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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首先是“正教”（或“希腊正教”）基督徒，接着是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在波斯帝国受到迫害。戴克里先作为“哈里发”（君主兼神）也把帝国统治同异教徒的各种祀拜教会联系在一起，并诚心实意地把自己看作是这些信众的大教主（mander），而他也未能逃脱镇压他种宗教的责任。君士坦丁改造了“真正的”教会，并在这一行动中改造了拜占廷帝国的民族性。从此以后，希腊名称慢慢地传到了基督教国家，特别是传到了得到作为信众首领的皇帝的承认并准许加入公会议的基督教国家。就这样，拜占廷的历史图象中出现了一些不确定的轮廓——290年，其在组织形态上还是古典的帝国统治，但其实体已是一个麻葛型的民族国家；到312年，民族性改变了，但名称没有变。在“希腊人”这个名称下，先是作为一个异教国家和基督徒作战，接着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作战。并且在同后者的战斗中，伊斯兰本身也是作为一个民族（阿拉伯民族），民族性越来越深刻地在这些事件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因此，现今的希腊人是麻葛文化的一种产物，先是经由基督教教会得到发展，接着是经由这一教会的神圣的语言，最后是经由这一教会的名称而得到发展。伊斯兰是从穆罕默德的故乡得到其阿拉伯的名称的，并把这一名称作为其民族性的标记。把这些“阿拉伯人”同沙漠上的贝都因部落等同起来是错误的。那创造新民族及其热情的、富有特征的心灵的东西，乃是新信仰的共通感。它的统一性也像基督徒、犹太人或波斯人的统一性一样，不是从种族和家乡中派生出来的，因而它不会“迁徙”；相反，它的无限扩张是由于它把早期麻葛民族的绝大部分并入了自身之中。随着公元第一千年代的结束，这些民族全都变成了费拉民族的形式，自那个时候起，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人的基督教民族、印度的帕西人、西欧的犹太人，都是作为费拉而生存的。
在西方，自鄂图大帝（936～973年）时期开始，浮士德类型的国家越来越醒目地出现，由于它们的出现，加洛林时期的原始民族很快地解体了。到公元1000年，那些“最关紧要”的人们已经到处开始感到自己是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而在不到六个世代以前，他们的祖先在心灵的深处还是法兰克人、伦巴第人和西哥特人。
这种文化的民族形式，像它的哥特式建筑和它的微积分一样，也是建立在渴望无限的倾向上的，这无限既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其邦族感情首先包含有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眼界，考虑到时代和它的交流手段的状况，这种眼界说得上是开阔，是其他任何文化所无与匹敌的。祖国作为一片广袤的领土，作为一个区域，它的边界是个体的眼力所不可穷尽的，可是，个体却愿意保卫它并为它而死；而就其象征性的深度和力量而言，祖国是其他文化的人所不可能理解的。麻葛式的民族并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世俗的家；古典式的民族则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焦点。祖国的现实性——甚至在哥特时代，它就以一种情感联合体的形式把来自阿狄格河（Adige）两岸的人们同住在立陶宛的修会城堡中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甚至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也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现实性与罗马和雅典的现实性形成了最尖锐的对比，因为在罗马和雅典，德谟的每个成员也经常能看到其他国家的人。
