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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一代接一代的醒觉存在中传递延续。一位英雄根本不需要了解这第二种世界——他自始至终就是生命——但是，一位圣徒只能通过最严格的禁欲主义来克制自己身上的生命，凭着他的精神来获取孤寂的神交——而他能这样做的力量又是来自生命本身。英雄鄙视死亡，圣徒鄙视生命，但是，在对伟大的苦行者和殉道者的英雄主义与大多数人的虔诚（即《启示录》第3章第16节所描述的那种虔诚）进行对比时，我们发现，甚至在宗教中，伟大也是以种族为前提的，生命必须真正强大，才配得上这类角力者。余下的仅仅只是哲学的能事。
正因如此，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贵族远没有晚期所想象的那么舒适；它不是头衔、特权和礼仪的总和，而是一种精神财富，获取也难，守持也难——实际上，只有对于那些暗识其中奥秘的人，才值得为之献出整个生命。一个古老的家族不仅意味着有一批祖先（我们全都有祖先），而且那祖先必须是历经一代又一代处在历史之巅峰；他们不仅掌握了命运，而且自己就是命运；在他们的血液里，事变的形式经过多少世纪的经验才达致完善。由于严肃意义上的历史是从文化开始的，故而对于一个科伦那家族（Colonna）的成员来说，把他的祖辈一直回溯到晚期罗马时代，那不过是一种夸显而已。但是，对于晚期拜占廷帝国的显贵来说，把他自己的身世追溯到君士坦丁，却不是没有意义的，而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把他的身世追溯到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的移民，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实际说来，古典贵族开始于特洛伊时代而非迈锡尼时代，西方贵族开始于哥特时代而非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时代——在英国，贵族开始于诺曼人而不是萨克森人。只有从这些真正的出发点开始，才有历史可言，因而只有从那时起，才能有一个不同于望族和英雄的原始贵族等级。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我称之为宇宙节律或脉动的东西，在这一贵族等级中得到了实现。因为，那在比较成熟的时期中我们称作外交的和社会的“谋略”的一切东西——包括战略的和商业的嗅觉、收藏家对于宝物的鉴别力以及人物品评者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一般地，一切与生俱有，但不可强求的东西，一切令无能参与者妒羡不已的东西，一切作为“形式”指导事件进程的东西：都不过是同一宇宙的和梦幻般的稳固脉动的一种特例，这稳固就明显地体现在群鸟的翱翔或纯种马匹的有控制的动作之中。
僧侣巡行于作为自然之世界的周围，通过对它作深入思考来深化自己的有关描绘。贵族则是生活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之中，通过改变它的图景来深化它。这两者都开出了伟大的传统，但一方的演进是由于塑造，而另一方的演进是由于训练。这便是这两个等级之间的基本差别，因而它们中只有一方是真正的等级，另一方只是显得是这样，因为对方过于完满。培养和训练生效的领域是血统，因此它们能从父辈传到子辈。反之，塑造是以才能为前提，因而，一种真正强有力的僧侣等级始终是个人天资的总和——是一种醒觉意识的共同体——同种族意义上的根源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它是对时间和历史的一种否定。智性上的亲缘关系与血统上的亲缘关系——好好思考和探究一下这些对立的表现的深层意义吧！所谓可遗传的僧侣等级，乃是一种用语上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说，在吠陀时期的印度确实存在这样的等级，但那种存在的基础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一个第二贵族，它把僧侣的特权保留给了自身圈子中有天资的成员。在别的地方，独身生活甚至终结了这种极其违反原则的情形。“属人的僧侣”（priest in the man）——不论此人高贵与否——代表着神圣的因果律在世上的一个焦点。僧侣的权力本身就具有因果性质，是由更高的原因引起的，其本身转而又是一个能产生效果的原因。僧侣是无时间的广延物的中间人，这广延物在醒觉意识和终极秘密之间紧张地延展着；因此，在每一文化中，僧侣的重要性是由其原始象征决定的。古典心灵否定空间，因此在和空间打交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中间人，也因此，古典的僧侣刚刚一出现就消失了。浮士德式的人面对的是无限，没有任何先天之物可帮他抵御这方面的毁灭性的力量，所以，哥特时代的僧侣把自己提升到了教皇观念的高度。
