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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这是伟大的事实上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且是字面上的方面。现在还须考虑其另一方面，即决定性的方面，种族的方面。民主政治的战士中若是没有真正具有领导天赋的人，那它就还只是停留在人们的心中，还只是停留于纸面上；对于这些具有领导天赋的人们来说——虽则他们可能意识不到，且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人民不过是一个对象，理想不过是一个手段。所有的，甚至是最不负责任的煽动方法——实质上，煽动与旧制度的外交完全是一丘之貉，但它设计了一支管乐乐队而非古老的宫廷音乐的乐队，为的是应用于群众而非应用于王公大臣，应用于粗野的舆论、情感和意志爆发，而非应用于有选择的心灵——都是由诚实而讲求实际的民主派设计出来的，传统的政党也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些方法。
然而，民主政治的进程的一个特征就是：那些深得人心的宪法的制定者从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设计的实际作用——罗马的“塞尔维乌斯”（Servian）宪法的制定者和巴黎的国民议会的创始人都没有想到过。由于他们的这些形式不像封建主义那样是生长的结果，而是思想的结果（而且也不是以对人和事的深刻认识为基础，而是以正义和公正的抽象观念为基础），于是，在法律的理智方面与那些在法律的压力下悄无声息地形成的实际习惯之间，就出现了一道鸿沟，这些实际习惯或是使法律适应实际生活的节奏，或是防止它们违背实际生活的节奏。只有经验曾经给过人们这样的教训，即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力量完全是两码事。而且只有在整个发展终结时，这一教训才会被人们所吸收。选举权越是近于普及，选民的权力就越小。
在一种民主政治开始的时候，阵地只为才智之士独占着。除了1789年8月4日的夜间会议和网球场宣誓，或除了1848年5月18日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国民会议，历史再也没有表现什么更高贵、更纯洁的事件——当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们，对普遍真理争论得太久，以致具有现实性的力量得以重整旗鼓，把这些梦想家抛在了一边。但是，与此同时，民主政治的另一种势力也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并提醒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当人们有钱时，才能利用宪法的权利。选举权甚至应当大体像理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去使用，这样的想法是基于一个前提，即缺乏任何有组织的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其财力所许可的范围内去影响选民。一当这样的领导出现了，投票除了成为群众对个别组织运用谴责的权利外，就不再有任何别的意义，它对于这些个别组织的结构最后连一点点积极的影响也没有。这同样适用于西方宪法的理想主题，即群众的基本权利就是去推选自己的代表——这只是纯粹的理论，因为实际上，每一发展起来的组织都在不断地招募队伍。最后出现了一种感觉：普选权中根本没有有效的权利，甚至连在两个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因为那些在其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强有力的人物，通过金钱，控制了所有言论和出版的智性机器，而且能够一方面越过政党随心所欲地指导个人的意见，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委任权、影响力和立法权去创建一个由死心塌地的支持者组成的坚固团体（“预选会”），这个团体排挤其他的人，并在团体内部诱发一种对投票的厌倦感，这种厌倦感最后甚至在重大危机发生时也摆脱不了。
表面上看，西方的议会式民主政治与埃及、中国和阿拉伯诸文明的民主政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后面几种文明对普选权的观念是全然陌生的。但实际上，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群众作为一种选民是“合乎形式”的，恰如它曾经作为一种服从的集体——亦即作为某一主体的一种客体——是“合乎形式”的一样，恰如它在巴格达是作为各种教派、在拜占廷是作为僧侣、在别的地方则是作为一支主力军队或一个秘密社团或一个“国中之国”而“合乎形式”一样。自由通常纯粹是否定性的。自由就存在于对传统、王朝、哈里发政权的拒斥中；但执政权立即毫不逊色地从这些制度过渡到了新兴势力手中——政党领袖、独裁者、总统、先知，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对于这些势力，群众继续无条件地成为被动的对象。“民众自决”是一个客套语——实际上，在一种普遍的、无机的选举权中，选举很快不再具有其原初的意义。等级和职业的成熟的旧秩序的政治消除越是彻底，选举的群众就越是无形式、越是软弱无力，它交到新兴势力即政党领袖手中的东西就越是完全。这些政党领袖通过一切智性的强迫机器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他们用尽方法彼此互争高下，结果，群众对那些方法既觉察不到，也不能理解；他们把舆论仅仅看作一种可以捏造、可以用于相互打击的武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过程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它促使每一个民主政治在自杀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古典人民（德谟、民众）的基本权利，曾扩展到了对最高的国家职位和司法职位的掌控上。对于这些权利的行使而言，人民在其广场上是“合乎形式”的，在那里，欧几里得式的、作为点的群众亲身集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以古典的方式施加影响的政治过程的对象；也就是说，通过有形的、切近的和诉诸感官的手段——比如：通过作用于每一只耳朵和眼睛的修辞的手段；通过许多会使我们感到厌烦且几乎难以容忍的手法，如就像演练好的啜泣效果和捶胸顿足的动作；通过对观众恬不知耻的奉承，以及有关敌手的无稽谎言；通过华美辞章的运用和以游戏与礼品而作的热烈的收尾（针对这种场合和这种目的的这类玩意可谓应有尽有）；通过威胁和打击；但尤其是通过金钱。我们在公元前400年的雅典就见到了这些手段的发端，而达到骇人听闻的顶点则是在恺撒和西塞罗时代的罗马。跟各处一样，选举已从阶级代表的提名变成了政党候选人的决战场，变成了为金钱干预准备好的竞技场，并且，从扎马战役以后，金钱投入是越来越多。“能够聚集在个人手中的财富越多，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就越是发展成为钱的问题。”这是无须再去多说的。不过，在更深的意义上说，把这称之为贿赂又是错误的。这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这是民主精神本身达于成熟时注定了必然要采取的形式。在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改革（公元前310年）中——他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主义者，是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集团一类的宪政空想家——毫无疑问是名实相符的选举权改革，这种改革完全不是一种为己党谋私的计谋——但其结果却只为那类计谋开辟了道路。在这一改革方案中，本来没有种族品质出现，但自一运用开始，就出现了这个东西，并且很快地就强行取得了完全的支配地位。毕竟，在金钱独裁的时代里，把金钱的利用视作是堕落的标志，是不太公平的。
