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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杨靖宇被捕前问:这些天遇到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
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余杰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蒋廷黻说琦善超越时人
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国及润芝宫保(胡林翼)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就被迫赋闲,回乡一呆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指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访欧,德国人款待最优异,德皇威廉二世称誉李为东方俾斯麦以取悦之,其意盖以为中国以东亚大国而见挫于日本,必复兴军备,力洗雪耻,一切所需,德国可乘机供应,故于李加意联络,以专其利。结果大失所望,因不悉其时中国之情与李之真实地位也。梁启超亦以为李断不能与俾斯麦相比:“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劣胜败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继任直隶总督。
张之洞性行怪僻,起居无节,对部下严格,部下“小有过失,诃责之声达于户外”。曾与袁世凯相会于保定,袁率部属中有直隶藩司杨士骧,因出身翰林故,为张之洞引为同调,座间张惟与杨士骧娓娓而谈,于袁世凯若无睹,所谈者又皆翰林故事。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赞一词。士骧敏于应付,甚为之洞赞赏,张后来对人说,“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仍有杨莲府!”袁闻此事,谓士骧曰:“君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俾可日常相处?”士骧笑曰:“纵便香帅有此意,司里亦不愿伺候这种上司!”论者以为张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济,无能镇慑袁世凯,反为后者所轻,至于袁跋扈不臣,问鼎轻重。
黄远庸说,《红楼梦》中李宫裁笑平儿云:你奶奶还要什么钥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总钥匙——袁世凯与梁士诒的关系“颇复似之”。
汪精卫:肃亲王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严复说:黎元洪“德有余而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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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人凤说宋教仁“英而不雄”,并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
左舜生说宋教仁,“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
左舜生说宋教仁是一个书生:“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见陈宦,惧然曰:“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语传遍京师,人初以为太炎偏执,后乃服太炎神慧,而陈宦深恨之,乃设计囚太炎于龙泉寺。
芥川龙之介说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师。
周作人说:章太炎是中国最后一个朴学家。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蔡元培: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傅斯年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陈铭枢说陈独秀: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业师寿洙邻说蔡元培:“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谁是蒋介石的五老
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中共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胡汉民谈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章伯钧与女儿章诒和议论男人的相貌,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为那是孙中山“唤起民众”、“抉助农工”的具体化,他称陶是“孙中山死后一位孙中山”。
鲁迅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瞿秋白谈鲁迅,说他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李长之说: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