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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作也会影响到生物或与生物有关系——在风中随风飘荡的一棵赤杨或一个体质柔弱的孩子；一棵戴着开裂的花冠的橡树，以及在暴风雨中平稳地盘旋或震翅高飞的鸟儿，所有这些都属于种族的植物性方面。但是，当血气和土壤为了“被移植的”物种——人或动物——的内在形式而相互竞争时，这类特征该属于哪一方面呢？心灵的结构、社会礼法和房屋有多少是属于这一类的呢？
当我们调节自己去接受纯粹动物性的印象时，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一幅图象。植物性的存在与动物性的醒觉存在之间的差别（请回想一下前面已经说过的话），正是我们在此所关心的，我们不仅关心醒觉存在本身及其语言，而且还关心宇宙和小宇宙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自由的运动体，一个与大宇宙相对的小宇宙，这个小宇宙的独立的生命活动具有它所特有的表现，这就是，它能部分地利用醒觉意识的器官，同时还能像珊瑚虫所表现的那样，在能动性停止以后又基本上消失无形。
如果说植物的种族表现主要在于位置的观相，那么，动物的表现就在于运动的观相——也就是，在于进行运动时的形式，在于运动本身，在于再现运动时的四肢的状态。在睡眠的动物身上，这种种族表现很少出现，而在科学家所研究的死动物的身上，就更少见了；实际上，有关脊椎动物的骨骼，我们现在所知甚少。然而，正是在脊椎动物身上，四肢比骨骼更具表现力。并且，与肋骨和头盖骨相比，四肢才是表现力的真正中心——颚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构造显示了动物的食物的特征，而植物吸收营养是一个单纯的自然过程。还有，覆盖（禁止）的昆虫的骨骼，要比为（禁止）所覆盖的鸟儿的骨骼更富有表现力。显然，在后者那里，是各种外鞘器官越来越有力地集中了种族表现——眼睛不是作为感知形式和色彩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凝视和有表现力的外貌；嘴则通过言语的运用而成为理解力的表现；头（不是头骨）由于肌肉所形成的轮廓而成为生命的非植物性方面的真正核心。因此要想一想，一方面，我们是如何种植兰花和玫瑰的，另一方面我们是怎样繁殖马和狗的——我们可能希望人也这样去繁殖。但是，再重复一遍，那揭示这种观相的，不是可见部分的数学形式，而仅仅是运动的表现。当我们的目光被一个不动的人的种族表现所吸引时，那是因为我们的富有经验的眼睛看到了已经潜伏在四肢中的相应的运动。一头野牛、一条鳟鱼、一只金黄色的鹰的真正的种族表现，通过计算它们的平面或立体的各个维度是不可能复现出来的；它们对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所具有的深刻的吸引力，恰恰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种族的奥秘可以通过心灵表现在图象中，而不是通过任何单纯的对可见方面的模仿。我们必须看到，而且在看中要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巨大能量是如何集中在头部和颈部的，它是怎样通过充血的眼睛、通过短而坚的触角、通过猛禽般的“弯钩状的”喙和有力的外形来表现自身的——我们在此只举出了无数点中的一两点，它们是言语所无法表达的，只能由我通过一种艺术的语言来向你说明。
但是，通过上面所引用的这些用来描述最高等动物的特征的标志，我们已十分接近了种族的概念，这一概念使我们可以在“人类”的类型中认识到比植物或动物更高级的差别——这类差别完全是精神的，其本身是科学方法所无法接近的。骨骼结构的粗糙特征已经不具有独立的重要性了。里奇乌斯（Retzius）（卒于1860年）已经终结了布鲁门巴赫的种族与颅骨构造相一致的信念，J。兰克（J。 Ranke）在概括他的学说时这样说：“就颅骨构造的多样性而言，一般人类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也可由每个部落、甚至由许多中等大小的社会在较小范围内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由不同颅骨形式所构成的联合体，它具有从逐渐细分的中间形式引导出来的各种极端形式。”没有人会否认，寻找理想的基本形式是合理的，但研究者不应该看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形式就是理想，不论他的测量有多么的客观，实际上固定他的范围和他的分类的乃是他的趣味。相对于想要发现一条排序原则的任何尝试来说，重要得多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发生在“人类”这个单位内，且是从最早的冰河期就已经开始了，它们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变化，甚至在相同的家族中，也可以无差别地找到它们。科学的一个可靠的结果乃是兰克所观察到的，他发现，当依照变化程度来依次地排列颅骨形式时，就会得到某些平均值，这些平均值不是“种族”所特有的，而是土地所特有的。
