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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另一张病床上，中共“二大”执委高君宇因急性盲肠炎去世，年仅29岁。大家都在关注孙中山，高君宇逝世的消息被淹没了。
中共“四大”（2）
3月16日，张国焘到上海。“四大”后，彭述之得伤寒，蔡和森身体不好，中央局要张国焘到上海工作。到上海后，张国焘夫妇住闸北香山路中共职工运动会的办事处，与刘少奇、何宝珍夫妇为邻。这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张国焘等住在楼上，在楼下办公。
4天后，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分析孙中山去世后，段祺瑞政府联合国民党的右派，攻击它的左派。陈独秀写道：我们党的国民党的政策是，“利用各地悼念孙中山的会议，在广大群众中掀起国民革命运动，吸引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左派力量”。
谈到共产党的组织发展，陈独秀说：“我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1。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2。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陈独秀列举了《向导》周报以及各地党组织和宣传员的追加费用共1400元，以前核准是每月2250元，加上1400元，每月共3650元。陈独秀写道：“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
以后请给我们寄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苏联援助国民党的钱远远高于支持共产党的钱，而且，还存在未按批准的数额寄款的情况。但陈独秀不好抱怨。
鲍罗廷4月6日在北京写报告，认为 “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孙中山去世前几天，即3月8日，国民党右派冯自由、马素等成立俱乐部。3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冯自由等俱乐部组织成员开除出党。鲍罗廷因看重国民党内的左派，在提出我们面临7项基本任务中，没有一条谈共产党的工作。
看到鲍罗廷的报告，斯大林和维经斯基谈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已溶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
我对共产党人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表示遗憾……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维经斯基解释说：“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享有批评权，国民党本身的工作在很多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同志做的……”斯大林听了，感到惊讶。
和斯大林谈话后，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说：“鲍罗廷最近的通报并未使我们感到满意。第一，根据这些通报，很难想象在中国存在着在这个国家的解放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在鲍罗廷的报告中应该给予共产党的实际作用以相应的注意和位置……局势越来越复杂，所以准确地通报国共两党的关系和它们在这个国家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上旬，鲍罗廷在前往广州的途中，在上海停留几天。他同陈独秀等人开会，留下“互不信任、不真诚、耍外交手腕”等不好的印象。在许多问题上，鲍罗廷和陈独秀、中央局有严重分歧。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人数问题，中央提出7人，鲍罗廷为了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主张4人；鲍罗廷希望中央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向广州，陈独秀等则认为，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以及其他许多负责人已被派往广州，尽了最大的可能。
离开上海当天，鲍罗廷给加拉罕拍电报：“中央落后于对时局的领导，落后于在南北方的紧急任务，这就提出了成立由两名中央委员和两名其他积极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来直接领导重点地区工作的必要性问题。中央委员会也是不很愿意这样做的。”此外，鲍罗廷反对委托中共中央办理紧急预算。鲍罗廷提出，“最好由我们自己在中央委员会紧急工作委员会和国民党左派的协助下制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个紧密团结、有朝气的机关印象，罢工之类的地方事件，临时把它们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中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将从广州向您详细谈这个问题。”
5月28日，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5月30日发动反日游行示威。5月15日，发生了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事件，上海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白热化。陈独秀说：“在租界组织示威运动，是空泛和不切实际的，我担心没有多少群众参加，如果有三五百人参加示威，便是我们的成功。”李立三说：“我们可以下去发动，扩大社会运动势力。”恽代英说：“可以国民党名义，组织二三百人到各校演讲。”陈独秀决定去英美烟草公司等工厂。
隔日下午，2000多名示威群众行进到南京路时，遭到英巡捕开枪射击，打死11人，重伤10余人，造成“五卅”惨案。深夜，党中央在闸北横浜桥附近宝兴里的一幢旧式的两开间楼房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组织行动委员会，陈独秀任指挥。为配合罢市、罢工、罢课的反帝斗争，会议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瞿秋白任主编，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
6月1日上午，陈独秀、张国焘等参加了“上海总工会成立”大会；与此同时，周恩来、陈延年的广州区委领导了省港大罢工。隔日傍晚，瞿秋白从香山路总部回到闸北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热血日报》编辑部。明天是《热血日报》创刊日，瞿秋白将陈独秀写的《发刊辞》给郑超麟，说：“明天，报纸刊出后，老头子的朋友一定会看出这篇《发刊辞》是老头子写的。”郑超麟问：“他们怎么会看出是老头子写的？”“老头子惯用的字眼，有一些同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同。”