作为两种世界观，血管中的血液循环的方式和日常存在及行为中的思维的方式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在那里，最终（在每个文化中）出现了两种道德，即贵族的习俗和僧侣的苦行，它们相互看不起，相互指责对方是世俗的和奴性的。前面已经说明了，它们中一个是从城堡出发，另一个是从寺院和修院出发；一个是来自历史洪流中的充盈的存在，另一个与历史无缘，是来自为神性所充满的环境中的纯粹的醒觉意识。这些原始印象借以作用于人的力量是后来的时代甚至不可能想象的。世俗的和灵性的阶级情感已踏上了它们向上的里程，并为自己准备好了一种伦理的阶级理想，这种理想只有行正道的人方可接近，甚至对于他们，也必须要通过漫长而严格的训练方可接近。伟大的存在之流觉得自己是一个与那渣滓全然不同的单位，因为渣滓所具有的是愚钝的、无脉动的、无目标的血液。伟大的心灵共同体认为自己是一个与那尚未入教的渣滓全然不同的单位。这类单位就是英雄们的盟会和圣徒们的共同体。
尼采的伟大功绩永远在于，是他第一个承认了所有道德的二元特性。他有关“主人的”和“奴隶的”道德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他对“基督教”的表述过于确定地把它放在分界线的某一边了，但是，他的全部见解的基础却是有力的和清晰的，这基础就是：好与坏是贵族的区分，善与恶是僧侣的区分。好与坏在原始人群和部落中间是图腾主义的区分，所描述的不是气质，而是人，且是就人的活生生的存在而对其作的综合的描述。好的是有势力的、富有的、运气好的。在每一青春时期的用语中，好意味着强大、勇敢、纯种。坏在其原本的含义中指的是低贱、卑劣、平庸，意味着没有势力、没有财产、运气不好、怯懦、微不足道——有如古埃及所说的“出身寒门”。善与恶则是禁忌的概念，它们评判一个人是依据他的知觉和理性——也就是他的醒觉的气质和有意识的行为。违背种族意义上的爱的伦理只是不善良而已，而违犯教会的爱的律令就是邪恶。高贵的习惯完全是长期不断的训练的不知不觉的结果。它是在交往中学会的，不是从书本中学到的。它是一种被感知的节奏，而不是一种观念。但另一种道德则是被宣布的，是在因果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因此是可以学得的，是一种信念的表现。
一种彻底地是历史的，承认地位的区分和特权是实际的和当然的。荣誉永远是阶级的荣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人类的荣誉”。决斗不是没有自由的人的义务。每个人，不论他是贝都因人（Bedouin）、日本武士（Samurai）还是科西嘉人（Corsican），也不论他是农民还是工人，是法官还是土匪，都有隶属于他自己的荣誉、忠诚、勇敢、复仇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其他族类所不适用的。每一种生活都有其习俗伦理——否则这种生活就是不可思议的。孩子们早在游戏中就有了自己的习俗伦理；借此他们立刻就能知道什么是合适的。没有人制定这些规则，但它们的确存在着。它们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从“我们”当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则是从群体的统一脉动中自行形成它们的。在此，每一种存在也即是“合乎形式”的。每一个由于这样那样的刺激而在街道上聚集形成的群落，立刻就会有自己的伦理，谁要是不能接纳这伦理，不把它视作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遵守它”就是假定在行动中具有比本然更多的理性——那他就是一个可怜的、卑鄙的人，一个局外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和孩子们对此具有令人惊讶的敏感的反应力。然而，孩子也需要学习“教理问答”（Catechism），听听里面对善与恶的规定——它们决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习俗伦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伦理，而只是实际存在的伦理；它是一种生产出来的和成长起来的东西，是一种情感和有机的逻辑。与之相对照，道德从来不是现实的存在（因为，如果它是，那整个世界就成了圣人般的世界了），而是一种在意识中徘徊不去的永恒的需要——并且，按照假设，是在所有人的意识中徘徊，而不论实际的生活和历史究竟有何差异。因此，所有的道德都是否定性的，而所有的习俗伦理都是肯定性的。在后者那里，“没有荣誉”是最糟的，在前者那里，“无罪”是最高尚的，对于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
