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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在爱尔兰也有这样的人，不过在程度上不及印度。他们只是为不久的将来作间歇的准备，而对遥远的将来，却不作任何永久的准备：巨大的公共工程使他们的生产资源有很大的增加，但这些工程主要是由克己力差得多的英国人的资本来举办的。
这样，支配财富积累的各种原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中也大不相同。在任何两个民族之中，这些原因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即在同一民族的任何两个社会阶级中，恐怕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很有赖于社会和宗教的制裁；当风俗的约束力稍有松懈时，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怎样会使得在相同条件下长大的邻人，在他们的奢侈或节俭的习惯方面各不相同，比在差不多其他任何方面的不同更为普遍和更为常见，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四节 保障是储蓄的一个条件。
往代的不事节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保障的缘故，因为那些为将来作准备的人是要享有保障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才有力量保持他们所积蓄的东西；勤劳和克己的农民积蓄了一点财富，却眼看它被强有力者夺去，这种情况对他的邻人不断提出警告，叫他们在能享受时就享受快乐和安逸。在英国和苏格兰的边境，只要抢劫一天不停止，就不会有什么进步：在十八世纪中法国农民的储蓄是很少的，当时他们只有被人看作贫穷，才能逃避税吏的强取豪夺，爱尔兰许多田地的佃户们，即在四十年前，为了避免地主对地租的过高要求，也不得不照样行事。
这种没有保障在文明世界差不多已成过去了。但是，在英国，我们仍然受到救贫法的影响之害，救贫法盛行于上一世纪之初，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种新形式的危险。因为，它规定：工人阶级的工资的一部分，要以贫穷救济金的方式拿出来；而这种救济金在他们之中的分配，是与他们勤劳、节俭和远见成反比例的，因此许多人认为，为将来作准备是愚蠢的事。由这种有害的经验所养成的传统和本能，即到现在，仍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进步之一大障碍；而且，至少名义上作为现在的救贫法的基础之原理，即国家只考虑贫穷而完全不考虑功绩，也发生同样的作用，虽然力量较小。
这种没有保障也正在减少：国家和私人对贫民的义务的开明观点之发展，足使以下一点日益明确：自力更生和努力为自己的将来作准备的人，比懒惰和不动脑筋的人，将得到社会的较好照顾。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仍是缓慢的，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第五节 货币经济的发展给与奢费以新的诱惑；但它使没有经营能力的人能得到储蓄的好处。
货币经济与近代经营习惯的发展，的确因对于爱过奢侈生活的人产生新的诱惑，而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在古代，一个人如果要住一所好的房屋，他必须自己动手建造；而现在出租的好房子很多，只要付房租就能租到。从前他要喝好的啤酒，他要有好的酿造场，而现在他能买到比自己酿造的更好和更廉的啤酒。现在，他能向图书馆借阅书籍，而不必自己购买；在他准备购买家具之前，他也能以家具布置他的房屋。这样，近代的买卖制度、借贷制度以及新欲望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引起新的奢费，并将现在的利益置于将来的利益之上。
但是，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增加了用途的多样化，在这些用途之间，一个人能够分配他的将来的支出。在原始社会状态下，一个人储存了一些东西以备将来的需要，他也许觉得他对他所储存的那些东西的需要，毕竟没有像对他所没有储存的东西那样大：有许多未来的欲望，是不可能以储存货物来直接满足的。但是，如果他积蓄了资本，并从资本中获得货币收入，他却能需要什么就购买什么。
其次，近代的经营方法，带来了安全投资的机会，使得没有好机会从事任何经营——甚至没有经营农业的机会，在农业中土地在某些条件下具有一个可靠的储蓄银行的作用——的人也能获得收入。这些新的机会已使有些人积蓄若干东西以供老年之用，如果没有这些机会，他们恐怕不会这样做的。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结果，就是它使一个人准备死后供给妻子儿女以可靠的收入容易得多了：因为，家庭情感毕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第六节 家庭情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的确有一些人看见他们所积蓄的财富在自己手下增多而感到强烈的愉快，但差不多没有想到由他们自己或别人从财富的使用中所能得到的幸福。他们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由于追求的本能、胜过竞争者的愿望以及表现获得财富的能力和因富有而取得势力与社会地位的雄心。有时，在他们真正需要货币时所发生的习惯的力量，由于一种反射作用，在为积聚财富而积聚财富方面，使他们有一种人为的和不合理的愉快。但是，如果不是为了家庭情感，现在许多艰苦工作和小心储蓄的人，只要能获得供他们自己生活之用的舒适的年金，就不会更努力了；他们或是向保险公司购买年金，或是安排好他们退职后每年花费他们的资本和其他一切收入的一部分。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身后就一无所有了：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只留下从他们所希望的高寿中因早死而多余的那一部分储蓄。人们工作和储蓄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家庭，可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在他们退职之后，他们的费用很少超过从他们的储蓄中所得的收入，而宁愿把他们的储存的财富原封不动地留给他们的家庭；单单在英国，每年就有二千万镑以保险单的形式储蓄起来，而且只有在储蓄的人死后才能动用。
最能刺激一个人的精力和进取心的，无过于在生活中提高地位的希望，以及使他家里的人从比他创业时为高的社会地位开始的希望。这种希望甚至给他以一种压倒一切的热情，而这种热情使他对求得安逸和一切普通的愉快的愿望都毫不足道了，有时甚至破坏了他内在的优美感觉和高尚憧憬。但是，像现代美国的财富之惊人的增长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希望使他成为一个有力的生产者和财富积累者；的确，如果他不是急于攫取财富所能给他的社会地位，则他的雄心就会使他走上巨大的奢费之途，正像不顾将来和放纵自己的脾气所能引起的那样。
