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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梯林斯和迈锡尼山丘上的，是那在根源上属于日耳曼类型的行宫（Pfalz）和城堡（Burg）。而克里特的王宫——不是国王的城堡，而是为一群男女祭司修建的巨大的祭坛——则装饰有大都市的、地道的晚期罗马式的奢侈品。在梯林斯和迈锡尼的那些山丘的脚下，充塞着自耕农和农奴的茅舍，但在克里特＇各尔尼亚（Gournia）、圣特里亚达（Hagia Triada）＇，对城镇和别墅的挖掘表明，其所需要的是高级文明的东西，其建筑技术是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的，并习惯于在家具和壁饰上迎合最奢华的趣味，对照明、下水道、楼梯间之类的技术问题都很熟悉。在前一种建筑中，房子的设计是一种严格的生活象征；在后一种建筑中，则表现了一种精致的功利主义。把卡马雷斯（Kamares）的陶器和光滑的灰泥墙上的壁画与真正迈锡尼的所有东西作一比较吧——它们完全是一种工艺产品，灵巧而空洞，而不是那种沉重、笨拙但富有象征性的伟大而深刻的艺术，例如迈锡尼的艺术品中那种日趋成熟的几何风格。一句话，它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趣味。在迈锡尼，住的是一种原始的种族，它是按照土壤的效用和自卫的便利去选择住址的，而米诺斯的居民却是住在商业中心，这从弥罗斯岛（Melos）的菲拉柯皮城（Philakopi）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该城是为黑曜石的出口贸易而修建的。一座迈锡尼的宫殿是一种希望，一座米诺斯的建筑则是一种结局。但是，800年左右的西方的情形正是一模一样的——法兰克人与西哥特人的农场和领主的乡宅从卢瓦尔河（Loire）一直延伸到埃布罗河（Ebro），而在它们的南面，则有摩尔人的城堡、别墅和科尔多瓦（Cordova）与格兰那达（Granada）的清真寺。
断非偶然的是，米诺斯的这种奢华的登峰造极，与伟大的埃及革命时期，尤其是喜克索时期（公元前1780～1580年）正相一致。埃及的工匠当时可能曾经逃到那些和平的岛屿上，甚至远至大陆的要塞中，如同后来拜占廷的学者逃到意大利的情形一样。因为大家公认，米诺斯文化是埃及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如果不是在这一联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即埃及艺术宝藏——亦即西三角洲上所产生的艺术宝藏——毁迹于潮湿的话，我们本可以对此认识得更充分一些。我们对埃及文化的了解，充其量只知道它是在干燥的南方土壤上繁荣起来的，但人们早就已经确定地承认，它的发展中心另有所在。
要在晚期米诺斯艺术和早期迈锡尼艺术之间划出一道严格的界线是不可能的。在整个的埃及－克里特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些外来的、原始的事物有着一种高度现代的好奇心，反之，大陆要塞中那好战的国王则盗窃或收买克里特艺术品，不论是从什么地方或以什么方式弄到它们，全都拿来玩赏和模仿——这甚至就像大迁徙时期（the Migrations）的风格一样，那一曾被认为、被赞赏为原始日耳曼类型的风格，其全部的形式语言其实是从东方借来的。他们利用俘虏或请来的匠人修建和装饰他们的宫殿与坟墓。因此，迈锡尼的阿特柔斯（Atreus）“宝库”（坟墓）和拉韦纳（Ravenna）的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的陵墓是完全类似的。
就此而论，拜占廷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在这里，我们应一层接着一层地加以仔细剥离。326年，君士坦丁在被塞普提姆·塞弗茹斯所毁灭的大城市的废墟上重新修建，创造了一座第一流的晚期古典世界都市，来自西方的古老的阿波罗精神和来自东方的年轻的麻葛精神立即汇合在一起。很久以后，在1096年，它又成了一座晚期麻葛的世界都市，在其晚秋的日子里遇到了青春的、布雍（Bouillon）的戈弗雷（Godfrey）的十字军，对于这支十字军，聪明伶俐的公主安娜·科姆尼娜（Anna nena）曾给以轻蔑的描写。作为古典西方的最东端，这座城市曾迷惑了哥特人；一千年之后，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北端，它又迷惑了俄罗斯人。莫斯科的令人震惊的瓦西里·勃拉仁内教堂（Vã；sili Blazheny）（1554年），是俄罗斯前文化的先兆，它就位于“两种风格之间”，正如两千多年以前所罗门（Solomon）的圣殿是介于世界都市巴比伦和早期基督教之间的建筑一样。
二
远古的人类是一种四处奔走的动物，一种其醒觉意识在生活的道路上不停地摸索的存在，它整个地就是一个小宇宙，不受地点或家庭的奴役，感觉敏锐但又充满不安，总是警觉地驱逐着某些敌对的自然因素。首先，由于农业的缘故而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变——因为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猎人和牧人同它没有接触。挖土和耕地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种植的意思，不是要去获取什么，而是要去生产某些东西。但是，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他扎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人们在乡村发现了一种心灵形态，而一种新的束缚于土地的存在，一种新的情感也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大地母亲（Mother Earth）。在播种与生育、丰收与死亡、孩子与谷粒之间，确立了一种深厚的关系。人们对于那和人类一起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产生了许多神秘的崇拜，并在这些崇拜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虔信。作为这种生命情感的完整表现，我们到处可看到村庄的象征形态，在房间的布置中，在外观的每个线条中，我们皆可洞悉到其居住者的血统。农民的住宅是定居的伟大象征。它本身就是植物，它的根深深地种植在“自己的”土壤中。它就是最神圣的意义上的财产。那仁慈的灶神、门神、户神和家神——维斯塔（Vesta）、雅努司（Janus）、腊司（Lares）和帕那忒司（Penates）——像人自己一样忠心地固守在家中。
这是每一种文化的先决条件，而文化本身就是依次从一种大地景观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更新并强化着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茅舍对于农民，就如同城镇对于文化人。如同每一个别房屋都有其仁慈的神灵一样，每一个城镇都有其守护神或圣徒。城镇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它和农民一样是远离游牧状态和纯粹的小宇宙状态的。因此，高级的形式语言的发展总是与一种景观联系在一起。艺术和宗教都不能改变它的生长的场所；只有在拥有大城市的文明中，我们才再次对这些根源表示蔑视，要让自己挣脱它们。作为文明化的人，作为智性的游牧民，他又重新完全成为小宇宙的存在，完全成为无家的存在；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像猎人和牧民在感觉上是自由的一样。“哪里好，那里就是家”（Ubi bene； ibi patria），这句话在一种文化出现以前和以后都是有效的。在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大迁徙时期，一种日耳曼式的渴望——这是一种贞洁的、但已具有母性的渴望——就是想在南方找到一个家去孕育它未来的文化。今天，在这一文化行将终结之时，无根的才智驰骋在所有的景观和思想的所有可能性之中。但是，在这些极限之间，有一段时间，人们为拥有一小块土地而愿意为它而死。
