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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国富论-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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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腾贵,而是银的真实价格下落。所以,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间的谷物平均价格,如果
比前世纪大部分年度的谷物平均价格低廉,我们应该同样说,这变动的原因,不是谷物
真实价值下落,而是银的真实价值上升。
    过去十年乃至十二年间高昂的谷价,曾使人猜疑,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还会
继续下落。但这种高昂的谷价,分明是天时异常不顺的结果,是偶发的暂时的事故,不
是恒久的事故。在最近十年乃至十二年间,欧洲大部分,都苦于天时不良。加以波兰发
生扰乱,许多在谷价高昂年度须仰赖波兰供给的国家,于是益陷于谷物缺乏的苦境。象
这样长期的天时不顺,虽不是很寻常的事故,但也决不是特殊希奇的事故。曾研究过去
谷价的人,都不难举出同种类似的其他若干实例。此外,异常荒歉的十年,比异常丰收
的十年,并不是更为稀奇的现象。从1741年到1750年的谷价低廉,与最近八年乃至十年
间的谷价高昂正好是一个对照。据伊顾学院的记录,1741年到1750年间,温莎市场上,
由九蒲式耳组成的一夸特的最好小麦,平均价格仅为一镑十三先令九又五分之四便士。
这比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间的平均价格,约低廉六先令三便士。依此推断,在这十年间,
由八蒲式耳组成的一夸特的中等小麦,平均价格就仅为一磅六先令八便士了。
    但是,1741年与1750年间的谷物价格,一定是由于有奖励金的缘故,才没有在国内
市场上按自然的趋势下落。据海关统计,这十年间所输出的各种谷物的数量,竟达到八
百零二万九千一百五十六夸特一蒲式耳。为此而支付的奖励金达一百五十一万四千九百
六十二镑十七先令四便士半。1749年,首相佩兰,在下院陈述,前三年中,谷物输出奖
励金一项支出了极巨大的金额。他所说,有很正当的理由。但如在次年,则更有充分理
由。因为单是这一年,付出的奖励金就达到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七十六镑十六先令六便士。
这种强制的输出,必曾使国内市场上的谷价,升涨到超过没有奖励金时所会有的价格,
至于超过多少,无须说明。
    在本章所附的统计表之末,读者可以看到,那十年的统计,是和其他各年的统计分
开的。此外,也可看到前此十年的统计。这十年的平均数,虽同样在本世纪最初六十四
年的总平均数以下,但低得不多。但1740年,实是异常歉收的年度。1750年以前那二十
年间,和1770年以前那二十年,恰好是一个对照。前者虽夹有一二昂贵年度,但显然比
本世纪的总平均数低得多,后者虽夹有一二低廉年度(例如1759年),但显然比总平均
数高得多。假使前者低于总平均数以下的程度,不如后者超过总平均数以上的程度,其
原因,自应归于奖励金制度。况且,这变动显然很急激,非缓慢渐进的银价变动所能解
释。结果的急激,只能由动作急激的原因来说明。那就是天时的意外变动。
    不列颠的劳动货币价格,在本世纪中,确是上升了。但这种上升,不是欧洲市场上
银价减低的结果,而是不列颠普通繁荣因而对劳动的需求增加的结果。法国的繁荣程度,
不及英国,目前世纪中叶以来,该国劳动的货币价格,随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日渐低
落。在前世纪乃至本世纪中,法国普通劳动一日的工资,几乎始终如一地等于小麦一塞
蒂埃的平均价格的二十分之一,一塞蒂埃约为四温切斯特衡蒲式耳。前面说过,不列颠
劳动的实际报酬,换言之,付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量,在本世纪中,
已着着增加。其货物价格的上升,似乎不是由于欧洲一般市场上银价的跌落,而是由于
不列颠有特殊的好景况,使该国特殊市场上劳动的实际价格上升。
    在美洲发现以后,在一段时期中,白银在欧洲市场上,依旧是以原来的价格或不大
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卖。因而,这一期间的矿业列润,非常可观,大大超过自然水平。但
