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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汪孟邹来坐坐，陪仲甫说说话。
汪孟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他害怕提共产党。
中共“六大”（1）
1928年2月28日，胡适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本来是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忠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
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先生或不见怪罢？”
吴敬恒见胡适把自己写进思想史，很高兴，但提到陈延年的死，吴敬恒情绪很激动，说：“马克思煽出来那班恶魔，是会归天的。
言下之意，他对陈延年的死没有什么忏悔的。
不错，自己狂易了，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了，后者骂的是陈独秀等共产党。
胡适收到吴稚晖信，回信反对他“以暴止暴”，怪吴敬恒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
即此一分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了。
但胡适没有将信寄出。
3月，中央派人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陈独秀仍然享受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被大会直接点名出席大会。
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如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彭述之等人。
陈独秀不去，但他鼓励张国焘去。
春天，张国焘常到陈独秀处坐坐，发发牢骚。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部队打散后，逃亡香港，于去年10月中旬到上海。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反对暴动，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1月上旬作出《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一次，张国焘向陈独秀建议组织一个工农党。
陈独秀问：“工农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国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陈独秀对张国焘的建议十分感兴趣，但他觉得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
他说：“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
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
“但我们可以靠本国的力量啊。
“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
陈独秀感到，现在的经费来源比建党初期还要差，作为蒋介石，汪精卫通缉的要犯，陈独秀已无公开谋职谋生的自由。
他见张国焘情绪低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
中共中央“六大” 6月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英、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汪泽楷等人。
不少代表问陈独秀为什么没有来参加？瞿秋白解释说，我们和国际一直劝陈独秀来莫斯科，但陈始终不肯。
瞿秋白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瞿秋白口头报告有7万字，讲了很长时间。
张国焘因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代表，在“六大”上受到批评。
但他批判瞿秋白盲动主义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两人常大争特争。
布哈林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代表们在讨论报告时，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政党可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以反对封建和外来的敌人呢？……
我们试问一下自己：‘在中国革命的相当时期内，曾经有没有允许工人阶级在革命的相当阶段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呢？’我们的回答：‘曾经是有过的’……
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
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
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很大的收集我们自己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这种条件是曾经有可能的……
但是这希望的现实，是曾经以共产党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当先决条件的。
然而这种政治手腕的能力，在共产党方面却差得很远，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
布哈林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时，也批评了鲍罗廷，说“不过这是另一问题”。
他认为鲍罗廷有许多过错，如没把莫斯科寄到中国的训令传达给中共中央。
王若飞发言时反对把错误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应该由党中央集体负责，并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时，王若飞就在会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做法。
中共“六大”（2）
“六大”后，新任宣传部长蔡和森与总书记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等回国。
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对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了检讨，因而重新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王若飞留莫斯科。
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大”后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瞿秋白后来写道：“是否责任由他一个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
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
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
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蔡和森后来也写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
在井冈山创立根据地的毛泽东认为“六大”有进步意义，但他不赞成第三国际居高临下。
他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乔年牺牲（1）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枫林桥英勇牺牲。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
与乔年同时被捕的郑覆他、许白昊等商议准备利用敌人不认识乔年，使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
周之楚也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
周之楚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赶来营救。
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
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
最后，敌人准备杀害陈乔年、郑覆他、许白昊三人。
在将他们押走前，陈乔年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同志们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陈乔年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去年6月26日，29岁的哥哥陈延年在龙华被刀斩，弟兄俩牺牲时间相差不到一年。
姐姐筱秀从安庆赶到上海，料理弟弟后事，见到弟弟牺牲的惨状，筱秀伤心刺激过度，不久病逝，年28岁。
后事由汪孟邹帮助料理。
陈乔年牺牲时，爱人史静仪已怀孕在身。
后生下遗腹女。
（注：1969年史静仪去世时，曾嘱家人函告其妹和妹婿杨纤如帮助寻找。）一日，潘赞化到陈独秀家串门，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面前有两垛正在燃烧的表纸。
高君曼抽泣地说，“为延年兄弟家中设位，剪纸招魂啦。
陈独秀见潘赞化来，忙让坐。
他望着高君曼背影，摇摇头说，“迂腐”。
潘赞化不赞同，说，“人应有情，是该如此。
陈独秀一年内走掉三个儿女，但他不愿轻易在人前流露悲哀。
女儿病危期间，不能去探视，死后不能见遗容，加上大革命失败，“六大”的落选，国民党的通缉，50岁的老头子东躲西藏，陈独秀悲怆欲绝、欲哭无泪，身心在悲愤、惊吓和恶梦中煎熬。
秋季，原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从苏联回来，告诉陈独秀“六大”情况，劝陈独秀反对党中央。
陈独秀表示“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后接到留在莫斯科的王若飞转来的信，劝他不要消极。
“六大”后，中央仍然每月补助他30元生活费。
没有其他事，陈独秀重操旧业，相继编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斯大林不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11月初，他约瞿秋白、张国焘谈话，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
张国焘知道，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国际，说：“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
1929年春，陈独秀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找到住在北四川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见到了舅舅陈独秀。
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向陈独秀说了不少苏联的情况。
吴季严说，1926年7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今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去年中共“六大”开会期间，托洛茨基写《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中还说：“在领导上却发生了一种怪现象，简直是历史的悲剧，他们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共产国际的威权，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帮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
接着，吴季严谈到，东方大学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受到牵连，开除党籍好几百人。
吴季严也受牵连。
他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真有此事？”陈独秀睁大了眼睛。
“斯大林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适合，老托在苏联深受人民信仰。
陈独秀将椅子往前拉了拉，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很爱听。
于是，吴季严将他在苏联所听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大讲了一通。
临走，还将托洛茨基的文章丢下几篇。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如饥似渴地看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时他才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许多观点是支持自己的。
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
陈独秀读了托氏文章，像注入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
他没有想到，国际也不是铁板一块，他陈独秀的观点，在苏联也有人支持。
初夏，陈独秀去住在昆明路上的彭述之、汪泽楷家坐。
在彭述之家中，两人很快又谈起托洛茨基。
彭述之翻出两本小册子递给陈独秀，说是从尹宽处拿的。
陈独秀一看，是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乔年牺牲（2）
陈独秀迅速地翻了起来，说：“我那天从我的外甥处也看到了一些，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
彭述之说：“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哦，知道，离郑超麟家很近，是‘新宇宙书店’吧？我去过那里，有些好书。
“那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学生办的，这两本材料就是尹宽向他们借的。
“你是讲‘我们的话派’？”“是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梁干乔，看样子很能干，据他自己说，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见过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叫他回中国组织小组织。
此后，几个人常去彭述之、汪泽楷家讨论。
尹宽也常去。
尹宽是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