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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做出的研究相比，实在是太可怜了。
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一个漫长的“墨洛温”（Merovingian）时期以后——这个时期在埃及是显而易见的——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在尼罗河下游和幼发拉底河下游极其有限的地区出现了。在这两种情况中，早期和晚期之间的那些区别，很久以前就已被贴上了古王国和中王国、苏美尔（Sumer）和阿卡德（Akkad）的标签。埃及封建时期——以一个世袭贵族阶级的建立和旧王权的衰落（自第六王朝开始）为标志——的后果，同自懿王（I…Wang）（公元前934～前909年）开始的中国文化的青春时期的事件进程和自皇帝亨利四世（Henry Ⅳ）（公元1056～1106年）开始的西方文化的青春时期的事件进程，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以至于对所有这三者作统一的比较研究，是值得冒险一试的事。在巴比伦的“巴罗克时代”的初期，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人物萨贡（Sargon）（公元前2500年），他推进到了地中海沿岸，征服了塞浦路斯，并和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及查理五世（Charles Ⅴ）一样自封为“四方之王”。接着，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尼罗河流域和更早一些时候在苏美尔－阿卡德，我们看到了第一批文明的出现。在这些文明中，亚细亚文明显示了巨大的扩张力量。“巴比伦文明的许多成就”（正如许多书中所说），许多同测量、计数、计算有关的事物和观点，可能流传到了北海和黄海。许多印刻在工具上的巴比伦标记，在日耳曼的旷野甚至被尊崇为一种有着神奇魔力的象征，并因此可能产生了某种“早期日耳曼”的装饰。但是，与此同时，巴比伦地区本身却三易其主。喀西特人（Kassites）、亚述人（Assyrians）、迦勒底人（Chaldeans）、米底人（Medes）、波斯人（Pers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所有这些在精干的领袖统治下的小型武士集团，在首府轮流坐庄，而未遇到它的居民的任何真正的抵抗。
这是“罗马帝国”类型的第一个例证——不久在埃及也出现了相似的例证。在喀西特人统治时期，统治者是由禁卫军拥立和撤换的；亚述人和晚期罗马的军人皇帝——康茂德（modus）以后——一样，延续着旧的宪政形式；波斯王居鲁士和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则都把自己看作是帝国的管理者，米底人和伦巴第人（Lombard）的武士集团，则把自己看作是异族环境中的统治民族。但是，这些都是法律上的而非事实上的区别；在意图和目的上，塞普提姆·塞弗茹斯（Septimius Severus）的非洲人军团和阿拉里克（Alaric）的西哥特人军团并无区别，而在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战役时，“罗马人”和“蛮族”已经变得几乎难以辨别了。
公元前1500年以后，出现了三种新的文化——首先是上旁遮普的印度文化；接着是百余年以后出现在黄河中游的中国文化；再接着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出现在爱琴海的古典文化。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夏、商、周三个伟大朝代的论述，在许多方面同拿破仑把自己视作是继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s）、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s）和卡佩王朝（Capetians）之后的第四王朝如出一辙。实际上，在每一情形中，第三王朝与贯穿于其全过程的文化是共存的。当公元前441年名存实亡的周王成为 “东周公”（Eastern Duke）的一个国家奉养者时，以及当公元1793年“路易·卡佩”（Louis Capet）被处死时，在这两种情况的每一种情况中，文化皆过渡到了文明。商朝晚期有一些十分古老的铜器被保存下来，其对后代的艺术的关系，与迈锡尼时期的陶器对古典时代早期的陶器、以及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艺术对罗马式艺术的关系，完全相同。在吠陀文化、荷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青春时期，在它们的“行宫”（Pfalzen）和“城堡”（Burgen）、骑士制度和封建领主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哥特时代的整个意象；“共主时期”（盟主，公元前685～591年）恰恰相当于克伦威尔、华伦斯坦和黎塞留（Richelieu）的时期，亦相当于希腊世界的第一次僭主政治时期。