以下这种人才会有最大的储蓄：他们出身清寒，长大后从事苛刻而艰苦的工作，他们虽在企业上获得成就，但仍保持朴素的习惯，他们对挥霍加以鄙视，并抱有死后他们会比为人所预料的更为富有的希望。这种性格在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国家中较为闲静的地方是常见的，而受到重大的对法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重税的压迫之后，历时一代以上，在英国乡村区域的中等阶级之中，这种性格也是很普遍的。
第七节 积累的源泉。公共积累。合作事业。
其次是关于积累的源泉。储蓄的能力要看收入超过必需的支出的部分而定；在富人之中，这个部分是最大的。在英国，大部分的巨额收入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但小额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在本世纪之初，英国的商人阶级具有比乡村绅士或工人阶级都多得多的储蓄习惯。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使得上一代的经济学家把储蓄看作差不多完全是从资本的利润中得来的。
但是，即在近代英国，地租与自由职业者及雇佣劳动者的收入，都是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而在一切初期文明阶段中，它们是积累的主要源泉。而且，中等阶级，尤其是自由职业阶级，为了把资本投于他们孩子的教育，自己总是非常刻苦；同时，工人阶级的工资的大部分，是用于他们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强壮。以往的经济学家太不考虑下一事实：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与他们相反，我们可得出以下的结论：财富分配上的任何变化，只要是给工资劳动者多些，给资本家少些，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就会加速物质生产的增大，而不会显著地延迟物质财富的储存。当然，如果这种变化是以暴力的手段来实行，而使公共安全发生动摇，则其他情况就不会没有变化了。但是，对物质财富积累的轻微和暂时的遏制，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这种遏制是平静地实行而没有引起骚扰，并对大多数人提供较好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效率，在他们内心养成自尊的习惯，以便在下一代产生效率高得多的生产者。如果这样，这种遏制比大量增加我们现有的工厂和蒸汽机，毕竟更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
财富分配得很好和有高尚志向的民族，就会积累巨额的公共财产；有些富裕的民主政体单以这种形式所作的储蓄，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时代从前代所继承的最好的财产之大部分。
各种形式的合作运动的发展，建筑协会、友谊会、职工会、工人储蓄银行等等的发展，都表明了以下一点：即以物质财富的直接积累而论，国家的资源用于支付工资也不是完全损失的，像过去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
第八节 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选择。财富的积累一般含有满足的某种等待或延期之意。利息是它的报酬。
在研究了储蓄方法和财富积累的发展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上去，在以前研究需求时，我们是从另一观点开始这种分析的。
在研究需求时我们知道：任何人如存有可作几种用途的商品，他就力图把它分配于一切用途以使他得到最大的满足。
如果他认为把这商品的一部分从一种用途转到另一种用途，而能得到更大的满足，他就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他所作的分配是适当的，他就停止在把这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的某一点，在这一点上刚好使他从把这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上得到多寡相同的好处（换句话说，就是他把这商品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使它在每种用途上都有同一的边际效用）。
我们并且知道：不论一切用途都是现在的，还是有些是现在的，有些是延缓的，上述原理都同样有效；但在后一情况下，却有一些新的考虑，其中主要的是：第一，满足的延缓必然引起关于将来获得满足是否可靠的问题；第二，照人类本性来看，现在的满足一般地——虽然不是常常地——比可望与它相同的、而在人类生活中是同样可靠的满足更为可取。
一个谨慎的人如果认为在他生活的一切阶段中，他会从相同的财产中获得相同的满足，他也许会力图把他的财产平均地分配于他的一生：如果他认为他的赚钱能力在将来会有减少的危险，他就一定会储蓄一些资财作为将来之用。不但在他认为他的储蓄在他手中会增加时，他会这样做，即在他认为他的储蓄会减少时，他也会这样做。他会储藏一些水果和鸡蛋以备冬令之需，因为到了冬天这些东西就会缺乏，尽管它们不会由于保藏而变得更好。如果他不知道怎样把他的收入投于贸易或放款以获得利息或利润，他也会学我们有些祖先的榜样：他们积累了少数金币，当他们从忙碌的生活退休时，就把这些金币带到乡村中去。他们认为，在收入多的时候多用几个金币所增加的满足，对他们的帮助没有像老年时那些金币所能供给他们的舒适那样大。保管这些金币使他们有很多麻烦；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为他们免除这种麻烦，而不使他们遇到任何风险，他们就会愿意给他一点酬劳的。
所以，我们能想像这样一种情况：储存的财富差不多不能作很好的使用；许多人要为将来作准备；而要借入财货的人很少能提出可靠的担保，将来仍归还这种货物或等价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下，享乐的延期或等待，与其说是一种获得报酬的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受罚的行动；一个人把他的财产交给别人保管，而只能期望得到这样一种可靠的诺言：归还的东西是少于而不是多于他所借出的东西，因此利率就会变成负数了。
这样一种情况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人们也许如此渴望工作，以致宁愿受一些惩罚作为准许他们工作的条件，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差不多同样是可有的事。因为，正像延缓一部分财产的消费，是一个谨慎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一样，做一些工作也是一个健康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例如，政治犯如被准许做一点工作，他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恩惠。照人类本性的现状来看，我们有理由说，资本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