荣誉是所有活生生的习俗伦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其他的一切——忠诚、谦逊、勇敢、侠义、自持、果断——都包含在它里面。荣誉是血气的问题，而不是理性的问题。人无法思考荣誉的要点——可以思考的就已经不是荣誉了。就生命、时间、历史而论，失去荣誉，就意味着那些东西被清除了。一个人的阶级荣誉，一个人的家族荣誉，男人和女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民族荣誉，一个人的国家荣誉，农民、士兵甚至匪徒的荣誉——总之，荣誉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有历史尊严的、优美的和高贵的。荣誉属于有方向的时间，如同罪恶属于无时间的空间一样。一个人有荣誉，就如同他有种族性。与此相反的是具有忒耳西忒斯（Thersites）品性的人，是心灵混沌的人，是流氓无赖，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甘受侮辱、忘掉屈辱、在敌人面前畏畏缩缩——所有这些都表示生命已变得没有价值，成了多余。但是，这与僧侣的道德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僧侣的道德决不以降格为代价去苟且偷生，而是摈弃生命、弃绝生活，并因此附带地弃绝荣誉。如前所述，每一件道德行为归根结底就是一桩苦行，是对存在的一种抹杀。事实上，它是超越于生命的领域和历史的世界之外的。
四
在这里，有必要作出一些预测，去考虑一下世界历史（尤其是在伟大文化的晚期和文明肇始时期）是从何处得到它的丰富多彩的色彩及其事件的深奥的象征意义的。原始等级，即贵族和僧侣，是生命的两个方面最纯粹的表现，但它们不是唯一的表现。在很早的时代——实际上，原始时代本身就常有这种预兆——就已经有了其他存在之流与醒觉联系，在那里，时间和空间的象征主义获得了生动的表现，并且，它们一旦与这二者结合起来时，就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社会组织或社会的那种十分完整的东西。
如果说僧侣是小宇宙的和动物性的，那么贵族就是宇宙性的和植物性的（因而其与土地是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贵族本身就是一种植物，牢牢地扎根于土壤之中，建立在土壤之上——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贵族是一种超级的农民。财产的观念正是从这种宇宙性的约束中产生出来的，而对于在空间中自由活动的小宇宙来说，这种观念是完全陌生的。财产是一种原始的情感而不是一种概念；它属于时间、历史和命运，而不是属于空间和因果律。它不能逻辑地建立，而是就在那里。“占有”源始于植物，而在高级人类的历史中，它自行繁殖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历史就包含有植物特性和种族性。因而，财产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说始终是土地财产，想把其他获得物变成土地的冲动便是强健的族系的一种证明。植物占有它所扎根的土地。那块土地就是它的财产，它竭尽其整个存在的全部力量来保卫它，来抵抗异类的种子，抵抗那些遮盖它的毗邻植物，抵抗整个的自然。同样地，一只鸟儿也会保卫它孵雏的小巢。为了财产而进行的最惨烈的战斗不是在伟大文化的晚期，不是在富与穷之间，也不是为了可移动的物产，而是在植物世界萌苏之初发生的。当一个人在树林中感觉到他周围的一切在静默地、无情地为了土壤而日以继夜地奋战时，他定会因那几乎和生命本身同一的冲动的深度而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成年累月的、顽强的、酷烈的角斗，是弱者对强者的绝望的抵抗，它一直要持续到两败俱伤为止——这种情况，只有在最原始的人类当中，当一个古老的农民家族被逐出他的土地、他的窝巢，或者一个贵族世家被金钱势力连根拔掉，更确切地说，被从根砍断时，才可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