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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并行的是，西方，在它对古典事物不加怀疑地崇拜的情况下，已在铸造硬币，不仅把它作为主权的标志，而且相信这种有凭有据的货币实际就是与思想中的经济相对应的货币。以完全同样的方式，甚至在哥特时代，我们就接受了罗马法及其将事物和实体性的量相等同的做法，还接受建立在作为量的数的概念基础上的欧几里得数学。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这三种理智的形式世界的演进，这种演进不像浮士德式的音乐以纯粹的、鲜花般盛开的方式进行，而是采取从量的概念中逐步获得解放的形式来进行。数学在巴罗克时代的末期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法学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它即将到来的任务，但本世纪将要完成这一点，为此就需要那在罗马法学家看来是法律的不言而喻的基础的东西，那就是，经济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内在一致性，还需要对此二者有着同等的实际的熟悉。在硬币中被象征化的货币的概念与古典的物权法（thing…law）正相一致，但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没有类此的一致。我们的整个生活是以动态的方式安排的，而不是以静态的和斯多葛主义的方式安排的；因此，我们的本质之物是力量和实施、关系和能力——组织才能和直觉的才智、信用、观念、方法、能量源——而不仅仅是有形之物的存在。我们的法学家的“罗马主义”物权思想，以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硬币出发的货币学说，与我们的生活同样地格格不入。我们通过效仿古典而直到世界大战来临时还在不断地积聚的巨额金属窖藏，实际上已经使它偏离了正轨而自演了一个角色，但它与现代经济的内在形式、任务和目标没有任何关系；即便因为战争而使它从通货中完全消失了，也不会因此而使什么东西有所改变。
不幸的是，现代国民经济是在古典主义时代建立起来的。正如只有塑像、花瓶和死板的戏剧才算是真正的艺术一样，只有压印得很精美的硬币才算是真正的货币。约瑟·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58年）设计风格优雅的浮雕和杯子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亚当·斯密提出价值学说的目的——就是，可感知的量的纯粹呈现。因为比照劳动量的大小来衡量一个物的价值，与把货币等同于货币的量的错觉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劳动不再是在一个效果的世界里发挥效用的问题，不再是这样的一种劳作，即在不同的情形下，其内在价值、强度和范围绝不相同；其传播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并且就像电场一样，能够被度量但不能被区分——而是效用发挥的结果，从纯粹物质的方面看，是完成了的东西，是一种除了它的量值外没有任何可值得注意的实在之物。
实际上，欧美文明的经济是在一种完全按其内在质量来区分的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比曾经在中国和埃及的情况还要严重，更别说古典世界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动力学的世界中，这不是空穴来风，在这个世界里，个人的劳动不是按欧几里得的方式递增的，而是彼此以函数的方式相互联系着的。纯粹的执行工作（只有马克思加以考虑过）实际上不过是创新、指挥和组织劳动的一种函数；其他工作的意义、相对价值、甚至按要求完成的可能性，全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已成为极少数才华出众的人物的创造，没有他们的高级劳动，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但是，这种成就是创造性的思维的成就，它并不是一种量，它的价值不能比照一定量的硬币来衡量。不如说，它本身就是货币——浮士德式的货币，亦即它不是铸造出来的，而是从一种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应看作是一种有效力的中心——而且，它就是那种生活的内在品质，能够把心中的想法提升到具有事实的意义。以金钱的方式来思考，就能产生出钱——这就是世界经济的秘密。当一个企业巨头在支票上填上一百万时，那一百万就存在了，因为这个作为一个经济中心的人物就是他能力范围内的经济能量得到相应提升的保证。这就是“信用”这个词对于我们的意义，除此而外，没有别的。但是，如果著名的“剥夺者剥夺”就是要从体力劳动者的创造中减去其出众的能力的话，那么，世界上全部的黄金也不足以赋予体力劳动者的行为以一种意义，因而也不足以赋予它一种价值；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那这些人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没有意志的、空的外壳。因而，事实上，马克思和亚当·斯密一样，也是古典的经济学家，也是罗马主义的法学思想的产物；他只看到那已完成的量，而没有看到函数关系；他想把生产手段与那些人区分开来，那些人的心灵，通过方法的发明，通过组织有效率的工业，通过取得出口市场，就能独立地把一堆砖块和钢铁变成一座工厂，并且如果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他们的力量是不会出现的。
如果有谁想对现代劳动发表一通高见，他就应当从思考所有生命的这一基本特征开始。在人们所过的每一种生活中，都有主体和客体，并且，生命越是重要，生命的形式越是丰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越是明显。如同每一种存在之流都是由少数领导者和大多数被领导者组成的一样，每一种经济也是由领导工作和执行工作组成的。马克思和那些社会伦理空想家的井蛙之见只是指出了一大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但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之所以存在，完全是由于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并且要把握这个劳动世界的精神，只有通过把握其最大的可能性。蒸汽机的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发明者，而不是它的火夫。思想才是至关重要的。
