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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来走去，哭个不停。
法莎娜用豆子、芜青、土豆做了蔬菜汤，我们洗手，抓起从烤炉取下的新鲜馕饼，浸在汤里——那是我几个月来吃过的最好的一顿。就在那时，我求哈桑搬到喀布尔，跟我住一起。我把屋子的情况告诉他，跟他说我再也不能独力打理。我告诉他我会给他可观的报酬，让他和他的妻子过得舒服。他们彼此对望，什么也没说。饭后，我们洗过手，法莎娜端给我们葡萄。哈桑说这座村庄现在就是他的家，他和法莎娜在那儿自食其力。
“而且离巴米扬很近，我们在那儿有熟人。原谅我，拉辛汗。我请求你的原谅。
”
“当然，”我说，“你不用向我道歉，我知道。”喝完蔬菜汤又喝茶，喝到一半，哈桑问起你来。我告诉你在美国，但其他情况我也不清楚。哈桑问了很多跟你有关的问题。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你多高？你还放风筝吗？还去电影院吗？你快乐吗？他说他跟巴米扬一个年老的法尔西语教师成了朋友，他教他读书写字。如果他给你写一封信，我会转交给你吗？还问我，你会不会回信？我告诉他，我跟你爸爸打过几次电话，从他口里得知你的情况，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接着他问起你爸爸。我告诉他时，他双手掩着脸，号啕大哭。那天晚上，他像小孩一样，抹了整夜的眼泪。
他们执意留我过夜。我在那儿住了一晚。法莎娜给我弄了个铺位，给我一杯井水，以便渴了可以喝。整个夜里，我听见她低声跟哈桑说话，听着他哭泣。
翌日早晨，哈桑跟我说，他和法莎娜决定搬到喀布尔，跟我一起住。
“我不该到这里来，”我说，“你是对的，亲爱的哈桑，这儿有你的生活。我到这里来，要求你放弃一切，真是太冒失了。需要得到原谅的人是我。”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拉辛汗。”哈桑说，他的眼睛仍是又红又肿。“我们会跟你走，我们会帮你照料屋子。”
“你真的想好了吗？”他点点头，把头垂下。“老爷待我就像父亲一样真主保佑他安息。”
他们把家当放在几块破布中间，绑好那些布角。我们把那个包袱放在别克车里。哈桑站在门槛，举起《可兰经》，我们都亲了亲它，从下面穿过。然后我们前往喀布尔。我记得我开车离开的时候，哈桑转过头，最后一次看了他们的家。到了喀布尔之后，我发现哈桑根本没有搬进屋子的意思。“可是所有这些房间都空着，亲爱的哈桑，没有人打算住进来。”我说。但他不听。他说那关乎尊重。他和法莎娜把家当搬进后院那间破屋子，那个他出生的地方。我求他们搬进楼顶的客房，但哈桑一点都没听进去。
“阿米尔少爷会怎么想呢？”他对我说，“要是战争结束，有朝一日阿米尔少爷回来，发现我鸠占鹊巢，他会怎么想？”然后，为了悼念你的父亲，哈桑穿了四十天黑衣服。我并不想要他们那么做，但他们两个包办了所有做饭洗衣的事情。哈桑悉心照料花园里的花儿，松土，摘掉枯萎的叶子，种植蔷薇篱笆。他粉刷墙壁，把那些多年无人住过的房间抹干净，把多年无人用过的浴室清洗整洁。好像他在打理房间，等待某人归来。你记得你爸爸种植的那排玉米后面的那堵墙吗，亲爱的阿米尔？你和哈桑怎么称呼它？“病玉米之墙”？
那年初秋某个深夜，一枚火箭把那墙统统炸塌了。哈桑亲手把它重新建好，垒起一块块砖头，直到它完整如初。要不是有他在那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年深秋，法莎娜生了个死产的女婴。哈桑亲吻那个婴儿毫无生气的脸，我们将她葬在后院，就在蔷薇花丛旁边，我们用白杨树叶盖住那个小坟堆。我替她祷告。法莎娜整天躲在小屋里面，凄厉地哭喊。母亲的哀嚎。我求安拉，保佑你永远不会听到。
在那屋子的围墙之外，战争如火如荼。但我们三个，在你爸爸的房子里，我们自己营造了小小的天堂。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我的视力就衰退了，所以我让哈桑给我读你妈妈的书。
我们会坐在门廊，坐在火炉边，法莎娜在厨房煮饭的时候，哈桑会给我念《玛斯纳维》或者《鲁拜集》。每天早晨，哈桑总会在蔷薇花丛那边小小的坟堆上摆一朵鲜花。
1990年年初，法莎娜又怀孕了。也是在这一年，盛夏的时候，某天早晨，有个身披天蓝色长袍的女人敲响前门，她双脚发抖，似乎孱弱得连站都站不稳。我问她想要什么，她沉默不语。