更强有力的是对时间距离的感受性。在祖国观念（它是民族生存的一种后果）出现之前，这种热情引发了另一种观念——即王朝的观念——浮士德型的国家的出现就归功于这种观念。浮士德型的民族是历史的民族，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它们觉得自己不是由于地点或共通感而是由于历史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共同命运的显著象征和容器，便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家庭”。对于埃及人和中国人来说，朝代是另一种意义的象征。在这里，它所意指的东西——作为一种意愿和一种活动——就是时间。我们的过往、我们的将来，都可以在一个世代的存在中体现出来；我们对此的感觉是十分深刻的，不是统治者的所谓无足轻重所能推翻的。有关系的不是人，而是理念，正是为了理念，千千万万的人在家系的争执中常常怀着信念斗争到死亡。在古典的人的眼中，古典历史只是一连串偶然的事件从一个时刻导向另一个时刻；在麻葛文化的成员的眼中，麻葛型的历史是一种世界计划在人类中并通过人类的逐步实现，这种世界计划是上帝所设计的，并在创世与洪水之间得到完成；但是，浮士德型的历史在我们的眼中是有意识的逻辑的一种独特的、伟大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国家是由它的统治者所领导和代表的。这是一种种族的特征。它不具有且不能具有理性的基础——它只是被感觉到是这样，并且由于它是被感觉到是这样，所以，日耳曼迁徙时期的伙伴信任感发展成为哥特时期的封建忠诚、巴罗克时期的高贵性以及19世纪的仅仅看起来非朝代的爱国心。我们不要错误地判断这种情感的深刻性和高贵性，因为有的是列举不尽的发伪誓的朝臣和庶民，有的是朝臣们阿谀奉承和庶民们卑躬屈膝的永恒的喜剧。所有伟大的象征都是精神的，只有在它们的最高形式中才能被理解。一个教皇的私生活对教皇政治的观念毫无关系。狮王亨利的背信就表明，在邦族形成的时期，一个真正的统治者是怎样充分地感到“他的”民族的命运就体现在他自己的身上。在历史的面前，他就代表着那命运，有时还要以自己的荣誉为代价去代表。
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有其王朝的源头。在罗马式甚至早期哥特式的建筑中，加洛林原始人的心灵还动如脱兔。世上并无所谓法国或德国的哥特式，而只有萨利安的（Salian）、莱茵的（Rhenish）和士瓦本的哥特式，正如世上只有西哥特的（北西班牙、南法兰西）、伦巴第的和萨克森的罗马式一样。但是不久，在这种心灵上面，出现了由那具有种族特征的人类所组成的少数人，他们感到自己作为一个邦族的成员赋有伟大的历史使命。由于这少数人的出现，就产生了十字军，在这些十字军中，真正地出现了法国的和德国的武士。浮士德式的民族的一个标志是，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历史的方向。但是，这种方向是附着在世代相传上的，并因此种族理想的性质完完全全地是谱系的（genealogical）——甚至达尔文主义及其家世和遗传学说也是对哥特人宗系的一种讽刺——同时，作为历史之世界，当每个人都生活在这种世界的层面时，不仅包括统治者或其他人的个人的家系，而且也包括作为全部历史事件的基本形式的民族的族系。要有非常准确的观察力才能领会，这种浮士德式的谱系原则及其著名的门当户对和血统纯粹的历史观念，对于埃及人和中国人都是极其陌生的——由于他们的历史倾向的原因——正如它对于罗马贵族和拜占廷帝国也是陌生的一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一原则，我们的农民或城市里的贵族就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上面已经剖析过的科学的民族概念，主要地源自于哥特时期的谱系意义。所谓民族都有它们的族系的看法，使得意大利人为自己是罗马的后裔而感到自豪，使得德国人一想到自己的条顿祖先就感到骄傲，这和古典人的信念是完全不同的，那一信念使他们相信自己是英雄和神的无时间性的后裔。最后，1789年以后，当母语的概念开始与王朝原则相匹配时，有关一种原始的印欧民族的一度纯科学的幻想就变成了一种被人深深地感到的“雅利安种族”的谱系，在这一过程中，“种族”一词几乎就成了命运的一个代称。
但是，西方的“诸种族”并不是伟大邦族的创造者，而是它们的结果。在加洛林时代，还根本不存在什么种族。正是武士的阶级理想，以不同的方式对德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创造性地发挥着作用，使那在各个国家内部被作为种族加以感受和经验的东西铭刻在了一个广大的地区中。正如我前面刚刚说过的，门当户对和血统纯粹的观念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观念是历史的，是古典世界所感到陌生的。正因为统治家族的血统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与存在凝成一体的，因此，巴罗克的国家体系具有谱系结构，而其大多数的重大危机都采取的是朝代更迭的战争形式。甚至使世界的政治组织安定了一个世纪的拿破仑的灾难性的毁灭，也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冒险家胆敢用自己的血统去驱逐旧朝代的血统，而他对一种象征的攻击使得对他的抵抗变成了一种神圣的历史责任。因为所有这些民族都是朝代命运的结果。世上之所以有一个葡萄牙民族，西班牙的美洲之所以有一个葡萄牙的巴西，皆是1095年勃艮第的亨利伯爵（Count Henry）的婚姻的结果。世上之所以有瑞士人和荷兰人，是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结果。洛林之所以是一个地方的名称而不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是洛泰尔二世（Lothar Ⅱ）绝嗣的后果。