公元前480～230年这个时期被中国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战国时期”；其发展之顶峰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连年战争，各路大军带来了可怕的社会动乱，由此而产生了中华帝制的创建者“罗马式”的秦国。埃及经历这个阶段是在公元前1780年到1580年，其最后一个世纪是“喜克索人”统治时期。古典世界经历这个阶段是从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公元前338年）开始，并在革拉古兄弟（the Gracchi）（公元前133年）到亚克兴（Actium）战役（公元前31年）这段时间达到了恐怖的顶点。这也将是西方欧美世界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命运。
在这个时期，文化的重心转移了——古典世界从阿提卡转移到了拉丁姆；中国则从黄河（在河南府）转移到了长江（现在的湖北省）。那时的中国学者对于西江（Si…Kiang）尚很模糊，正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地理学家对于易北河的了解一样，至于印度的存在，在那时，中国的学者也没有什么概念。
如同在地球的另一边出现了朱利安…克劳狄家族（the Julian…Claudian house）的元首统治一样，在中国这里，则崛起了强暴有力的秦王嬴政，他领导秦国，经过了决定性的斗争，终于独霸了中国，在公元前221年采用了“帝”的称号（字义上相当于“奥古斯都”），并自号恺撒式的名号“始皇帝”。他建立了“残酷的和平”——正如我们所称呼的——在一个已经耗尽的帝国中推行宏大的社会改革，并像罗马那样迅速地开始修筑他的“防线”（Limes），即著名的万里长城，为此，他在公元前214年吞并了蒙古的一部分领土。秦始皇也是第一个在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中征服了长江以南地区蛮族的人，并以军事性的道路、城堡和领地来巩固自己的成果。但是，他的家族的历史，也颇具有塔西佗式的戏剧的“罗马”意味：吕不韦（Lui…ti）（丞相，也是皇帝的继父）和伟大的政治家李斯（Li…Szu）＇是那个时代中国的阿格里帕（Agrippa），中国文字的统一者＇都占有重要地位，而最后，其历史很快地以罗马暴君尼禄式的恐怖终结了。继之而起的是两汉（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3年；东汉，公元25～220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疆界日益扩张，可是在京城中，宦官大臣、将军以及军人任意废立君主。只有在某些罕见的时刻，如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6年）和汉明帝（Ming…ti）（公元58～前76年）时期，中国儒家的、印度佛家的以及古典斯多葛主义的世界势力，才在里海地区彼此紧密接近，以至于它们能很容易地发生实际的接触。
机会注定了匈奴人的猛烈攻击面对中国的“防线”必定是徒劳无功，这个“防线”每遇危机时刻，必定有一位强大的君主出来去保卫它。公元前124～前119年，在中国的图拉真（Trajan）即汉武帝（Wu…ti）的领导下，匈奴被决定性地击退了；也正是这位皇帝，为了打通一条通往印度的路线，最后把中国南部并入了帝国的版图；他还修筑了一条直达塔里木的有城堡的大道。于是，匈奴人被迫转而向西，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他们驱使着一群日耳曼部落，出现在罗马世界的“防线”之前。这一次，他们成功了。罗马帝国崩溃解体了，于是，三个帝国中只有两个还继续存在，并且一直存在着，以供不同的势力轮番侵袭，肆意劫掠。今天，是西方的“红发蛮夷”在高度文明的婆罗门和清朝官吏的眼前扮演了蒙古人和满洲人曾经扮演的角色，且扮演得如出一辙，当然，像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在适当的时候，西方人也将被其他的演员所取代。但是，另一方面，当时是在崩溃中的罗马的殖民地上，未来的西方文化在西北部暗暗地趋于成熟的，而在东方，则是阿拉伯文化已经兴盛起来。