一个结论性的事实——但迄今还没有人认识到——就是：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第二时代的高级人类是一种被城镇束缚的动物。在此，世界历史便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尺度，这一尺度使得世界历史与人的历史非常鲜明地区分开来。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所有的科学，全都有赖于一种原初的人类现象，那就是城镇。由于所有文化的所有思想家自己都生活在城镇之中（尽管他们的身体可能住在乡村），所以他们完全不觉得城镇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东西。要获得这种感觉，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设身处地地把自己设想成被奇迹所震动的原始人，他初次看到嵌在景色中的这堆石头和木块，以及那些由石头围成的街道和用石头铺成的广场——这是一个形状多么奇怪而又奇怪地挤满了人的住处！
但是，真正的奇迹是一个城镇的心灵的诞生。一种全新的群众心灵——它的最后的基础是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的——突然地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产生出来。它一旦觉醒了，就为自己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实体。从那各有自己的历史的、成片的乡村的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这整体生活着、呼吸着、生长着，并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从此以后，除了个别的房屋、庙宇、教堂和宫殿以外，城镇的形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客观地表现着那形式语言和在其整个生活进程中与文化相伴随的风格历史。
不用说，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不仅在原始状态下，例如非洲中部的状态，而且在文化晚期的状态下——中国、印度以及工业化的欧洲和美洲——我们发现有许多庞大的定居区，但并不能叫做城市。它们是景色的中心；它们本身并不能内在地形成一个世界。它们没有心灵。一切原始的居民全都是作为农民和土地的儿子而生活的——“城市”这个存在物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在外部的事物方面，从乡村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城市而是市场，它不过是乡村生活利益的一个汇合点而已。在这里，根本没有独自生存的问题。一个市场中的居民可能是一个工匠或商人，但他的生活和思考还是一个农民。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准确地理解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从原始的埃及、中国或德国的一个村落——广阔土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点——产生出一个城市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任何外貌上，完全有可能没有区别，但在精神上，城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从此以后，乡村在它的角度将被看成是、感到是和体验为它的“郊区”，成为一种不同的和附属的东西。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两种生活，即城内的生活和城外的生活，而且，农民理解这一点和市民一样的清楚。乡村的铁匠和城里的铁匠，乡村的村长和城市的市长，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乡土的人和城市的人本质上是不同的。首先，他们感到了不同，其次，他们被这种不同所支配，最后，他们相互之间一点也不了解。今天，一个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农民同一个西西里的农民，较之他同一个柏林的市民，要更接近些。从这个特殊的协调的时刻起，城市便出现了，不用说，每种文化的整个醒觉意识就是以这种协调为基础的。
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时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前文化的人面对这些类型会深感不安，因为他们与这些类型不能发生任何内在关系。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如同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一样，日耳曼人时常定居在一直无人居住的罗马城市的城门口。在克里特，征服者在被焚毁的城市如各尔尼亚和克诺索斯的废墟上建起了村落。西方前文化的修会（Orders），如本笃会（Benedictines），尤其是克吕尼修会（Cluniacs）和普雷蒙特雷修会（Premonstratensians），像骑士一样定居在自由的土地上；而方济各会（Franciscan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则开始在早期哥特式城市中建造修院。在那里，新的心灵刚刚觉醒。但就是在那里，也还有一种柔弱的忧郁感附着在建筑上，就像附着在整个方济各艺术中一样——个人在新的、光明的、有意识的事物面前感受到一种近乎神秘的恐惧，因为那些事物还只是朦胧地被一般人所接受。人类还几乎没有胆量不再做农民；第一个以真正大都市市民的成熟的和深思熟虑的机敏去生活的是耶稣会士（Jesuits）。当统治者每年春天把他的朝廷从一个宫殿移到另一个宫殿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乡村还是绝对至上的，它还不承认城市的地位。在埃及古王国时期，人口稠密的行政中心是“白城”（孟斐斯），但法老们的住处是不断变换的，如同苏美尔人的巴比伦和加洛林帝国的情形一样。早期中国的周朝统治者从大约公元前1160年起照例把他们的朝廷设在洛阳（现在的河南府），但是，直到公元前770年——相当于我们的16世纪——这个地方才升格为永久的帝王住处。
束缚于土地的、植物性的宇宙的情感，从来没有像在早期的小城镇的建筑中那样有力地表现出来，这些小城镇不过是围绕一个市场或一个城堡或一个礼拜场所的几条街道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表明每一种宏伟风格本身就是植物性的，那就是这里。多立克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