此后不久,以银输入欧洲的人,渐渐发觉了,输入额不能全部以这高价售出。银所能交
换的货物量,逐渐减少。银的价格,逐渐落至自然价格的限度。换言之,银的价格,仅
够按照自然率支付其上市所须支给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了。前面说过,秘
鲁大部分银矿都须付西班牙国王所课等于总产额十分之一的赋税。于是,使土地的地租,
全无着落。这种赋税,最初为总产额之半,不久即减低至三分之一,接着又减至五分之
一,最后为十分之一,一直继续到现在,在秘鲁大部分银矿中,这似乎就是偿却开矿家
资本及支付其普通利润后所剩下的全部了。开矿家的利润,曾有一度非常高,但现今却
低落到仅足使他继续开采了。这事实,是一般所承认的。
    西班牙国王对于秘鲁银矿所课的矿税,在1504年,减为等于登记的银的五分之一。
该年即1545年波托西银矿发现之前四十一年。在九十年中,即在1636年以前,这些对西
班牙国王纳税的美洲最丰饶矿山,有足够时间,充分发挥影响,使欧洲市场上的银价,
降低到无可再低的限度。九十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使任何非独占商品的价格,都要
降落到其自然价格,或者说,降落到在它继续缴纳特种赋税的场合下仍能长期间继续出
售的最低价格。
    欧洲市场上的银价,本有可能进一步跌落,使得税率,也许不但必须减低至十分之
一,象1736年那样,而且还必须象金税一样,减低至二十分之一,甚至使得现今尚继续
开采的大部分美洲矿山,有停止开采之必要。这些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是由于银的需
求亦在逐渐增加,美洲银矿出产物的市场亦在逐渐扩大,不仅维持住了欧洲市场上的银
价,而且还把银价抬高到稍稍超过前世纪中叶的水平。
    自美洲发现以来,一直到现今,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都在逐渐扩大。
    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美洲发现后,欧洲大部分都有很大进步。英格兰,荷
兰,法兰西,德意志,瑞典,丹麦,甚至俄罗斯,都在农业及制造业上着着向前发展。
意大利似乎也不曾退步。它的没落,是在秘鲁被征服以前,此后,则渐有起色。西班牙
及葡萄牙,据说是退步了。可是,葡萄牙只占欧洲的极小一部分;西班牙的衰退,亦没
有达到一般想象的程度。在十六世纪初叶,西班牙即与法国比较,也是一个极贫穷的国
家。法国从那时以来已有很大改进。所以,常常巡游这两国的查现五世,曾有这样有名
的评语:在法国一切物资都是丰富的,但在西班牙一切物资都是缺乏的。欧洲农业和制
造业的生产额既然增大了,其流通所需的银币量自须逐渐增加;富翁的人数,既然加多
了,银制器皿和银制饰物的数量,也必须逐渐增加。
    第二,美洲本地,是它的银矿产物的新市场。这地方农业、工业及人口的进步,比
欧洲最繁荣国家也快得多,因此对银的需求的增加也自然快得多。英领殖民地,完全是
一个新市场。那里,以前一向对银没有需求,规则一部分因为铸币,一部分因打制器皿,
而不断增大银的需求了。大部分西班牙领和葡萄牙领殖民地,也全为新市场。新格伦纳
达、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在未被欧洲人发现以前,其居民纯为不知工艺不知农
业的野蛮民族。可是,他们到现在,大部分都有了相当的工艺与农业了。墨西哥与秘鲁
两国,虽不能全然视为新市场,但确是比过去扩大了的市场。记述这两国古代壮丽状态
的奇异故事,不论如何掩饰夸张,凡读它们的发现史及征服史的人,只要具有沉着的眼
光,就会看出,当时居民在农工商业上比今日乌克兰的鞑靼人更为无知。即两国中比较
进步的秘鲁人,也只知道以金银作装饰品,而不知铸金银为货币。他们的商业,完全以
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所以,几乎没有分工这回事。耕作土地的人,同时不得不建筑自
己的住宅,制造自己的家具、衣物、鞋及农具等。他们之间,虽有若干工匠,但是据说
都是由君王贵族僧侣维持的,实际上恐怕就是这般人的仆役或奴隶。墨西哥和秘鲁所有
的古代工艺,从来没有以任何制造品供给过欧洲市场。西班牙的军队,不过五百人,甚
至往往不到二百五十人,却几乎到处觉得不易获得食物。据说这般军人足迹所至,就连
人口极稠密、耕作极发达的地方,也常常发生饥荒。这种事实足以证明,记述这些国家
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故事,大部分是虚构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在许多方面