实际上，一个人的头部的种族表现可以和任何想象得到的颅骨形式联系起来，决定性的因素不是骨头，而是肌肉，是模样，是容貌的作用。自浪漫主义时期以来，我们就已经说到了一种“印欧”种族。但是，有没有像雅利安人（Aryan）或闪米特人（Semitic）的颅骨这种东西呢？我们能区分凯尔特人和法兰克人、甚至布尔人（Boer）和卡斐人（Kaffir）的颅骨吗？如果不能的话，在我们一无所知的历史进程中，除了骨骼之外，大地没有留下一丁点的证据，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什么吗！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称之为高级人类的种族究竟有多么不重要，严密的实验是可以说明的。我们可以依照任一可想象的种族差异来选取一组人，进而，当我们在心理上来描述“种族”时，就在X光机器中来观察他们。结果只会是一场笑话。X光一通过，“种族”就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并且，不妨重复地指出，在骨骼结构中，真正有启示的一丁点东西，就是景观的生长，而决非血统的功能。爱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在埃及，凡·陆芩（von Luschen）在克里特，考察了从石器时代到现代墓地的大量材料。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的“航海民族”到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一个人类之流接着另一个人类之流经过了这个地区，但平均的骨骼结构却没有什么改变。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说，“种族”像肌肉一样是以固定的骨骼形式在土地上旅行的。今日的阿尔卑斯地区所具有的“民族”有着极不相同的起源——条顿族、拉丁族、斯拉夫族——我们只要往后看看，还可以在那里发现埃特鲁里亚人和匈奴人。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但这个地区的人类骨骼结构一般来说是相同的，只有在边缘地区，在接近平原的地带，它才逐渐地消失，为其他的本身也同样固定不变的形式所取代。因此，对于种族，对于原始人的种族漂移，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到欧里纳克人（Aurignacian）的史前头骨的著名发现，什么也证明不了。除了从其颚骨的形式，能对他们所吃的食物种类得出某些结论之外，这些考古发现只能显示直到今天还能找到的基本土地形式。
进而言之，只要我们能摆脱达尔文时代的严重操控，独立找到一套标准，则泥土的神秘力量自会立即展现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事物之上。罗马人把葡萄树从南方移植至莱茵河；在那里，葡萄当然不会有什么明显可见的——即植物学的——改变。但是，在这个例子中，“种族”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决定。生长泥土的不同，不但使南方与北方的酒，使莱茵河与摩泽尔河（Moselle）的酒判然有别，甚至连每一不同的山坡、每一块不同的位置，所产生的产品也味道有别；所有其他高级植物的“种族”，如茶叶和烟草，也是一样的情形。香味，是一种真正的乡村产物，是真正种族的一种标志（这标志之所以尤为重要，是因为它是不可度量的）。但是，高贵的人类种族也像高贵的酒一样，需要以同一理智的方式加以区分。在每一形式中，有一种类似的因素，只有感觉最敏锐的人才能觉察到，这是一种微熏的芳香，它借所有高级文化的名义把埃特鲁里亚人和托斯卡尼地方的文艺复兴人们联系起来，把苏美尔人、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人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伊斯兰教的波斯人联系起来。
