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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的各个国家，第三等级的政治的这两个方面——理想的方面和现实的方面——都是在英国逐渐兴起的。只有在这里，第三等级才有可能避免这样一种必然性，即为了摧毁绝对国家，并在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它让自己走向另一种绝对国家。因为在这里，第三等级可以成长为第一等级那样的强大形式，在此它找到了一种已充分发展的利益政治的形式，它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从那种利益政治的形式中借用一种无需改进的传统战术。这里是真正的、根本无法模仿的议会政治的老家，它以岛国地位而不是国家作为其出发点，以第一等级而不是第三等级的习惯作为其背景。进而，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这种形式在巴罗克的全盛时期已经成长起来了，因此在那个时期出现了那种音乐。议会类型和内阁外交类型是完全同一的；它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这种反民主的根源。
但是，也正是在英国的土壤上，理性主义的口号一个接一个全都冒了出来，它们与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的原则的关系相当紧密——例如休谟就是亚当·斯密的老师。这种理性主义所谓的“自由”，不言而喻，指的是智性的自由和贸易的自由。事实的政治与对抽象真理的热情之间的对立，在乔治三世（George Ⅲ）时的英国是不可能的，可它在路易十六时的法国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曾反驳米拉波说，“我们要的是我们的自由，这自由不是作为人类的权利，而是作为英国人的权利。”法国的革命观念无一例外地接受自英国，如同它从西班牙接受了其绝对君主制的类型一样。法国赋予了两者一种辉煌的、淋漓尽致的形态，被欧陆的广大地区视作典范，但对两者的实际运用，它并没有概念。对资产阶级的口号在政治中加以成功利用，首先得统治阶级有一副敏锐的眼光，能够看透那欲夺取政权、但得到权力后又不能很好地掌握的阶层的心智素质。因此，在英国，这种利用是成功的。但也还是在英国，金钱被毫不犹豫地用于政治中——不是指在西班牙或威尼斯类型中所习见的对个别上层人士的贿赂，而是指对民主力量本身的“哺育”。在18世纪的英国，先是议会选举，接着是当选的众议员的表决，全都被金钱系统地控制着；英国也发现了出版自由的理想，与之同时还发现：谁掌握了出版，出版就为谁服务。出版并不传播“自由”舆论——它只是制造“自由”舆论。
心智与金钱，两方面合起来就构成了自由主义（广义上的）；那就是：生命摆脱了束缚于土地的限制——不论这限制是特权、是形式，还是情感——的自由；心智进行各种批评的自由；金钱进行各种商业活动的自由。但是，两方面也都毫不犹豫地把目标指向某一阶级统治，一种根本不承认国家至上的统治。心智和金钱都是无机的，它们需要国家，但不是把它作为高级象征主义的成熟形式加以尊敬，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发动机使其服务于某一目的。因而，这些力量与投石党主义的力量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因为后者的反应是保卫古老的哥特式的生活方式和“合乎形式”的存在方式，以对抗闯进来的巴罗克式的生活方式和“合乎形式”的存在方式——而现在，这两者都处在守势，几乎无法分辨。必须一再强调的是，只有在英国，投石党运动不仅在公开的战斗中解除了国家的武装，而且以其内在的优势解除了第三等级的武装，从而达到了民主政治所能达到的第一流的形式，这一形式既不是计划出来的，也不是摹仿得来的，而是自然地成熟起来的，是一个古老的种族和一种未被破坏的自信的巧智（它能适应因时间变迁造成的每一新手段的运用）的表现。就这样，英国议会在参加绝对国家的王位继承战争的时候，就带着商业目的把它们当作经济战争来处理。但是，内在地无形式的非等级对于高级形式的不信任感是如此之深，以致它随时随地都准备以独裁的手段来挽救它自己——从一切形式中解救它的自由；独裁是不承认什么规则的，因此它敌视一切成长起来的东西。然而，由于它的机械化的倾向，它是合乎心智和金钱的口味的——例如可以想一下罗伯斯庇尔所开始、拿破仑所完成的法国国家机器的结构。为了一种阶级理想的利益而实施独裁统治，是合乎卢梭、圣西门、罗德贝尔图斯（Rodbertus）和拉萨尔（Lassalle）的心意的，如同它也曾合乎公元前4世纪古典的空想家——例如《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中的色诺芬和在《致尼科莱斯》（Nicocles）中的伊索克拉底——的心意一样。
但是，罗伯斯庇尔的名言“革命政府是自由对zhuanzhi的专政”所传达的意思远不止于此。它表露了一种令所有的多数派震动的深刻的恐惧，他们在重大关头总觉得自己“不合乎形式”。一支在纪律上已经涣散的联军轻易地向当时偶然脱颖而出的领袖拱手让出了权力，其范围和性质是合法的指挥所不可能获得的，如果是合法的，那将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在更大范围内说，每一刚开始的文明所处的地位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比无形式的力量的崛起更能有效地揭示出政治形式的没落，从其最显著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很便当地指出拿破仑主义。黎塞留和华伦斯坦的存在，是何等完全地包含在其时代不可动摇的根源中啊！而英国革命，在其外表的无形式之下是多么富有形式啊！在此，恰恰相反；投石党是为了形式而战斗，绝对国家是合乎形式，资产阶级则是反对形式。仅仅废除一种已经过时的秩序，一点也不足为奇——克伦威尔和第一次僭主政治的领袖们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可见形式的废墟背后，不再有不可见形式的实体；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在那些废墟的周围或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为新的创造提供自明的、必需的基础的；他们别无选择，只好用一种偶然的政体来取代一个有着高度传统和经验的政府，这偶然的政体的未来不再牢固地建立一个缓慢地、彻底地受过训练的少数人的品质之上，而是整个地依赖于适时的继承人突然出现的机会——这些就是从文化到文明这种时代转变的显著特征，因而，那些能够比其他国家更长久地保持一种传统的国家，可以几代人一直享受到巨大的优势。
