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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教规对僧侣教士或对别的在职业上从事实施、维护和传播教规的人提出的要求与对凡人俗夫的要求是有区别的。通常要求僧侣教士过贫苦的生活。但即使在理论上也并非总是如此，如在非洲，有的宗教对僧侣并不要求他们比其教徒更为禁欲。此外，这个理论往往并未付诸实践，虽说有不少教会要求其僧侣教士成为禁欲主义的完美典型，可是，有的僧侣教士却过着吃喝玩乐的奢侈生活。促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离是由于教规在僧侣教士与教会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如果教规并不制止教会富裕起来——几乎没有一个宗教反对它的教会积聚财富，那末就很难要求教会里管理财富的个别僧侣教士压抑自己而不去享受一部分财富。
教规对僧侣教士的要求与对一般凡人的要求，在划分时不可能严格到毫无漏洞，因为虽则僧侣教士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圣洁献身的模范，但教规却仅仅指望一般凡人在某种程度上以僧侣教士为榜样。尽管如此，就禁欲主义而言，教规更多地指望于一般信徒时时或在特定的日子或时期里实行各种形式的苦行禁欲（特别是在斋戒期间）。但在这些禁欲时期结束以后，通常就有相应的喜庆节日或欢乐宴会，信徒们在这些日子里不同程度地进行纵情欢乐是受到鼓励的。不少斋戒节和喜庆的起源是与农业季节有关；在收割前青黄不接时期人们实行斋戒，而当农产品存入谷仓时就举行欢庆以示感恩。
世界上要求凡人多多少少维护重视禁欲理想的只有印度教和佛教统治的地区，甚至在这些地区这种理想也不见得真正影响凡人的品行。也许在这些国家，有的人原本可能去从事商业，可是却被吸引去过僧侣生活，但到处都发生这种情况。另一可能是这种受吸引过僧侣生活的人在数量上多于别的地区，而且产生“僧侣教士过多”的现象，这只是从有限的经济意义上来解释的，即没有去从事经济事业的人才过多。
还有普通俗人原本可以利用来作为资本形成的资源却被用来供养比例上不相称的、人数众多的僧侣阶级。倘若情况是这样，那只不过证实了这些地区宗教势力的强大和僧侣生活的吸引力。一个宗教吸引大批社会成员从事僧侣职业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是否强调禁欲主义的美德。地理上距离如此遥远的１７世纪的西班牙和当代的西藏据说都是由于僧侣过多而造成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但是这类说法与调查那些决定多少资源可用来作为资本形成的各种势力更有关系，而与讨论禁欲主义对普通俗人行为的影响关系不大。
完全可以说这种影响不大。世界上没有一处的俗人们会仅仅由于他们相信提高目前生活水平将凌辱他们的灵魂而不乐意去抓住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机会。也许他们认为不值得花费气力，但这是不同的命题，我们后面还将讨论这一问题。
如果不涉及到花费力气的话，没有俗人会仅仅由于怕提高消费水平会阻碍灵魂得救而拒绝这样做。因此，若是向印度或缅甸的农民供应高产的种籽或化肥，在他们宗教教规方面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他们不去应用这些对他们工作有帮助的事物，也不会阻止他们去享受可能最终取得的优异成果。宗教可能制止人们去追求某些生活方式（这将在以后再讨论），但并不能制止任何人去享受在不触犯教规下所挣来的较高的生活水平。
（二）财富和社会地位
在大多数的社会里，禁欲主义与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和取得较高社会地位标志的财富相比，前者的吸引力不如后者。
摆阔挥霍消费的吸引力是人们熟悉的话题。为了这个目的，即使不能用来享受的财物也有人会想望它们。许多人猎取他们无法享受的物品，仅仅是为了炫耀他们的地位——文学作品里充斥着描绘某些家庭设有钢琴而又无人弹奏它们，不懂艺术的百万富翁却拥有私人画廊，有人牧养牛群不是为了肉食和牛奶而是为了表现其部落的地位，还有例子表明有人获取财物只是为了挥霍或破坏，类似的例证还有，如不少想望的财物只是出风头，而并非为了个人享受。那些从社会地位较低上升到较高的人们，为了切望自己的优越地位受到公认，他们特别热衷于这类炫耀铺张。在工业化国家里的暴发户就十分沉湎于纵情挥霍。在殖民地国家里，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种族不同，往往可以看到那里的中层和上层阶级热衷于摆排场的挥霍。这是因为他们表现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就是表明，他们与统治者“同等优越”，至少他们能盖得起同样大的住宅，驾驶着同样大的汽车，或者举办同样奢侈的宴席。这类过份的消费常常削弱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使得他们负债累累和减少他们可能节省和投资于积聚财富的钱财数字。
财富又可作为通往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受到人们的想望，——它可以使人得到收买的权力、政治权势、压服雇员或其他形式的权力。
但是，财富未必终是通往权力或威望的最轻易的捷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富翁都能进入最上层或靠近最上层的社会圈子。但在许多别的社会里则不尽然。比如说，在印度教社会中受到其他人尊重的也许是僧侣等级的人；又比如说，在古代中国却是有学问的人士受到尊重。在别的地方受到尊重的是军人，或者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才拥有声望。在任何国家里，最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为了出人头地就力求走上能赢得最崇高荣誉的道路：不论是通过战争、狩猎、宗教、官职，只要能盛名于世，他们就走那条道路。只有在经济活动中有成就的组织者能获取最高的声誉，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心思转向经济活动。苏联建国初期，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受到人们的藐视；当时的荣誉是属于党务工作者、工会工作者或科学家，而工厂经理只受到鄙视。今天的情况却全不一样了。有成就的经理所得的薪金非常之高，并享有住房和娱乐的特权。
他们在自己的工厂里不再附属工人，而且跨进了社会最高层的圈子里。