“你是谁？”我说。但她一语不发，就在那儿瘫下，倒在车道上。我把哈桑喊出来，他帮我把她扶进屋子，走进客厅。我们让她躺在沙发上，除下她的长袍。长袍之下是个牙齿掉光的妇女，蓬乱的灰白头发，手臂上生着疮。她看上去似乎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但更糟糕的是她的脸。有人用刀在她脸上亲爱的阿米尔，到处都是刀痕，有一道从颧骨到发际线，她的左眼也没有幸免。太丑怪了。我用一块湿布拍拍她的额头，她睁开眼。
“哈桑在哪里？”她细声说。
“我在这里。”哈桑说，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她那只完好的眼打量着他。“我走了很久很远，来看看你是否像我梦中见到那样英俊。你是的。甚至更好看。”她拉着他的手，贴近她伤痕累累的脸庞。
“朝我笑一笑，求求你。”
哈桑笑了，那个老妇人流出泪水。“你的笑是从我这里来的，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而我甚至没有抱过你。愿安拉宽恕我，我甚至没有抱过你。”
自从莎娜芭1964年刚生下哈桑不久就跟着一群艺人跑掉之后，我们再也没人见过她。你从来没见过她，阿米尔，但她年轻的时候，她是个美人。她微笑起来脸带酒窝，步履款款，令男人发狂。凡是在街上见到她的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会忍不住再看她一眼。而现在
哈桑放下她的手，冲出房子。我跟着他后面，但他跑得太快了。我看见他跑上那座你们两个以前玩耍的山丘，他的脚步踢起阵阵尘土。我任他走开。我整天坐在莎娜芭身边，看着天空由澄蓝变成紫色。夜幕降临，月亮在云层中穿梭，哈桑仍没回来。莎娜芭哭着说回来是一个错误，也许比当年离家出走错得更加厉害。但我安抚她。哈桑会回来的，我知道。
隔日早上他回来了，看上去疲累而憔悴，似乎彻夜未睡。他双手捧起莎娜芭的手，告诉她，如果她想哭就哭吧，但她不用哭，现在她在家里了，他说，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他抚摸着她脸上的伤疤，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面。
在哈桑和法莎娜照料下，她康复了。他们喂她吃饭，替她洗衣服。我让她住在楼上一间客房里面。有时我会从窗户望出去，看见哈桑和他母亲跪在院子里，摘番茄，或者修剪蔷薇篱笆，彼此交谈。他们在补偿所有失去的那些岁月，我猜想。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问起她到哪里去了，或者为什么要离开，而她也没有说。我想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
1990年冬天，莎娜芭把哈桑的儿子接生出来。那时还没有下雪，但冬天的寒风呼啸着吹过院子，吹弯了苗圃里的花儿，吹落了树叶。我记得莎娜芭用一块羊毛毯抱着她的孙子，将他从小屋里面抱出来。她站在阴暗的灰色天空下，喜悦溢于言表，泪水从她脸上流下，刺人的寒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死死抱着那个孩子，仿佛永远不肯放手。这次不会了。她把他交给哈桑，哈桑把他递给我，我在那个男婴耳边，轻轻唱起《可兰经》的经文。
他们给他起名索拉博，那是《沙纳玛》里面哈桑最喜欢的英雄，你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他是个漂亮的小男孩，甜蜜得像糖一样，而性子跟他爸爸毫无二致。你应该看看莎娜芭带那个孩子，亲爱的阿米尔。他变成她生活的中心，她给他缝衣服，用木块、破布和稻秆给他做玩具。他要是发热，她会整晚睡不着，斋戒三天。她在锅里烧掉一本回历，说是驱走魔鬼的眼睛。索拉博两岁的时候，管她叫“莎莎”。他们两个形影不离。
她活到他四岁的时候，然后，某个早晨，她再也没有醒来。她神情安详平静，似乎死得无牵无挂。我们在山上的墓地埋了她，那座种着石榴树的墓地，我也替她祷告了。她的去世让哈桑很难过——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更伤人。但小索拉博甚至更加难过，他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找他的“莎莎”，但你知道，小孩就是那样，他们很快就忘了。
