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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集团的廖毅指出，正泰集团当初的产业定位就是“立足低压，跳出低压”，这是一种业内多元化，是在专业领域内的延伸。正泰过去没搞多元化，并不是说今后永远不搞；南存辉说烧好自己的一壶水，也不是说一生只烧一壶水。
温州人能够居安思危，无论企业做到多大多强，都能够有“从零开始”、“要做就做世界第一”的国际化定位意识。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的人生坐标是“视今天为落后，将明天做起点”。王振滔认为：“对于鞋业来说，专卖店方式的连锁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多元化专卖店将取代单品牌专卖店，这可以视之为奥康对终端的又一次革命。”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多元化专卖，并迈出了坚定的步伐。王振滔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要把“奥康”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企业结构机制的跨国、跨行业、多功能、多元化的综合性集团，要让“奥康”成为世界名牌，成为民族的骄傲。
上海安信地板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卢伟光说过，如果有更多的资金，我们还将考虑更多的项目。因为，只有考虑更多的项目，才能够分散风险。做生意，专业化与多元化永远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怎样处理要看企业的特点和它所处的发展阶段。
温州人语录：
如果有更多的资金，我们还将考虑更多的项目。
——上海安信地板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卢伟光
13。变革是一世的策略
致富思维：
穷人：企业管理不能说变就变。
温州人：变革是常态，不变是变态，企业在发展，制度也需要不断变革，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持续不断地发展。
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在企业发展中也是如此，发展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如果制度和管理跟不上变化，那么结果就是在冲突中挣扎。与其在挣扎中走向灭亡，不如快刀斩乱麻，果断地随着形势进行变革，使企业更加适应时代和环境的要求。
坐落于“东方电器大都会”的温州柳市万家集团是一家在短短十多年间从小作坊发展起来的全国无区域集团。
万家集团曾率先进行“超越股东”的变革，把“经理革命”和“董事革命”这两场变革作为企业重要的发展战略。万家郑重宣布，将实行“三权分离”的阶梯式管理模式，要让最有敏捷思路、经济头脑和实践能力的人进入中高层管理者队伍，要让他们当经理，还要让非股东进入公司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万家指的“三权分离”是指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分离，要在公司内部建立决策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并聘请各个方面专家参与其中。
尽管股东们在这次变革中反应各不相同，甚至有些股东因无法达成共识而被迫“分家”。但是，经历了“超越股东”这场变革后，万家走上了规范化、规模化的良性发展道路。
企业在发展，变革就必须进行。变革是一种常态，应该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因此，变革不是一时的行为，而是一世的策略。
1991年，南存辉在与朋友合作创办的求精开关厂解体后，吸收弟弟南存飞、外甥朱信敏、妹夫吴炳池等家族成员入股，组建了典型的家族企业——温州正泰电器有限公司。当时，南存辉个人占股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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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第四章 温州人和你不一样的创意（16）
凭着家族式的股权结构和优势，正泰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1993年，正泰的年销售收入达到5000多万元。但是，南存辉并没有满足于这些财富，他心里想的不仅仅是赚钱，而是做事业。
但是，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家族企业的种种弊端暴露无疑。这让南存辉意识到，要想把正泰做大，必须对家族制度进行变革。
于是，南存辉先后将当地38家企业纳入麾下，这样正泰的股东一下子增加到数十个，而南存辉个人股权则被稀释至40％左右。
1998年，尽管组建后的正泰集团迅速扩大了规模，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产业格局。但是，成员企业却出现“占山为王”、“集而不团”的现象。南存辉思考着是否要打破家族股东一元化的体制，吸引其他非家族的股东加入。最终，南存辉毅然决定弱化南氏家族的股权，吸收新的非家族股东。
南存辉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在集团内推行股权配送制度，将最优良的资本配送给企业最为优秀的人才。“引入岗位激励股制度，将股份分成两段，股份制将变得灵活起来，股东疲劳症将得到很大缓解。”这就是正泰的“要素入股、管理入股、技术入股、经营入股”。这次变革的结果是，正泰的股东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个，南存辉的股份下降至20％多。
南存辉认为，企业做大了，不是属于他个人的，最终还是属于社会。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上市是必须的。
上市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但是对于正泰来说，上市并不完全是为了融资。在南存辉看来，上市的根本目的是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南存辉在正泰的股份仅占20％多。南存辉家族成员所占的比例也已不到1／3。在由一百多人组成的股东会中，南氏家族之外的股东占了将近80％。家族色彩淡化，给企业带来的却是不断发展，正泰已经走上了规范化的经营之路。
