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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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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
  
  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
  
  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这几年的合作是不错的,需要的是发展这种合作。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请大家相信,中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些细节问题上,不是小手小脚的。我们现在有些法律规定还不完备,因为没有经验,以后会逐渐完备的。有的朋友担心风险太大,合作中如有风险,我们共同承担。还有的提出企业的合作期限问题,如果技术确实先进,可以适当延长。总之,为了发展中外的经济合作,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首先的一条就是不要怕冒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胆子放大一些,合作的步子更快一些。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
  
  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到现在快六年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九七八年开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农村改革三年见效,城市改革时间要长一些,三年五载也会见效。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个总政策下,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目前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有实际进展。同苏联,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也争取发展关系。更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有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因为宣扬过分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现在国际上就担心这个问题嘛。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毕竟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好起来了,国家可以腾出手来帮助少数贫困地方发展起来。中央对此已有部署。不仅是国家,还有那些好起来了的地方也可以帮助,问题不难解决。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最近时期,我总跟外宾谈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不过,他们还不大相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一九九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卡特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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