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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使用的资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的上述差别是和施政的质量有很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去过欠发达国家的人常常抱怨公用事业差——道路难行、水不干净、卫生差、蚊子多、管理差等等。回答是，用占国民收入５％的费用是不可能搞好公用事业的。除了防务和转移性费用外，西欧和北美各国用于公用事业的费用占国民收入的１２％左右，欠发达国家甚至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才能达到同样的标准，因为它们的人均收入低。
欠发达国家的军事负担不必像工业大国那么重。另一方面，如果欠发达国家决定增加私人部门的资本形成，它们为此目的可能需要大量资金。例如，如果它们希望整个经济的纯资本形成每年达到国民收入的１２％，而它们的经济只能节蓄５％，相差７％，需从别处来补充。１２％的目标不算过高。
这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在工业革命初期达到的比例，比苏联和日本的比例低。假如我们把资本—收入比率定为４∶１，那么如果投资为１２％，每年的实际收入就要提高３％；如果每年人口增长率为１．５％，那么每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将提高１．５％，约５０年翻一番。以这一速度，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将与西欧一样，但是穷富国之间的差距不会缩小。
如果要想消除这一差距，就需要有比这更大的投资。
欠发达国家政府筹集的岁入比发达国家少的原因并不是它们需要的岁入少，而是筹集起来比较困难。根据实际资源来考虑这个问题是最方便的。如果一个国家需要有７０％的人从事农业来提供粮食，在剩下的３０％的人口中可以腾出来从事政府想从事的事业的劳动力，比一个只需要１２％的人从事农业的国家能腾出的劳动力显然要少得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能够用以支付税收的收入的百分比不如较发达国家那么大。但是，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多缴些税收的。在这些国家，筹集更多的岁入是困难的，但也不像有时想像的那样困难。如果在本章中去肤浅地论述公共财政，那就会文不对题；本节仅限于对穷国的一些特殊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首先是技术问题。税收的原则之一是，应避免那种收起来代价高的税收，因为这种税得从大量只交少量税的个人那里去收。这一点对直接收税和间接收税都是适用的。这就是把所得税限于收入较多的个人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大多数国家内，向年收入少于１５０英镑的人收所得税被认为是不合算的。但是，在穷国，年收入高于１５０英镑的人的比例是很小的。因此，从所得税中得到的岁入穷国比富国少。事实上，穷国在更大程度上得依靠间接税，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希望以不同的方法分配税收负担——也不一定这样做，而是因为在一个可行的豁免期限内，国民收入的比例要少得多。这涉及漏税问题，因为需纳税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是小商贩的收入，他们没有适当的帐目，要实行所得税条款，得付出极大代价。如果比较严格地实行税法，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会得到很大好处，但是即使最严格地实行税法，也不能使所得税成为主要岁入来源，除非有几个大采矿公司或其他公司可以纳税。
有些国家在征收间接税方面还有很大的技术困难。在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经过少数人之手的地方，征收这种税最容易。进出口通常由少数批发商经营，从他们那里征收进出口税最方便。在工业国，很大一部分产出是由少数大公司生产的，因此，可以很方便地征收货物税和购物税。并不是所有欠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出口约占斯里兰卡国民收入的４０—５０％，所以那个岛国很容易通过征收进出口税获得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而行政管理费用很少。但是在邻国印度，出口不到国民收入的１０％，因此对外贸易的税收收入是很少的。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得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内贸税收，但是收税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产出不集中于少数公司，产出由数以百万计的小生产者生产，通过数以百万计的渠道销售。
因此，要防止相当数量的漏税是不可能的，收税的代价也必然是高的。
在某些欠发达国家，另一个困难是，很大一部分产出根本不进入交易。农民生产自己的粮食及一些自己的用品，只有少量剩余产品拿到市场去出售。如果只对农民的货币收入征税（也许对他们购买的货物征收进口税或货物税），他们多半会漏税。如果农民种植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可可、橡胶、棉花等等），情况就不同了，很容易向他们征收出口税。对自给自足的农民，必须直接征税。非洲部落为此征人头税，而印度的王子则主要依靠土地税。有些土地税带来了很多的岁入，日本和苏联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实上，在人口过多的国家，租金和税收加起来经常占去了农民产出的５０％以上。另一方面，土地税是直接税，因此，它引起的敌视比间接税大得多，因为后者的存在并不总是那么明显或那么尽人皆知的。苏联政府为了向农民征收足以支持国民收入的４０—５０％的税收遇到了强烈的反抗，苏联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资本形成、加强防务及作其他开支用。因此，只要一有可能，土地税就让位于进出口税。
因此，我们要考虑欠发达国家税收负担的分配。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均衡还是不均衡，首先取决于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其次取决于经济部门资本化的程度。在人口过多的国家，租金高昂，也许高达占农业产出的４０—５０％，因此，收入分配往往比发达的工业国更不均衡。在资本化部门，利润与工资的比率往往比工业国高，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中非的铜矿中，利润可能占纯产出的一半以上。因此，无法对欠发达国家经济的情况作出一般的概括；在一些国家，收入分配比美国更加不均衡，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加纳或尼日利亚，就比美国均衡得多。
