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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说：“农民自卫军上山更好些，同时我们要迅速发展乡村中党。
再问到陈独秀，陈答：“同意上山。
就在这天深夜，陈延年被刽子手用乱刀砍杀、五马分尸。
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次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信件和前天杨虎表彰吴稚晖的复信。
辞职（1）
1927年7月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给中国共产党以下指示：“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
我们认为，谭平山宣布休假的声明是错误的，是怯懦的；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2）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秘密紧急会议……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
为了不被驱逐，我们建议银行家（鲍罗廷）离开那里。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在拍发我的关于中国的长篇密码电报时，我既不知道唐生智的阴谋诡计，也不知道与此有关的武汉政府的行为……
只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弃他们。
应该尝试去掌握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并使之与今天的国民党上层相对立……
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最近的将来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联系起来。
根据斯大林的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当天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决定“鉴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份公开的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
对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7月7日来信，决定“此信备案待查”。
该信说，“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纠正……
最近一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
次日，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生气地说：“你们两个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
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过程的处境和‘使他们脚跟站稳’。
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
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
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
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
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
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
这是事实。
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
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
这也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中央……
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
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
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
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执行的原因所在……
怎样医治在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杂烩？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
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
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
算了，就此搁笔。
这天，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写信，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加速与武汉政府的决裂，同时要放弃反对它的运动。
头一天，蔡和森发表《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也认为“维持与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这是倒蒋的真正武器”。
考虑不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抓住把柄，隔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我将努力的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惟一正确的政策。
7月13日，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组织措施的建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召开全会，选出能保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方针的新一届政治局；在中共所有地方组织中广泛开展一场揭露前领导机会主义错误和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正确性的运动……吸收布林斯基、邵和邓同志参加党的领导工作的问题。”指任弼时、周恩来、邓中夏。
头一天，鲍罗廷见大势已去，执行国际6月中下旬改组中共中央的命令。
改组5人政治局，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为陪衬，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国际训令6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他没有马上执行，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国民党已公开准备叛变革命，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而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已在往武汉的途中。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向中央提交辞职书，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辞职（2）
任弼时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独秀临走时，任氏兄妹将他送到门外。
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秘书黄文容（黄玠然）随行，乘船到武昌，陈独秀住到与汪原放有联系的一家纸行楼上。
莫斯科不知道已经解除陈独秀的职务，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现在党中央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是自己的革命责职……
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
次日，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第八章 走向反对派（1927。7…1932。10）
撒翁（1）
1927年7月底的一天，陈独秀向临时中央提出的3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
但临时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8月7日上午，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
共产国际新派遣的代表罗明纳兹到汉口后，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骂张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领导人，并向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
鲍罗廷已经回苏联。
联共中央政治局7月21日决定：建议银行家立即动身回莫斯科。
会客厅的条凳上挤挤地坐着21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
新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个名单是根据蔡和森意见修改的。
国际代表与常委商量决定的出席名单，除加苏兆征、罗亦农，其余都是旧人，而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和毛泽东、彭公达等都不在出席之列。
蔡和森提议：“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临川休整部队，没有出席会议。
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
张国焘想邀请陈独秀参加，但罗明纳兹反对。
临时中央常委有两人不在场，只有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到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到处是枪杀共产党人的枪声，这个秘密会议越短越好，会议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李维汉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
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
在罗明纳兹发言后，代表们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接着开会。
这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
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
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大家都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惹笑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14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写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
重点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不敢请医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药。
一天晚上；陈乔年、汪原放都来了。
汪原放当时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任《国民日报》编辑。
陈独秀摇着扇子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
撒翁（2）
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乔年同意父亲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势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于是答应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到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陈独秀一听，忙叫黄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这时汪原放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