那时——应该是1995年——俄国佬已经被赶走很久了，喀布尔依次落在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1953～2001），20世纪80年代组织游击队在阿富汗潘杰希尔谷地抗击苏联游击队，1996年后为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拉巴尼 ＇Burhanuddin Rabbani（1940～），阿富汗政治家，1992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和人民圣战者组织手里。不同派系间的内战十分激烈，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一天结束。我们的耳朵听惯了炮弹落下、机枪嗒嗒的声音，人们从废墟爬出来的景象也司空见惯。那些日子里的喀布尔，亲爱的阿米尔，你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像地狱的地方了。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没有遭受太多的袭击，所以我们的处境不像其他城区一样糟糕。
在那些炮火稍歇、枪声较疏的日子，哈桑会带索拉博去动物园看狮子“玛扬”，或者去看电影。哈桑教他射弹弓，而且，后来，到了他八岁的时候，弹弓在索拉博手里变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他可以站在阳台上，射中院子中央水桶上摆放着的松果。哈桑教他读书识字——以免他的儿子长大之后跟他一样是个文盲。我和那个小男孩越来越亲近——我看着他学会走路，听着他牙牙学语。我从电影院公园那边的书店给索拉博买童书——现在它们也被炸毁了——索拉博总是很快看完。他让我想起你，你小时候多么喜欢读书，亲爱的阿米尔。有时，我在夜里讲故事给他听，和他猜谜语，教他玩扑克。我想他想得厉害。
冬天，哈桑带他儿子追风筝。那儿再也没有过去那么多风筝大赛了——因为缺乏安全，没有人敢在外面待得太久——但零星有一些。哈桑会让索拉博坐在他的肩膀上，在街道上小跑，追风筝，爬上那些挂着风筝的树。你记得吗，亲爱的阿米尔，哈桑追风筝多么在行？他仍和过去一样棒。冬天结束的时候，哈桑和索拉博会把他们整个冬天追来的风筝挂在门廊的墙上，他们会像挂画像那样将它们摆好。
我告诉过你，1996年，当塔利班掌权，结束日复一日的战争之后，我们全都欢呼雀跃。我记得那晚回家，发现哈桑在厨房，听着收音机，神情严肃。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摇头：“现在求真主保佑哈扎拉人，拉辛汗老爷。”
“战争结束了，哈桑，”我说，“很快就会有和平，奉安拉之名，还有幸福和安宁。再没有火箭，再没有杀戮，再没有葬礼！”但他只是关掉收音机，问我在他睡觉之前还需要什么。
几个星期后，塔利班禁止斗风筝。隔了两年，1998年，他们开始在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哈扎拉人。
第十七章
拉辛汗慢慢地伸开双腿，斜倚在光秃秃的墙上，他的举止是那样小心翼翼，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剧痛。外面有头驴子叫起来，有人用乌尔都语不知道喊了些什么。太阳开始下山，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子的裂缝中，渗出闪闪的红色斜晖。
我在那年冬天、以及随后那个夏天所犯下的罪恶，再次向我袭来。那些名字在我脑海回荡：哈桑、索拉博、阿里、法莎娜，还有莎娜芭。听着拉辛汗提起阿里的名字，恍如找到一个尘封多年的老旧唱机，那些旋律立即开始演奏：你今天吃了谁啊，巴巴鲁。你吃了谁啊，你这个斜眼的巴巴鲁？我努力想起阿里那张冰冷的脸，想真的见到他那双安详的眼睛，但时间很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噬所有的细节。
“哈桑现在仍住那间屋子吗？”拉辛汗把茶杯举到他干裂的唇边，啜了一口，接着从他背心的上袋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给你的。”
我撕开贴好的信封，里面有张宝丽莱相片，和一封折叠着的信。我盯着那张照片，足足看了一分钟。
一个高高的男子，头戴白色头巾，身穿绿色条纹长袍，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扇锻铁大门前面。阳光从左边射下，在他那张圆脸投下半边阴影。他眯眼，对着镜头微笑，显示出缺了两个门牙。即使在这张模糊的宝丽莱照片上，这个带着头巾的男人也给人自信、安适的感觉。
这可以从他站立的样子看出来：他双脚微微分开，手臂舒适地在胸前交叉，他的头稍微有些倾向太阳。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