个人股份一再被稀释，“底线”到底是多少，南存辉曾说过一个数字：“5％”。他解释说，在有足够多的资产时，5％可能也会是最大股东。而且，所占股份的比例是下降了，但股本在扩大，“杠杆效应”更大，得到的利益有可能会更多。
正泰的发展目标是“创世界品牌，圆产业报国之梦”。南存辉认为，未来正泰将实现三大转变：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相结合，再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从内向型为主，向内外并举、外向型为主转变；从产业经营为主，向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转变，并以资本经营促进主业做精做强，实现资本价值最大化。
可见，变革其实是一种意识，具有变革意识的人，都会不断考虑企业发展的要求，作出任何企业要求的变革，尽管变革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变革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但是，不变则是僵死，在发展与灭亡当中，一定要痛下决心，毫不犹豫地选择变革。
温州人语录：
生意最好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走错一步就会满盘皆输。
——玉环灯具公司经理 吴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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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第五章 温州人和你不一样的手段（1）
第五章 温州人和你不一样的手段
1。吃亏换大利益
致富思维：
穷人：做生意就要想着怎样赚钱，能赚一块是一块，只要是自己的利益，就要据理力争。
温州人：做生意不能老想着自己赚钱，能赚10块钱的生意，赚6块钱就行了。其他4块分给别人赚，要舍小我求大我。这样，别人在赚钱的时候也会想到你，你的赚钱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做生意就要想着怎样赚钱，这话一点都不假。但是，怎样赚钱却是有门道的。有些人眼睛总是盯着钱，总是想得到最大的利益，结果往往得罪了顾客，气跑了客户，影响了以后的生意，这真是因小失大呀！
温州人的想法却不一样，在他们看来，做生意看重的是长远，钱是赚不完的，要考虑给自己留下良好的口碑和信誉，让生意主动来找自己，这样就不怕没有生意可做了。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想法，温州人在面对明明是吃亏的事情时，总是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把吃亏当成是一种投资，当成是一种经验。
宁波大世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温州商会会长陈正光讲过这样一件事：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商品流通还是比较落后，应该说那时候做生意比较好做。我到了宁波，三个人把几样东西都买好以后装轮船。突然碰到一个人是桃花岛人，他说有非常好的目鱼干，就是吃的目鱼干，那么我们几个人货进好，刚刚还剩下几万元钱，就决定进货。我和他讲他们去装货，我们把这些鱼都买下来，大概一共4000多斤。重量都称好，钱付好，后来我感觉这4000多斤好像量不够。我就重新称了几袋，后来4000斤其实只有1900斤。”
一次生意就被人骗了2000多斤，这是许多人都无法接受的。但是，陈正光却想得很开。他认为，做生意，上当受骗、吃亏损失都是很正常的。只要自己汲取经验，着眼于长远发展，就当交点学费学习做生意的方法，这也是合算的。
他说：“有些地方我都吃亏了。用一句宁波话，吃亏就是上算（合算）。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前面做过很多的事情，不管是失败还是吃亏，我觉得，都是上算的。”
美国耐克公司创始人菲尔？耐特说过：“有时候，能吃亏就是福，会忍退就是成功。”许多温州商人深谙其中的道理。
有一位温州籍商人刘老板，在陕西铜川开了家机电设备公司。
有一次，一个老客户来买电器配件，遗憾的是，刘老板找遍了公司的库存，就是没有这个配件。但是，这位客户着急得很，因为拿不到这个配件，他所在的企业就面临停工，而停工一天的损失将达5万多元。
看到客户如此着急，刘老板一边安慰，一边承诺一定在一天之内把货搞到。
客户刚走，刘老板便亲自出马打的直奔西安供货方。谁知，西安也没货了。没办法，他只好连夜乘飞机到杭州，然后再叫车赶往温州老家。
回来折腾一番后已经是清晨四五点了。刘老板不顾饥饿与疲劳，又在温州联系相关的生产厂家。结果，在连续联系了十几个厂家后，终于让他找到了这个电器配件。
拿到电器配件后，刘老板火速打车直奔温州机场，连下车看望一下父母的时间都没有。
第二天，当他把货交到客户手中时，客户感动得无法言语。
但是，这次生意对于刘老板来说，却是一桩赔本的生意。因为一个配件才300元，利润也就30元，但是刘老板却付出了3000多元的交通费。
当然，从表面上来看，刘老板亏了好几千元，但是他却得到了客户的信任。第二天，客户所在的企业就敲锣打鼓地送来大匾，还带上当地媒体来采访刘老板，宣传他这种一心想着客户的事迹。
就这样，刘老板吃亏待客户的消息在业内广泛流传，刘老板生意自然是越来越红火，得到的财富自然比区区几千元的损失要多得多。
上海安信地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卢伟光也是一个敢于吃亏的人。凭借自己独到的眼光，卢伟光用自己的利益换取了现在的发展。
那次事件发生在2001年。2001年，卢伟光在巴西做了一次赔本生意。这在许多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卢伟光却并不这么认为。
“我早就听到了亚马逊丛林的召唤，那些木头是有生命的，有细胞，会呼吸，还会说话。”卢伟光说。为了木头，卢伟光真是付出了很多。
2001年春节前夕，因为市场被普遍看好，很多亚洲商人都增加订货量。但按照传统习俗，绝大部分装修工程在那时候都停工暂歇，没人买货，这样，商家手头的现金一下子窘迫起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印尼盾暴跌，1美元本来兑换8500印尼盾，一下子跌到了1∶13000，大部分供应商都转向印尼采购，而停止从巴西采购。
当时的卢伟光也非常犹豫：如果按照原来合同中规定的汇率从巴西订货的话，自然能够赢得巴西人的尊敬和喜爱，今后就能够得到更优惠的价格，但贷款利率加上汇率损失，折合起来要亏损1700多万元人民币，这几乎是当时卢伟光一整年的利润；可是如果毁约的话，自己这3年在巴西辛苦经营的渠道和信用都要毁于一旦。
怎么办呢？要做这个决策实在太困难了。
当时的卢伟光敏锐地意识到，未来两三年中国的房地产业必然还会发展，自己是有机会把这笔钱赚回来的。尽管面对这笔巨额的损失，卢伟光无法确定自己需要多久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