把查理曼时代的松散的原始人凝成德意志国家的是恺撒式的观念。德意志和帝国是不可分离的两个观念。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衰落意味着一个伟大的王朝被一伙小而又小的王朝所取代了；哥特类型的德意志国家甚至在巴罗克时代开始之前——就是说，当国家观念在领头的城市，如巴黎、马德里、伦敦和维也纳，被提升到更高的理智层次的时候——就已经内在地分裂了。所以，常规的历史说，是三十年战争毁灭了繁荣昌盛的德意志。其实不是这样的；三十年战争能够以这种不幸的形式出现，这本身就足可以证实和表明一种早已成定局的衰落——它是霍亨斯陶芬家族没落的最后结果。几乎不可能再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浮士德式的国家是朝代的单位。但因此，又一次，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家族也从罗马人、伦巴第人和诺曼人当中创造了——至少是在观念上——一个意大利国家。只有帝国才有可能使他们向罗马时代伸手求救。尽管外来的势力引起了城里人的敌意，分裂了两个重要的等级，使贵族倒向了皇帝，使僧侣倒向了教皇；尽管在教皇党（Guelph）和保皇党（Ghibelline）之间的这类冲突中，贵族很快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教廷通过反王朝的城市而取得了政治上的最高权利；尽管最后只剩下一帮掠夺成性的国家——它们的“文艺复兴”式的政治与哥特式的帝国那高瞻远瞩的世界政策是相对立的，就像米兰从前反对红胡子腓特烈的意志一样——然而，一个统一的意大利（Una Italia）的理想、一个但丁曾为其牺牲他平静的生活的理想，正是伟大的德意志皇帝们的一种纯粹的王朝的创造物。文艺复兴的历史眼界是城市贵族的眼界，它把这个国家从自我实现的道路引到了想象所能及的远处。在整个巴罗克和罗可可时期，土地被降低到一种仅仅作为外来家族的权力政治的抵押品的境地。直到1800年以后，浪漫主义才兴起了，并以一种使它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强度重新唤醒了哥特式的情感。
法国民族是由它的国王们从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当中铸造出来的。1214年，在布汶战役（Bouvines）中，它终于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更重要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创造，它从既不是由言语、也不是由民族情感或传统而连结在一起的一种人口当中，产生了一个奥地利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在保卫玛利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和抗击拿破仑这两件事上有最好的证明——这是它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考验。巴罗克时代的政治史主要是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崛起的韦廷（Wettin）家族取代韦尔夫（Welf）家族便是为什么“萨克森”在800年的时候在威悉尔（Weser）河流域而现今却在易北河（Elbe）流域的原因。朝代的一系列事件，最后还有拿破仑的干涉，使巴伐利亚的一半分享了奥地利的历史，使巴伐利亚国家由法兰克尼亚（Franconia）和士瓦本的大部分所组成。
西方最晚的国家是普鲁士，和罗马是古典城邦情感的最后创造物、阿拉伯是一种宗教共通感的最后产物一样，普鲁士是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s）的一种创造物。在费尔贝林战役（Fehbellin）中，这个年轻的国家获得了人们的承认；在罗斯巴哈战役（Rossbach）中，它为德国赢得了胜利。正是歌德用他对于历史转折点的准确眼光把那时新发表的《明娜·封·巴尔赫姆》（Minna 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