阿拉伯文化是一种发现。它的统一性曾为晚期的阿拉伯人所猜疑过，但由于它完全为西方历史研究所遗漏，以至于我们甚至未能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遵照它的主导语言来说，这一文化的胚芽时期和青春时期可称作是阿拉米时期（the Aramaic），晚期则可称之为阿拉伯时期，但实际上，并无真正有效的名称可用。在这个地区，多种文化相互交错，相应的各种文明的扩张也导致了许多重叠。我们可以在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历史中探测到阿拉伯的前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完全处于古巴比伦世界的范围内，但它的青春时期则处于古典文明强大的魔力控制下，其时，古典文明挟其刚达于成熟的全部威力，排山倒海般自西方侵入这个地区；此外，在这个地区，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痕迹也清晰可见。然后，阿拉伯精神——大部分时候在晚期古典文明的伪饰下——转而将它的魔力投到初生的西方文化上面。而在西班牙南部、普罗旺斯和西西里的民众心灵中，阿拉伯文明层叠在依然残存的古典文明之上，而成为哥特式的心灵借以培育自身的模式。这种文化的固有景观显然分布甚广，且各呈零散的片断。假定我们置身于帕尔迈拉（Palmyra）或忒息丰（Ctesiphon），而凝神遥望四周，则北方是奥兹尔欧尼（Osrhoene）；以得撒（Edessa）已成为阿拉伯青春期的佛罗伦萨。西方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新约》圣经及犹太圣典《密西拿》（Mishna）的故地，而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其前哨。在东方，玛兹达教（Mazdaism）经过了一次有力的再生，颇可与耶稣诞生于犹太世界相对应，但有关这次再生的情况，只有《阿维斯塔》（Avesta）经文的片言只语可使我们对它的发生略知一二。《塔木德》（Talmud）法典和摩尼（Mani）的宗教也是在这里产生的。在南方腹地深处，则是伊斯兰教的未来故乡，一个回教骑士的时代将在此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就像在萨珊王朝中那样；甚至到今天，那里还残余一些未经探察的城堡和要塞的遗迹，也正是在这里，位于红海两岸的阿克苏姆（Axum）的基督教国家和希姆亚尔人（Himyarites）的犹太教国家之间，进行了多次殊死之战，而罗马和波斯的外交人员则属于那煽风点火之徒。在最北方，是拜占廷帝国，它是凋萎的、文明化的、古典的形式与青春的、勇武的形式的奇异的混合，这种混合尤其表现在拜占廷军事制度的混乱历史中。在这一世界中，伊斯兰教最后——而且是十分晚的时候——促成了一种统一的意识，这可以说明，何以它能具有不断胜利的进展，何以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人几乎没有抵抗地就归附了。然后，再经过一定的时间，自伊斯兰教中，便产生了阿拉伯文明，而在这文明达到其心智完成的巅峰时，来自西方的蛮族突然闯入并逼近耶路撒冷。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当时有教养的阿拉伯人是怎样看待这次侵犯的？也许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相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才略而言，当时的“法兰克王国”的那些政治关系尚处于较低的水平。甚至在我们的三十年战争——从那种观点看，这不过是 “远西”的一出戏剧——中，当一个英国使臣力图鼓动土耳其政府反对哈布斯堡家族时，那个掌控着从摩洛哥直到印度这一地带的政策的政治家显然断定，那些以掠夺为事的小国在他眼里是不值得考虑的。甚至当拿破仑在埃及登陆时，还有许多人对未来一点预感都没有。
与此同时，另一种新的文化在墨西哥发展起来了。这种文化距离其他文化过于遥远，以至于它们之间不通任何音信。因此，它的发展与古典文化的发展居然具有相似性，就尤其令人惊奇了。毫无疑问，站在一座古墨西哥神庙面前的考古学家，当他在这种联系中想到他的多立克神庙时，一定会震撼不已；然而，古墨西哥神庙确实具有地道的古典特征——即在技术方面表现出的权力意志的薄弱——正是这种特征使得阿兹特克人（Aztecs）的武装很差，因而也使得他们的灭顶之灾有了可能。
这巨祸的发生，是一个文化终结于暴死的唯一例证。这文化不是死于饥谨、镇压或阻抑，而是在它的全盛时期被谋害的，就像一棵向日葵的头被一个过路人打掉了那样被摧毁了。所有这些国家——包括一个世界强国和不止一个联邦——它们的疆土和资源远远超过了汉尼拔时代的希腊罗马国家的疆土和资源；它们都具有一种综合的政策，一种审慎的、秩序井然的财政体系，以及一种高度发达的法制体系；它们还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