这是那度量的科学所不可能完成的。它是为感受而存在的——这是一目了然的——而不是为学者的论述而存在的。我的结论是，同时间和命运一样，种族也是一切生命问题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只要不试图用理性的——即无心灵的——解剖和安排去理解它，就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和确定地知道它。种族、时间和命运同其归属。但是，当科学思维接近它们的时候，“时间”这个词便获得了一种维度的意义，“命运”这个词便获得了因果联系的意义，而种族——甚至在科学探索的阶段，我们对它仍保留有一种非常确切的感觉——就变成了没有联系的混杂特征所形成的不可理解的混沌，这些特征（在土地、时期、文化、血统的标题下）既无终止又无规律地相互渗透。其中有些特征顽固地和持久地附着一个血统上，而且是可以传递的；另一些特征则如单纯的云影一般从一种居民的头顶滑过；还有许多的特征其实就是土地上的恶魔，它纠缠着每一个居住在那里的人，只要他还没有离开。有些特征相互排斥，有些则相互寻找。种族的严格分类——这是所有人种学的野心——是不可能的。这种尝试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它违背了种族的这种本质，每一个体系化的设计总是而且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对其主题的性质的一种歪曲和误解。种族和言语不同，它彻头彻尾地是无体系的。最终，每个个体的人及他的生存的每个个别时刻都有其自身的种族。因此，研究图腾方面的唯一方式不是分类，而是观相的事实。
四
谁想洞察语言的本质，他首先就得放弃语言学家的一切工具，从观察一个猎人怎样对他的猎犬说话开始。猎人的手指向哪里，猎犬就奔向哪里。它紧张地倾听着话语的声音，但只能摇摇头——他不懂人的这种话语。接着，它吠叫两声以表示它的想法；它站在那里一直吠叫，在它的语言中，这就是包含着问题的话语：“主人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然后，在发觉自己做对了时，它仍用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愉快。同样地，两个实际上不具有一个通用的词的人在寻求相互理解时也是这样的。当一个乡村牧师向一个农妇解释某个事情的时候，他会机警而不自觉地凝视着她，把她无法从一个教区牧师的表达方式必然地获得理解的本质纳入他的注视中。今日的语言表达方式，无一例外地，只有与其他言语方式联系起来时才能被理解——单凭语言本身，从来不足以胜任达意的工作。
例如，若是狗需要什么东西时，它就摇摇尾巴；若是无法忍受主人的愚蠢，竟然不了解它如此清楚明白而富有表现力的言语，它便再加上声音的表达——吠叫一番——最后还要加上姿势的表达——扮怪相或作出各种表示。在这里，在狗的眼中，人实在是个蠢物，全然不懂得语言之道。
最后，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了。当狗已用尽其他一切伎俩还不能了解主人的各种言语之时，它突然笔直地站立起来，它的眼睛直楞楞地盯着人的眼睛。这时，便发生了一件深奥神秘的事情——即我（Ego）与你（Tu）的直接接触。目光摆脱了醒觉意识的限制。存在不经由符号而了解了自己。在此，狗变成了人的“评判员”，以眼睛直视对方，不借用言语而掌握了那说话者的旨意。
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可我们习惯上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婴儿早在学会第一个字之前就已能说话了。成人在同它谈话时，甚至用不着考虑他或她所用的词的日常意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声音形式构成了一种辅佐性的语言，这种语言与文字语言完全不同。它也有自己的词组和方言；它也可以习得、可以掌握，同时也可能被误解，它对于我们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于如果我们想要以文字的语言来独自完成一切，而全不借助于音调语言和姿势语言，那文字语言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甚至我们的文字，本是诉诸眼睛的字句语言，若是没有以标点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姿势语言之助，也几乎无法为人所理解。
语言科学的一个基本错误就在于，它把一般的语言和人类的文字语言混淆起来了——不仅在理论上是这样，而且在它所从事的一切实际的研究中也常常是这样。结果，它对动物和人所共享的各种各样的言语方式中的大部分简直无知到了极点。言语的领域，作为整体来看，要比研究者所认为的广阔得多，而文字性的言语，由于不能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