没有象英国殖民地那样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技术的改良及人口的增长,但西班牙殖民地
在所有这几方面,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进步得快。其原因是土壤肥沃、气候宜人,以及
土地广大低廉。这是一切新殖民地共有的优点。有了这些优点,就足以补偿其政治上的
许多缺点。弗雷齐埃曾于1713年观光秘鲁,他说,利马市人口在二万五千至二万八千人
之间。但1740年到1746年间,居住此地的乌洛阿却说,这市人口超过了五万。这两位著
者,关于智利及秘鲁其他许多主要都市人口的计算的差异,与此略同。他们两人报告的
正确,是无可置疑的。其计算的差异,正可表示当地人口的增加,并不逊于英领殖民地。
总之,这一切,都表明美洲即是该地银矿产物的新市场。那里对于白银的需求的增加,
必定比欧洲最繁荣国家还快得多。
    第三,东印度为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自这些矿山开采以来,该市场所吸收的
银量,日有增加。从这时起,依赖亚卡普科船舶而进行的美洲和东印度间的直接贸易,
继续增大,而同时经由欧洲的间接交易,增加得尤其多。十六世纪中,与东印度进行正
规贸易的欧洲民族,只有葡萄牙人。但同世纪末,荷兰人起来竞争。不及数年,就把葡
萄牙人赶走,使不能再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上立足。在前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东印度贸
易的最大部分,由这两国分占。葡萄牙人贸易日见衰退,而荷兰人的贸易,却以比这衰
退更快的速度不断增长。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前世纪即与印度进行交易,到这一世纪,他
们间的贸易大大扩大了。瑞典人及丹麦人的东印度贸易,开始于本世纪。俄罗斯人,最
近也组织所谓商队,取道西伯利亚及鞑靼,径赴北京,与中国进行正规的交易。总之,
除法国东方贸易因最近的战争而被毁灭了以外,其余各国对东方的贸易,几乎无不在继
续扩大。欧洲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日益增多。其消费额之大,似乎曾使印度各种业务逐
渐增大。例如,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用茶,极其有限,不过把它用作药品。然而现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本国国民当作饮料而输入的,每年计达一百五十万磅。但这还不
够满足需耍,又由荷兰各港和瑞典的哥登堡,不断秘密输入。而且,在法国东印度公司
繁荣时代,又常由法国海岸秘密输入。此外,对于中国的瓷器,马鲁古群岛的香料,孟
加拉的布匹,以及其他无数货物,欧洲的消费额也只几乎同样的比例增加。所以,就用
在东印度贸易上的船舶说,前世纪任何时候全欧洲所用的船舶,比最近航运锐减,以前
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家所用的船舶,以吨数计,怕多不了许多。
    但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钱的价值,却比欧洲高得多。
迄今仍是如此。此种差别,是因前者多为产米国,其稻田大抵每年能收获两次甚或三次,
而每次收获的产量,又比小麦普通的收获多。所以,产米国与产麦国比较,即使面积相
同,产米国的粮食,亦必较更为丰富。这些国家的人口,因此多得多。此外,这些国家
的富人,持有自身泪费不了的大量剩余,可以出卖,于是掌握着可购买多得多的他人劳
动量的手段。因此,征之任何记载,中国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
都有多得多的隶役。而且,这些大官富豪,持有过剩食物,于是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
食来交换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竞求的金银宝石。所以,供给印度市场的
银矿,和供给欧洲市场的银矿相比,即使同样丰饶,其产物在印度所能换得的粮食,亦
必较多。可是,以贵金属供给印度市场的矿山,似乎远较以贵金属供给欧洲市场的矿山
贫瘠,而以宝石供给印度市场的矿山,却远较以宝石供给欧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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