瞿秋白解释说。如“阶级斗争”，陈独秀喜欢写成“阶级争斗”。果然，郑超麟发现，上面有类似“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这样的句子。这年，陈独秀47岁，多年的忙碌使他明显的衰老了。因为在中央局年龄最大，所以大家背地称陈独秀“老头子”。老头子除了年龄大，还包含有当家的意思。
弄堂里还有一栋二楼二底的房子，是中央工农部的机关。陈独秀几乎每天要来这里办公。6月4日，陈独秀穿着衬衣，坐在白木长桌旁的长凳上看报，报头是瞿秋白写的。见大家兴奋，陈独秀问瞿秋白，“怎么了？”杨之华笑着说：“他说这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有效得多。”在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的努力下，《热血日报》在短短的几天里销数达30000份，每天有近百篇来稿。6月下旬，《热血日报》正办得红火时，大资产阶级首先动摇，停止了罢市斗争，《热血日报》出版24期后，也被查禁。国民党右派借机攻击共产党是在发动非共产党的战争。7月初，陈独秀在《广州战争之意义》一文中，声明“共产党只以在野党的资格，在某种事
件上号召民众援助国民党政府，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监督国民党政府”。
7月初，维经斯基经蒙古进入中国。他在给斯科尔尼科夫信中提到“五卅”运动：“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党由宣传小组状态转入做群众工作时，它的种种不足总是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至于说领袖，他们虽然也是共产党员，但都是第一次开始取得群众工作经验。”为了支持五卅运动，彼得罗夫在8月5—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上建议，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为中国罢工拨款10万卢布。
8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一辆轿车疾驰而来、嘎然而止。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及夫人何香凝缓缓下车，就在这时，六七个凶徒枪声大作，一阵枪烟弹雨之后，身中4弹的廖仲恺倒在血泊中，眨眼间暴徒无影无踪……
廖仲恺被刺杀后，陈独秀感到瞿秋白、任弼时等人坚持反戴季陶是对的。夏天，戴季陶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说共产党是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戴季陶是国民党头号理论家，小册子出笼后，流传很广，尤其在黄埔军校，立即得到新老右派捧场，形成了以戴氏理论为依据的右派势力。作为反击，在这之前，瞿秋白写了系统反驳戴季陶主义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月底，陈独秀写《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说：“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子，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此信在《向导》上分两期刊完。
哪有帝国主义（1）
1925年9月上旬，从苏联回来的聂荣臻等人到达上海。负责党中央秘书处的王若飞带聂荣臻等人去见陈独秀。到了陈家，陈独秀拿出一张纸，是已经分配好的名单。他说：“你们的分配去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先认识一下。”按照名单上的名字，陈独秀一个一个地问了情况。陈独秀说：“你们回来好哇！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人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具体岗位，到了广东区党委再定……到北方主要是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你们要参加国民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这个革命，使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好事情。”聂荣臻被分到南方，他想问，到黄埔以后工作怎么办？将来我们为着什么？但他发现，陈独秀不喜欢军事问题，大家谈在莫斯科学习军事的情况，他一言不发。在上海呆了一个星期，聂荣臻去广州。
五卅运动被军阀公开镇压后，工人的经济罢工也停止了。9月28日，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开幕。陈独秀说：“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暴露了只顾自己阶级利益的本性，不能与工人阶级战斗到底。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分化明显……”会议在形成决议文件时，没有点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等人的观点：“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参加会议的维经斯基承认，包括他在内的远东部以及陈独秀等人低估了农民对于中国现阶段革命运动的作用。但维经斯基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提出直至没收土地的更激进的要求，就不能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
就在四届二中全会开幕这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早在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提出了上述意见。瓦西里耶夫在9月21日给季诺维也夫信中，建议共产党放弃领导权：“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
与此同时，莫斯科加大了对国民党的财政支持。9月2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总额为1374896卢布28戈比的预示案，以资助学校、新建部队包括冯玉祥的部队。夏天，伏龙芝签名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将这年10月1日前的中国军政工作开支预示确定为765734卢布和231226美元，以支持派遣人员、黄埔军校、师团组建、冯玉祥部队等。莫斯科为什么给国民党财政支持呢？斯莫连采夫在关于向人民军和广州提供物质支援计划的说明里说：“将财政集中在政府手中，广州政府则能够偿还我们的债务。”
东方部负责人瓦西里耶夫担心陈独秀等人争取领导权，于10月2日四届二中全会闭幕后这天，从莫斯科给维经斯基写信，要他明确告诉共产党和陈独秀，放弃做领导的努力，否则，共产党不会放弃争取领导权的。会议闭幕后，陈独秀等回到上海，维经斯基留在北京，他和陈独秀的联系，是一周几次发电报指示。事后，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写信说，他对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错误政治方针的担心是合乎实际的。由于维经斯基已经看到了这点，所以问题不大了。但瓦西里耶夫不同意维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