同样地，用金钱来思考也有主体和客体：即靠人格力量产生和支配金钱的人，以及靠金钱来维持生活的人。浮士德式的货币是从浮士德式的经济力学提炼出来的力量，它关系到个人的命运（在他的生命命运的经济方面），他或者本质上就是为了代表这种力量的一部分，或者相反地他只是这种力量的质量。
货币（3）
五
“资本”这个词指明了这种思维的核心——它不是价值的集合，而是使价值如此这般运转起来的东西。资本主义只是随着一种文明的世界城市的出现而出现的，它只局限在很小的一个圈子中，这个圈子中的人通过他们的人品和才识来代表这种出现；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反的就是地方经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无条件的优越性在古典生活中（包括这一生活的政治方面）是通过硬币来获得的，也就是说，通过硬币来产生静态的资本、起点或出发点，通过它的存在用一种磁性的吸引力来把财物一网打尽，全都吸纳到自身中来。资本主义具有账面价值的优越性，它的抽象体系通过复式簿记而迅速地从人身中分离出来，依靠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向前发展，由此产生出现代资本，以其力场把全球都网罗在内。
在它自己的那种资本的影响下，古典世界的经济生活采取了一种黄金流的形式，从各个行省流到罗马，再从罗马流到各个行省，而且它还一直在寻找新的、其已加工好的黄金储备尚未被“开发”的地区。布鲁图斯和卡修斯把小亚细亚的黄金用长列的骡队运到腓立比（Philippi）战场——人们可以设想，在一次战役之后，对营地的劫掠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行动——甚至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G。革拉古就从侧面提示过，从罗马运往各行省的酒罐装满了酒，回来的时候则装满了黄金。对外族的黄金财物的这种搜寻正相当于今天对煤炭的搜寻，后者在其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能源储备。
但是，同样地，古典世界对现时现地的渴望，只能以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理想、一种与政治原子化相对应的经济原子化去匹配其城邦理想。这每一种微小的生命单位都渴望拥有全然属于自身的、全然自足的、独立于其他所有单位且就在视觉所及的范围内（within the radius of visibility）流转的经济之流。与此相反的另一极便是西方的商号概念，商号被视作是一种完全非人格化的、非实体的力量中心，经济活动就从这一中心在各个方向流出涌向遥远的天际，商号的主人就像一个小宇宙一样，凭借其以金钱来思考的能力去占有和指挥——也就是控制——而不是代表这个中心。商号和商号主人的二重性是古典的心灵所完全不可想象的。
因此，如同西方文化代表着组织的最大化一样，古典文化则表示着组织的最小化。因为古典人甚至连组织的观念也是完全缺乏的。他的财政是已变成了规则和习惯的一种临时手段。雅典和罗马的富裕市民会为装备军舰所累。罗马营造官的政治权力（和他的债务）有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不仅操办了比赛、修建了街道和建筑物，而且为此掏了腰包——当然，他可以以后通过掠夺他的行省补偿回来。收入的来源，只有在开始需要收入的时候才会被想到，然后再根据当时的需要去搜刮——甚至以整个地破坏那些来源为代价——而根本不会考虑到将来。掠夺属于自身的神庙里的财宝，海盗式地抢劫自己的城市，没收自己同胞的财富，成了司空见惯的财政手段。如果有剩余，就分给市民——在雅典，除尤布路斯以外，还有许多人因为这种做法而深得人心。预算和其他任何财政政策一样无人知晓。罗马各行省的“经济管理”是元老院和财务官公开地和秘密地进行抢劫的一种制度，他们丝毫也不考虑支出的价值能否得到补偿。古典人从来不考虑系统地加强他的经济生活，而总是只注意到眼前的成果，实实在在的现金量。帝国的罗马如果不是运气好，能够在古老的埃及拥有一种千余年来只考虑其经济组织的文明，那它早就走向灭亡了。罗马人既不理解也无力应付这种类型的生活，但是，意外的是，埃及给这个费拉世界的政治占领者提供了一份取之不竭的黄金资源，这使得罗马人没有必要把本国的叛逆法令强加于它变成一个固定的习惯；这些屠杀形式的财政运作最后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3年，不久，埃及就被合并了。那时，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在小亚细亚搜刮了大量黄金，拥有这些黄金就意味着拥有一支军队，意味着对世界的统治，因此有必要对意大利两千名左右最富的居民处以极刑，把他们的头颅装在袋子里带到罗马广场来换取赏金。甚至连亲属、儿童、老年人，或从不关心政治的人都无一幸免。这样，他们就可以占有一大笔现金，否则的话，收益太少了。
但是，随着古典的世界感在早期帝国时代的消亡，这种以金钱进行思考的方式也就消失了。硬币再次成为商品——因为人们又过着农民的生活——而且，这也可以解释哈德良统治以后黄金何以会大量流向更远的东方，这一点迄今还是无法解释的。如同以黄金之流的形式出现的经济生活在一种年轻文化的高涨中已经归于消亡一样，奴隶也不再是金钱，而与黄金的退潮并行的是奴隶的大量解放，这是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起许多帝国法律徒劳地想要制止的——直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在他的著名的最高价格敕令（maximum tariff）中，货币经济不再是立足点，古典的奴隶类型也不复存在了。
机器（1）
一
技术同自由活动的生命本身一样的古老。只有植物——就我们所能看透的自然来说——是技术程序的纯粹舞台。动物，由于它是活动的，有一种运动的技术，因而它可以滋养和保护自身。
一个醒觉的小宇宙与其大宇宙——“自然”——之间的原始关系，就在于经由诸感官而来的一种触觉，这触觉可以从单纯的感官印象上升到感官判断，因而它已能以批判的方式（亦即甄别的方式）发挥作用，或换一个具有同样意义的说法，能以因果分析的方式发挥作用。然后，那已确定的一系列东西被扩大成为一个由最原始的经验——识别记号——所组成的、极其完整的体系，因为有了这一自发的方法，人们才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到得心应手；在许多动物的情形中，这种方法使它们具有了异常丰富的经验，还没有一种人的科学能够超越这类经验。但是，原始的醒觉存在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