第一次僭主政治在非贵族的帮助下使城邦趋于完善；而非贵族现在却借第二次僭主政治的帮助毁灭了城邦。作为一种观念，城邦在公元前4世纪的有产者的革命中消亡了，可尽管如此，它仍作为暂时性的力量的一种安排、或一种习惯、或一种工具而留存下来。古典人事实上从未停止在政治方面以城邦的形式去思考和生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也不再是一个可尊可敬的象征，就如同自拿破仑几乎成功地把他自己的王朝变成“欧洲最古的”王朝以后，神圣的王权在西方已不再受到尊敬一样。
进而，在这些革命中，也像在古典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只有局部的和暂时的解决——而不会出现象法国革命从巴士底狱到滑铁卢那种壮观的情景——并且，在它们那里，场景甚至更为惨烈，因为在这种文化里，由于其基本上欧几里得式的情感，使得党派对党派的（禁止）冲突似乎是唯一的可能，使得失败者的一方的结局的唯一可能，不是像西方那样被功能性地归并到胜利者的体系之中，而是斩草除根，彻底地毁灭。在科西拉（Corcyra）（公元前427年）和阿尔戈斯（Argos）（公元前370年），有产阶级被成群地屠杀；在列昂提尼（Leontini）（公元前422年），他们被下等阶级驱逐出城外，那些下等阶级和奴隶一起理政了一段时间——因为怕他们回来报复——就全部撤出，移民到了叙拉古。从上百次这样的革命中逃亡出来的人涌进了城市，为第二次僭主政治补充了雇佣兵，并侵袭着海陆交通线。重新收容这些流亡的散兵是“狄奥多西”及后来的罗马人所提出的和平条约的通常特征。但是，第二次僭主政治本身用这种行动保证了自己的地位。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Ⅰ）（公元前407～前367年）取得对叙拉古的统治权——这个城市的上流社会以及雅典的上流社会集中了希腊最成熟的文化，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三部曲就是公元前470年在这个城市里创作的——靠的是大批屠杀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收他们的财产；接着又把人口全部重组，在上层是把大宗财产赠与他的追随者，在下层则是把奴隶提升为市民，并把受难者的妻女分配给他们（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跟富有特色的古典方式一样，这类革命的这种运作总是只会导致数目的增加，而不会导致势力范围的扩大。这种革命可谓数不胜数，但每一次都纯粹是为了自身而进行的，且只在自身的某一个点上来进行，只有它们彼此属于同时代这一事实才使它们具备了一种集体现象的特征，那也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拿破仑主义也一样；在此，再一次，一种无形式的统治第一次把自己提升到国家的架构之上，但又不能达到完全的、本质上的与国家脱离。它依靠军队的支持，与已经失去了其“形式”的邦族相反，军队开始觉得自己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这就是从罗伯斯庇尔到波拿巴（Bonaparte）的短命历程——随着雅各宾党人的垮台，重心就从行政方面移到了野心勃勃的将军们身上。这种新趋势在西方的扩展有多么的深远，可以从贝尔纳多特和威灵顿（Wellington）的例子看出来，更可从1813年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的《告吾民书》的故事中看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国王若不坚决跟拿破仑决裂，王朝的生命就会遭到军人的威胁。
第二次僭主政治的这种违宪行动也表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阿尔西比亚德和来山德在各自城市的武装部队中所占的地位上，这种地位与城邦的基本形式是不相容的。前一位是一个失去官职的逃亡者，并违背国内当局的意旨，从公元前411年起事实上指挥着雅典的海军；另一位尽管根本不是斯巴达人，却觉得自己是一支忠于他本人的军队的完全独立的首领。公元前408年，两强为争夺爱琴海世界的海上霸权而展开的竞争就是采取这两个人之间竞争的形式的。在这以后不久，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建立了第一支大规模的职业性军队，并采用了战争机器（炮队）——这是一种新的形式，它成了“狄奥多西”以及罗马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的精神凭其自身就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国家多大程度上是它的军队的主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它的军队的工具。事实上，从公元前390年到367年，罗马政府就完全掌控在一个军事委员会的手中，这一事实相当明确地显示了军队是有自己的政策的。众所周知，亚历山大，这位第二僭主政治中的浪漫主义者，也越来越受到他的将军的影响，他们不仅强迫他从印度撤退，而且理所当然地瓜分了他的遗产。
这实质就是拿破仑主义。那种把个人统治扩展到不是由民族或法律而是仅仅由军事和行政的纽带结合起来的地区，其做法也是这样。但是，扩张本质上与城邦是格格不入的。古典国家即是一种不能有任何有机的扩展的国家，因此，第二僭主政治的征服就把自己分解为两种政治单位的并置，即城邦和臣服的领土，它们的结合最初是偶然的，且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希腊化－罗马世界的奇异景象就是这样出现的，其真正的意义迄今还未被认识——那不过是一圈边界地区，其中有一堆的城邦，尽管面积不大，可国家的概念本身，“共和国”（res publica），仍然像过去一样是专属于它们的。在这些地区中间（实际上，就每个个体而论，领导权是在一个点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