在某些国家里，对财富的想望要高于别的国家，为生产财富所付出的努力总数是想望财富的函数，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不过这只是程度上的问题。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里，财富是可以赢得尊重和声望的，即使在有的国家里时间上存在着差距，即也许要等到第二代才能取得充分的威望。尽管如此，赚钱往往与取得社会地位的其他途径存在着竞争，聪明而富于进取心的青年被吸引到这种生活方式上的比例，部分要视赚钱与其他活动所取得的相应地位而定。因此，有人认为赚钱所取得的相应地位在美国要高于英国，而在英国又高于缅甸。这些地位上的差异部分地说明它们相应的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同样，关于产业革命（不论成功或失败）的大多数分析探究出产业革命前不久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当时贵族、学者和军人的社会地位有差异。例如，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异往往被用来说明为何一百年来两国的经济史差别如此之大的部分原因。同样，西班牙的商业地位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商业地位相比十分低贱，这就是为什么在１６与１７世纪时，西班牙如此显著地未能开发利用它的经济机会的原因。
人们一度喜欢将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赚钱的社会地位高与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发生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的基督教确实曾谴责把商业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还认为任何人想要发财致富借以提高他本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是有罪的。可是，到了今天增加赚钱机会却受到了更大的重视，大约自从航海贸易扩张的１２世纪起，这种情况开始明显起来。随着财富的积累并受到更大的尊重，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已经从事于修正他们的教义以便表明经商和放高利贷并不一定是有罪的活动。到了１５世纪发生宗教改革时，这项修正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是表明宗教改革与经济变化之间关系的一个饶有兴趣的例证。关于此点我们还将在第三章第四节（一）中加以充分的讨论。因为宗教反映了经济变化，所以对经济的态度不能全部用宗教来进行解释。另一方面，正因为宗教变革在时间上较慢，宗教信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几乎在每一个社会里，财富、声望和权力是密切相关的。
各类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的富人如何使用其财富以及与声望有关连的财富的来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富人们在非生产方面乱花他们的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将财富投资于生产方面。在经济停滞与经济扩展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富人们将其收益花费在供养门客和修建纪念碑，抑或是投资于水利工程、矿山或其他生产性活动上，却对经济增长率有着巨大的差别。富国和穷国的区别在于生产性投资的习惯，而不在于收入均等的差异，也不在于给予富人尊重的差异。就与财富有关的声望存在差异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财富表现为生产性投资的人们与财富来自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如何。在多数的社会里，地主组成了贵族阶层，只有在经历了重大经济扩展的社会里，那些财富源于商业活动的人们才能与那些财富源于土地的人们取得同样的地位。一个社会生活中的真正重大转折点并不始于尊重财富，而应始于当这个社会把生产性投资及与其有关的财富放在首要地位的时候。
对待生产性投资态度上的差异，其背后存在着许多因素，我们将在第五章第二节（二）中较为详尽地加以探讨。在这些差异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民族愿望。那些急于求得军事上强盛的国家，或是渴望独立以及对别国进行征服和殖民化的国家，即使仅仅因为战争时的需要，一般也希望拥有经济实力。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国家这种民族主义的雄心正在起着作用。殖民地国家或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正在忙于寻求经济增长的起因和制订经济扩展的计划，部分原因是它们想要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因为它们渴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苏联强制实行惊人的发展纲领而不惜付出使人民遭受痛苦的昂贵代价。英国为了急切保持它的头等强国的地位正在宣扬生产率的福音，等等。国家之间在它们对待财富态度上的差异正在迅速缩小，因为民族主义愿望具有强大的力量。随着其后的可能性研究揭示出至今尚未发现的获取财富的更多机会，上述这种对待财富态度上的差异还会进一步缩小。
（三）有限的眼界
到目前为止，我们论证了禁欲主义并非经济努力的障碍，还论证了大多数人想望着财富，不论其目的是为了个人享乐或是为了声望和权势。虽说如此，与其他成功形式的声望相比，在不同的社团里，财富的声望有高有低。我们现在探讨的也许是限制人类想望财物的最重大的因素，即他们的有限的眼界。
我们想在此指明一点，由于人们了解的和能使用的财物是有限的，因此需要也是有限的。各个社会在局限性程度上的差异是大不相同的，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以及纯粹的愚昧无知。
我们所谓的物质资本意指享受某种满足所必需的物质环境。这也许是一个自然或人为的问题。因此无法进入水域的人不需要船只。在南北极，冰淇淋不受欢迎，而在赤道无人问津裘皮。住在又小又黑房屋里的人并不怎么想要家具。不通电的地方就无法使用电唱机、洗衣机、电烤箱、真空吸尘器等电气用品以及没有公路的地方无法行驶汽车等等。在多数的贫穷国家里，没有积累的物质资本来维持高水平的需求。
那儿个人的房舍既小，又无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的供应。其他的资本也同样匮乏。
因此，个人能购买和使用的物品极其有限。
我们所谓的文化资本意指一个社会知识积累的基本情况。例如，要是一个人不能够阅读，那么报纸、书籍和其他需要有文化才能享受的消费品对他来说就毫无用处。倘若一个社会的文化对音乐的欣赏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那么对乐器或音乐娱乐的需求也不会高。同样的，对剧院、电影院、体育场、舞厅等类似的群众性娱乐场所的需求也取决于人民的文化修养。
第三，需要还受到习惯和禁忌的限制。生活水平低的地方，饮食和穿着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二或以上。然而正是在这些支出方面社会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