在罗马担任公职，从其产生的过程需经由一系列的选举形式开始，就要求有巨笔的资金，以至于每个政治家都不免要向其周围的伙伴告贷。营造官的情况尤其如此，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必须在他的公开博弈的排场上胜过他的前任，以便日后能得到观众们的选票。（苏拉在他第一次谋取行政长官的职位时失败了，恰恰就是因为他以前没有做过营造官。）此外，为了讨好那些游手好闲者，还需要每天带着一大帮随从在广场上露面。有一项法律禁止豢养拿报酬的家臣，但是，上流社会为了争取人气，不得不借给他们钱，推荐他们充任公职和商业职位，为他们支付诉讼费，这样，为了在广场上有同伴同行，为了有他们一起出席每天的应酬，上流社会所费反而更多。庞培是半个世界的“恩主”（patronus）。从皮西诺姆（Picenum）的农民直到东方的国王，都由他代表，归他保护，这就是他能与克拉苏的无息贷款和追随这位高卢征服者的每个野心家的“虚荣心”（gilding）相抗衡的政治资本。设宴款待整个选区的选民，或是免费招待他们观看角斗士表演，甚至＇像米洛（Milo）那样＇把现金送到家里——诚如西塞罗所言，传统道德，荡然无存。竞选资金达到美国那样的规模，有时甚至达上亿个塞斯特斯（sesterces）；尽管罗马可用现金的储备很充裕，但公元前54年的选举却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占用了，以致利率由百分之四上升到百分之八。恺撒做营造官时的开销很大，以致在债主允许恺撒动身前往他的行省之前，克拉苏不得不在两千万的债券上为他签名作保；并且，由于恺撒在候补大祭司职位时过分滥用了自己的信用，以致一旦候补失败就会使他毁灭，因此他的对头卡图鲁斯（Catulus）可能认真地考虑过出钱收买他。但是，对高卢的征服和开发——这也是基于财政动机而从事的——使恺撒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事实上，法萨卢斯（Pharsalus）战役就是为此而事先打的一场胜仗。因为，跟塞西尔·罗得斯一样，恺撒积聚这上亿的钱财就是为了权力，而不是像威勒斯（Verres）甚至克拉苏——他们首先是一个理财家，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那样是因为贪财。恺撒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没有金钱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宪法上的权利就无从谈起。当庞培还在梦想着他一跺脚就能唤来几个军团的时候，恺撒早就用他的钱财把梦想化成了现实。然而，必须明确地懂得，这些方法并不是恺撒首创的，他不过是发现了它们已然存在而已，他使自己变成了它们的主人，但从没有把自己与它们等同。实际上，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依照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已经化成了围绕着人组织起来的个人追随，那些人追求私人的政治目标，善于运用其时代的政治武器。
在这些手段当中，除金钱以外，就是法庭的影响。由于古典的议会是采取投票、但不加讨论的方式，因此在公共讲坛前的审判，就成为政党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说教的学校中的学校。年轻的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就是从控告开始，如果可能，还是从歼灭某些大人物开始，例如十九岁的克拉苏就歼灭了大名鼎鼎的帕皮里乌斯·卡波（Papirius Carbo），后者曾是革拉古兄弟的朋友，但后来倒向了豪门贵族的一边。这就是为什么加图不下四十四次被审讯的原因，尽管每一次都无罪释放了。在这些事件中，所指控的法律方面全然是从属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法官的党派倾向、担保人的人数以及支持者的多少——证人的数目实际上只供炫耀而已，为的是使原告在财力上和政治上的势力受到注意。西塞罗攻击威勒斯的演说的全部意图，就是要在高超的伦理热情的掩饰下让法官相信把被告判罪是合乎他们那一阶层的利益的。依照古典世界的一般看法，法庭的存在不言而喻是为私人利益和党派利益服务的。在雅典，民主派的控方在发言结束时习惯于提醒从人民中推举出来的陪审官，说如果他们判富有的被告无罪，他们就会丧失应得的报酬。罗马元老院的巨大权力主要地就在于他们占据了司法的（陪审官的）每一个席位，故而掌控了每一个公民的命运；因此，公元前122年革拉古立法把司法权交给骑士团，把贵族——即官吏阶层——交给金融界，是有深远意义的。公元前83年，苏拉在剥夺金融巨头的权利的同时，把司法权还给了元老院，当然是作为政治武器还给它的，于是，执权者的最后决斗在不断变换选出法官的过程中找到了另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古典的政治方式，尤其是罗马的广场，是把民众当作一种有形的实体聚集在一起，然后驱使民众按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同时代的”英美政治，则是通过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一个具有智性的和财政的张力的势力范围，在那里，每个个人都无意识地各就其位，因而他的思想、意志和行为都必须遵照一个不在身边的人物所认为合适的方式。这就是动力学与静力学、浮士德式的世界感与阿波罗式的世界感、三维空间的热情与纯粹可感的当下之间的对立。人们再也不必面对面说话；出版及其同行新闻电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全部的民族和整个大陆的醒觉意识置于由论点、口号、观点、情景、情感所汇集成的震耳欲聋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一个自我（Ego）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智性的东西的纯粹函数。从政治上看，金钱并不是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它不会把自己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