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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陈的观点得到维经斯基、加拉罕的支持。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说：“您给广州的电报指出过分迅速地向北推进是有危险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7月12日，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一间秘密处所举行。
陈独秀发言时，指责各地农运有左倾毛病，不同意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发展党团组织。彭述之发言时，拿出陈独秀彭述之联合提案，主张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这个提案遭到维经斯基和瞿秋白等人的反对。经过争论，大会推翻了陈彭提案。大会决议采纳了陈独秀关于北伐的意见，同意南方国民政府出兵，只是一场防御战。会议结束后，陈独秀住进了医院。会后，瞿秋白问羊牧之下面对决议的意见。羊牧之说：“下面反映这个决议太右了。”
陈彭联合提案，凑巧迎合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遭到了布哈林的批判。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所谓“新反对派”之间的矛盾，由1925年以来苏联国内围绕能否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争论引起。“新反对派”同时批评斯大林1926年以后在中国的政
策。斯大林很快战胜了“新反对派”，7月，季诺维也夫被赶出联共中央政治局。陈独秀发表反对北伐的文章后，读者黄世见写信给《向导》编辑部，质问陈独秀：“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吗？”
国民党黄埔特区党部认为陈独秀是阻碍北伐，给国民政府找麻烦，顾孟余说：“陈独秀是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嘛。”当时黄埔军校学生购买《向导》周报，黄埔特区党部下令禁止学生购阅《向导》周报，左派不答应，双方差一点发生火并。后来，黄埔军校学生会里一名学生再次谴责陈独秀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左派的痛击。
国民党中央党部李济深、孙科、张静江、顾孟余等人开会讨论这件事。李济琛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孙科说：“陈独秀同志讲北伐仓促，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一讲，张静江、顾孟余就不好给陈独秀戴上反对北伐的帽子，最后达成协议，由张静江给陈独秀写一封信。张静江写道：“陈独秀远在上海，没有根据地乱发炮，北伐向农民筹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陈独秀至少是糊涂其词，有投机权位之嫌。”
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8月9日和鲍罗廷谈话，肯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态度。
鲍罗廷说：“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我认为北伐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北伐的结果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维经斯基说：“在对待北伐的态度上，要宣传中央的立场，就像老头子在党的机关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样。”
在广州，彭述之向鲍罗廷和国际代表转告了陈独秀希望匀出5000支枪支武装农民的意见。鲍罗廷说：“现在将枪支分散给农民，就会影响打陈炯明，影响北伐。
”季诺维也夫运送枪械到中国，是教鲍罗廷等帮助资产阶级，不同意武装工农。
一天，苏联顾问加伦问陈延年：“在北伐中，我们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
陈延年请周恩来去上海请示中央局。周恩来到上海见到张国焘，张国焘也不敢拿主意，上次讨论是否北伐，陈独秀拍了他的桌子。于是两人一起去陈宅。陈独秀正在生病，独自一个人卧在床上，家里冷清清的。周、张两人拉了两张椅子，就近坐下，张国焘将周恩来的意思说了一下。陈独秀反问道：“加仑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加仑将军拿不准，希望中央局做出一个决议。”陈独秀又问：“你们广东区委的意见呢？”周恩来说：“我们这次来上海，主要是听取中央局意见。
谭平山他们以前在处理孙先生与陈炯明事情上有过教训，所以延年特意请我来一趟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陈独秀“嗯”了一声，点点头，他朝张国焘望了一眼，说：“我的意见，你们先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从陈独秀寓所出来，张国焘对周恩来说：“老头子一病，就消极了，他过去是很喜欢拿主张的。”
张国焘主持会议说：“陈先生叫我们拿意见，我们怎么拿呢？”彭述之说：“我主张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他在3月20日的行为已是反叛性质了。他这个人不赶走共产党是不甘休的。”张国焘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创造有利北伐的形势，如果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蒋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势。”彭述之反问张国焘：“你的意思是支持蒋介石了。我认为支持北伐与削蒋不是一回事。”“我主张在北伐战争中，对蒋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张国焘说。这个决议就这样通过了。
广州人的错误（1）
1926年 8月12日，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与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人员开会，陈延年、张太雷、沃罗夫斯基等出席。区委书记陈延年说：“这里的左派当中谁都不是什么东西，在3月20日到5月15日期间，共产党人成了为国民党效劳的走狗。那时国民党的左派说，共产党人是靠蒋介石养活的姘头，他们不敢反对蒋介石。左派提不出任何建议，我们认为，他们会在中央全会反对蒋介石的提案，但事实上他们却投票赞成这些提案……如果我们的地方组织犯错误，都那么可怕，如果中央犯错误那就糟糕了。”
维经斯基说：“难道不能早一些在全国范围内同中派作斗争，然后与国民党中央召开和平会议，然后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斗争。”陈延年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维经斯基说：“我们不是责怪您没有立场，这里的处境是艰难的。”陈延年：“我们同国民党一起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虽然我们都是东大生，但没有像在北方那样引起摩擦。中央还不理解我们，因此常常骂我们。鲍罗廷没有对我们的工作施加压力，总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中央毫无根据地怀疑，鲍罗廷在这里发号施令……彼得罗夫（彭述之）在中央说，这里的书记太一手包办了，但这是不对的。”维经斯基说：“这里用不着客气。我们一定了解实际情况，消除中央的意见。”
