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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纵横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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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形成的这种改革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革命精神,它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完全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团结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的集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革命的实践和改革的实践对立起来不仅在政治上有害,而且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对“告别革命”、“暴力社会主义”论调批判)实际上,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们民族在革命时期形成的精神风貌,迅速地转化为新中国、新社会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谱写出和平建设年代的时代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旧貌换新颜”。资料表明:1949年,我国国民人均收入仅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但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就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人均收入一举超过亚洲人均水平,与印度基本持平。(“甩掉贫油国帽子”的大庆石油会战和“王铁人”精神,改变世代缺水贫困面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
                   
                  主持人:但是,有人认为,毛泽东经历了其晚年的失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经历了个人迷信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怎么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培育当代中国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推动力呢?
                  侯:问题的根本在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属于探索中的失误,是出于真诚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而结果事与愿违的一个悲剧,是违背毛泽东本人意愿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一种偏离,它与固守既得利益而窒息社会活力、造就思想僵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尽管“十年内乱”使我国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没变,人民群众的主人地位没变,因而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历史主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生机活力,而一旦党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蕴藏在社会中的巨大活力就会更加炽热地迸发出来。所以,邓小平在1978年所做的事情,首先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毛泽东破题的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出来。用薄一波的话,这就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因此,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同时期不断地发扬光大。
                  沈: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弘扬。(大字字幕:改革开放充分体现和弘扬了时代精神)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面对的历史任务不仅是结束“文革”,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对正在逐渐显露出来的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概括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冷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也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重点。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并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的新挑战,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新时期”。邓小平理论明确回答的时代新课题有:从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角度,解决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基本矛盾,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识和遵循现代经济规律,解决中国现阶段经济健康发展和持久活力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解决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生机活力问题,提出了“改革开放”;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和精神状态问题,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是中国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弘扬的时期,伟大的、波澜壮阔的创新事物层出不穷,谱写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雄伟画卷。(从农村“联产承包”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的试验及其成就、“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等画面)
                   
                  主持人:我觉得二位的发言,深刻阐明了当代中国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既是几千年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发扬光大,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的精神升华。它一经形成,就又成为我们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无形力量,帮助我们度过一个个似乎不可逾越的难关,战胜一个个难以想像的困难,创造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历史。(1997年下半年,中国顶住了横扫东南亚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的新挑战,创造了1998年以来经济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7%以上的奇迹;面对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全国军民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在1998年的夏季谱写了一部壮美的抗洪诗篇;2003年春,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袭击面前,中国人民众志成城、迅速筑起了一道抗击“非典”的新万里长城……)最后我想请教二位的是,为什么我们党总是能够不断地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总是能够不断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侯:我们的经验表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根本在党。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总是自觉把民族使命担在肩上;一个永葆生命力的政党,总是时刻走在时代前列,勇敢迎接每一个挑战。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心胸开阔、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的党,是一个不断开拓、不断进取、永远走在时代潮流前面的党,是一个朴朴实实、扎扎实实为中国百姓办事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奥秘就在于能够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加强自身的建设,做得“教育者先受教育”,这也是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着重探索的课题。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初步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江泽民:《论“三个代表”》;胡锦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因为我们党始终维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从民族、人民和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不谋一党之私,就能真正做到面对现实、与时俱进。比如,我们党在破解时代主题之谜,紧紧抓住“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始终牢记发展的落脚点是造福于人民,必须使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同步进行。“科学发展观”就是在中国发展新阶段体现发展和为人民相一致的最新思想成果。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背景大字幕: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再见!

                   
                   
                   
                  社科论坛(第八讲)
                   
                  荣辱观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
                   
                  主讲:侯惠勤、葛晨虹
                   
                  主持人:今天我们讨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问题。它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两会”期间提出的,马上在国内各个方面、甚至在国外华人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先来看一下相关报道。(屏幕出现海内外关于胡总书记讲话的报道集萃,突出其被新华社评为2006国内“十大新闻”之首)首先我想请二位教授谈谈,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
                  侯:我想,首先是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荣辱观是道德精神、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的核心。它的重要性我想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个人修身之根本,民族精神之精髓、以德治国之基础。(大字字幕:荣辱观:个人修身之根本,民族精神之精髓、以德治国之基础。)首先,中国历来强调立德修身方可为人,而荣辱观则是立德修身之本。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故“无恻隐之心(仁之端),非人也;无羞恶之心(义之端),非人也;无辞让之心(礼之端),非人也;无是非之心(智之端),非人也”。荀子也提出:“不知荣辱则不能成人”。这可以说形成了我们民族的世代共识,因此,尽管不同时代都推出了自己的道德典范,但真正的中国人的道德精神却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出现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管鲍之交、孔融让梨等背景资料)
                  葛:的确如此。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道德观、荣辱观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但在把立德修身看作做人的根本这点上,没有异义。毛泽东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就是要每一个共产党员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邓小平提出培育“四有新人(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也是把思想道德的要求摆到了首位。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更是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立德修身的主张。(出现相关毛泽东、邓小平和刘少奇的镜头及其代表作的背景资料)因此,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战士,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时还是具有完备人格的人。(出现雷锋、张思德、焦裕禄、王铁人、孔繁森、郑培民等人物画像)
                   
                  主持人:二位的谈话集中到一个意思,就是做事先做人,做人要修身。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中自我塑造、自我学习的结果,因此,能否成人,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作为和前途,还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安危。我们常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意思。能否请二位再就这一话题谈谈。
                  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他和社会(环境)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对于大多数个人的荣辱观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无数个人的荣辱观又会通过历史积淀在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中;国家制度、国家核心利益和价值取向对于个人的荣辱观起着导引的作用,而个人的荣辱观又可以影响国家制度的变革,尤其在国家危难之际是这样。纵观人类历史,各种文明千姿百态,但是能够生生不息、长盛不衰却并不多,中华文明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古老文明之一。所以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虽然断言所有文明都不能避免“生命周期”(即必然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阶段),但他在其所归纳的26个人类文明类型中对“中国文明”却另眼相看,甚至在晚年寄希望于“中国文明拯救世界”。为什么?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世界各民族中最为灾难深重的民族,然而历尽劫难却每每凤凰涅槃般再生。在我看来,爱憎分明、知荣明耻的民族精神是重要原因,它使得国家危难时总有志士仁人、总有万众一心,使得无论世风如何吹,总有公道在人间、总有良知在人心。(背景:屈原投江、苏武牧羊、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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