要靠汪孟邹照顾。一次，汪孟邹给高君曼送来陈独秀编的《新体英文教科书》的一点稿费，发现高君曼病卧在床上，脸色苍白。汪孟邹抱起哭作一团的小鹤年，连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赶紧叫仲甫回来吧。”高君曼连咳了几声，喉咙里一股腥味，用手帕捂住嘴，是殷红的一口血，汪孟邹赶紧倒了一碗开水让高君曼喝下，说：“我回去就给仲甫写信，血都咯出来，还等什么。”
这次回国，对陈独秀来说，是他生涯的转折点。在海船上，他酝酿自己创办一份杂志，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青年》杂志。
第四章 新青年（1915夏—1920。1）
若舟车之有两轮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隔日，陈独秀和汪孟邹谈到新办杂志事，汪孟邹说：“亚东图书馆已经担负了几家杂志发行任务，怕无力再接受新的任务。我有两位朋友，是弟兄俩，叫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不如明天我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陈独秀说：“那就试试吧。”
第二天，汪孟邹带陈独秀到了群益书社。陈氏兄弟表示愿意承担新杂志发行工作。但提出每期编辑费、稿费只能定在200元。陈独秀说：“200元就200元吧。”
一日，陈独秀到搬到上海的《甲寅》编辑部闲坐。章士钊拿出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说：“你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守常这篇文章颇有见解，我打算用在《甲寅》一卷八号上。”李大钊说陈独秀“义中厌世之辞，嫌自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劝陈独秀“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自迫于消极之宿命论”。陈独秀频频点头：“近日我在筹办新杂志，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至于宿命论，肚子一填饱，早已丢到爪洼国去了。”
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陈独秀对汪孟邹和陈氏兄弟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功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的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时评政，非其旨也”。
《青年》杂志创刊号刊出后，汪孟邹对陈独秀说，“我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此翁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冲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汪孟邹感到奇怪。“《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想不到竟是你的老乡。”陈独秀边说边找出几本《青年》杂志，要汪孟邹寄给胡适：“代我向他约稿，言语写恳切些。”
回到四马路惠福里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给胡适去信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梭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因更佳，至少亦有一种。”信中所说“炼”，即汪孟邹自称，“秋桐”指章士钊。
此后每新出一期，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说：“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穷于应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适第一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绩溪同乡汪孟邹几次来信，约他给《青年》杂志写稿。看了《青年》杂志上的陈君文章，胡适觉得这位安徽老乡在文学革命上有不少和自己相通之处，可谓神交。今日冒出文学改良的新思想，也急需找到新的知音。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此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也”。
收到胡适信，陈独秀高兴地对汪孟邹说：“适之第一次来信，就提出改造新文学的意见，使人耳目一新。”汪孟邹也高兴，给胡适写信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春日载阳
1916年初春的一日，阳光明媚，东风送暖，东京郊外高田村一间简陋民房“月印精舍”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和陈独秀《青年》杂志的感染，李大钊满怀激情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充满革命者活力的《青春》一文。“，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文章结尾，李大钊纵笔放歌，发出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守常其文如其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