8月16日，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开会。鲍罗廷说：“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北伐？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当地的共产党人步步遵循这篇文章的精神……陈独秀文章现在已经在群众中造成麻烦。昨天，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跑来，真的跑来找我，建议我今天去他们那里讲讲话，以平息校内的激烈情绪……如果老头子的文章是纲领性的，那么它是错误的，因为它促使我们同蒋介石发生冲突。”
维经斯基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政治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陈的文章是在与我们的长时间交谈后形成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的北伐的惟一正确的立场。但策略性地运用这一政治上正确的方针问题要复杂得多。我同意鲍罗廷在这里所说的，即不要在广东围绕这篇文章展开广泛的斗争战线。”
鲍罗廷说：“关于党对北伐立场，你们应该不仅根据当地的机关报，而且根据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央的指示来作出判断。”拉菲斯说：“陈独秀的文章对于我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我们没有任何必要不接受这篇文章。若是我们大刀阔斧开展反对北伐的斗争，那就会产生危险。但文章中没有谈这一点。相反，它把注意力引导到内部的反革命上。为什么鲍罗廷觉得反对反革命必定会被认为是反对蒋介石呢？”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8月19日举行联席会议，张国焘、瞿秋白、陈延年、张太雷等参加。瞿秋白说：“在中央，在负责人当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彼得罗夫（彭述之）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反革命了，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同它（蒋介石）进行公开的斗争，而老头子认为，看来可以利用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军事独裁或许还对发展革命有利。这些问题需要弄清楚。”瞿秋白来广州前写文章赞成北伐，但陈独秀、彭述之拒绝在《向导》上发表。
回到上海，维经斯基写《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认为“广州同志的政治错误：3月20日以前，他们在广东加强了左倾空谈的政策，他们打算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彻底夺取整个政权机关……广州的同志往往指出，除了继续执行‘进攻方针’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办法来防止‘三·二○事件’。但这是完全错误的……”
报告写好后，9月16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维经斯基、拉菲斯、曼达良、福京、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任弼时、王若飞出席。
维经斯基说：“……由此产生了他们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策略和对中央指示的不满，由此产生了对他们12月27日的电报，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平分给共产党人和左派。”陈独秀插话：“我们没有收到这样的电报。”拉菲斯拿出他从鲍罗廷那里得到的电报复制件。
陈独秀说：“广州人（陈延年等）的错误是：（1）他们孤立地看待广东——没有考虑全国的形势；（2）看不到资产阶级的作用——否认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基础；（3）只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需要角度来看待国民党——只想建立左派政权……
要知道，我们已通过同国民党右派在12月份的谈判使他们同意继续与苏联结盟，不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而我们同意只在领导机构中发挥三分之一的作用。
但在5月15日以后，我们连这一点作用都没有了……广州人认为，同右派进行谈判导致了‘三·二○事件’。但要知道，在上海这里的谈判没有结束，因为我病了。孙科去广州是右派召他去的……中央采取的让步政策是正确的。”
彭述之说：“我完全同意老头子的意见。广州的同志有两种有害的倾向，他们不仅否定大资产阶级，而且否定小资产阶级……想让汪精卫回来，就是想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广州的错误部分是由于‘英国人’（鲍罗廷）的论点造成的，他只看到了军队和国民党。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派到那里去了，我们把那里的人吓坏了，而派到群众中去的人很少……蒋介石是‘英国人’的坏学生。”
广州人的错误（2）
回到上海，瞿秋白也写了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9月15日第三期摘要刊登了瞿秋白报告，部分涉及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关于国民党问题的分歧。不懂汉语的维经斯基后来通过莫斯科才知道这回事，生气地要陈独秀以后发表任何秘密材料之前，都先让他知道。当时，瞿秋白由于不同意陈、彭右倾方针，处于孤立状态。维经斯基追究瞿秋白的文章时，陈独秀则表示，即便蒋介石知道，内容上也没有什么。
9月上旬，北伐军打下汉口、汉阳后，陈独秀给粤特委写信主张，政府仍留粤。李大钊不同意，认为武汉局面一旦稍固，就应该迁到武汉，可以进逼北京政府，树北进之声威。他在9月8日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策所关甚巨，幸仲兄详加讨论决定之。”但陈独秀不主张广州政府迁到武汉。
这时，蒋介石委托胡公冕到上海邀陈独秀、维经斯基去汉。他担心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内部出现的迎汪抑蒋运动。胡公冕到上海后，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政治局委员9月20日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通报了给蒋介石的答复内容：蒋同汪精卫一起工作的3点理由：国民党中领导人剩下的很少，需要汪精卫来领导广州，汪精卫是蒋和军队中其他派别之间的缓冲器。此外，陈独秀提出，主张汪精卫回来，但反对推翻蒋介石；汪精卫应当和他一起工作；汪精卫不撤销5月15日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建议蒋介石首先提出汪精卫回来的倡议。维经斯基说：“对我们方面提出保留5月15日决议的问题提出疑问。”
陈独秀说：“蒋介石可能对我们有两种意图：（1）逼迫我们答应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支持他；（2）在前线召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席会议。应小心谨慎。”维经斯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