在收入表上，税收应达到何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如何，但是有一部分也取决于税收对积极性和储蓄的影响如何。后者在欠发达国家内比在发达国家内更重要。在比较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这也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了某种发展势头，即使积极性和储蓄减少一些，这种势头也会继续下去。在欠发达国家中，征税最容易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不涉及到积极性和储蓄，二是从政治意义上讲，地主几乎在各个地方（但不是每个地方）现在在政治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农民的税收负担总是很重的，但是在一些农民最近取得了选举权的国家（如印度），他们造成的政治动荡使他们免除了一定程度的高额税，这使政府感到很尴尬。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征税也是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新的民族主义政府中拥有政权，部分原因是为扩大这个阶级需要予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之一是使社会上半熟练、熟练和专业人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如果对这几类人征收高额税，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利润也属于困难之列。从政治上说，对利润征税很容易，特别是如果资本属于外国人的话，但是对利润征税可能损害积极性和储蓄。储蓄这一点倒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明智的政府可以用公共储蓄来代替私人储蓄，但是在企业精神还欠缺的国家，积极性这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些急于鼓励发展的国家，实际上朝相反的方向行动：它们对创建新工业的资本家暂时免征所得税。
对一些国家的政府来说，对富人怎么办是个严重问题，因为这些政府得到的支持主要来自穷人，但它们同时急于推进发展。不进行耕种的地主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可以用钱使他们让出产权，然后像在日本那样，当他们发现自己带着钱不交税时，就可变为资本家，提供亟须的企业精神（第五章第二节（二））。即使没收他们的财产，对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利的影响，除非他们自己在大庄园上用现代方法耕种土地。工商业资本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储蓄和企业的主要源泉。在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使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上升（第五章第二节（二）），在过去，这意味着大量私人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不难理解，为什么各民主政府非常怀疑这一进程，很不愿意让资本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大量利润；另一方面，如果压低利润或高额征税，私人储蓄就会很少，私人企业就没有积极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开明办法是鼓励私人资本家在活着的时候能赚多少就赚多少，在他们死去以后再课以重税。如果无情地这样去做（迄今还没有这样做过），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开始时的机会多少是均等的；发财的积极性会减少一些，但是机会的增加可能会绰绰有余地抵销这一点（第三章第三节（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是不要私人资本家，由国家创办企业、赚取利润和进行储蓄。
这一办法的可行性取决于国家的进取心如何及它从事生产性投资的愿望如何。这种解决办法无疑能起作用，特别是那些只需仿效、不需开拓的国家能使欺骗作用（第三章第三节（一））。在下列情况下就不会起作用：如果国家对私人企业的征税达到使积极性和私人储蓄都不足的程度，而国家又不以自己的主动性和储蓄来加以补充。
这种分析也使人认识到在税收工作中进行政治考虑的重要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认为，向反对它们的人征税和对它们所依靠的人免税最容易，这一事实在决定分配税收负担时所起的作用与对平等、刺激或储蓄的考虑一样大。但是，事实仍然是，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除非政府对所有阶级征的税都比现在多，否则它在经济发展中就不可能发挥它想发挥的作用。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主要政治问题是使人民相信情况确是如此，并得到他们对必要的措施的赞同。在这方面，与民主政府相比，极权主义政府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
它们可以使国民收入的２０％或３０％归政府所有，把一半的收入用于资本形成，而不用担心在选举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进行选举的话。民主政府就比较困难。各地都会出现某个伟大的民主领袖，他能带领人民为了建设国家而度过比较艰苦的阶段，同时又能使他们保持信心和热情。但是，这样的领袖非常少。在其他许多国家内，民主成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障碍。也许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在本章中，我们不想谈经济增长的可取性或其他事情（见附录）。
虽然增加政府在某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困难的，但是，保证增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归政府所有在政治上并不那么困难。这是增加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主要希望。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应当始终使边际税率大大高于平均税率。实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也采用了这一原则。这是它们用以同国民收入的波动作斗争的主要方法之一，因为它的影响是，在衰退时，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在繁荣时，政府收入急剧上升。这也是它们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方法；例如，这是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物价上涨率低于５０％的原因之一，而其他许多国家虽然战争负担小得多，但物价上涨率达到２００％或３００％以上；这也是英国的物价自战争结束以来没有上涨得更快的原因，尽管货币需求对资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些国家中，约４０—５０％的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