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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在80年代的文化寻根小说创作中，已经比较自觉地确定了民间的表达立场，但从《爸爸爸》等作品来看，他仍然是用启蒙的态度来批判民间的藏污纳垢性。1996年初，他沉寂多年后发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5，在对民间世界的创造性的营造和对小说形式的实验性开拓两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经历了80…90年代从共名状态向无名状态的转化，9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虽然总体上的创作成就还不能说很高，但对一些出色的作家来说个人性的风格已有可能在意识形态的缝隙下得以曲折生长。这当然是一种妥协的结果。作家们转向边缘性的民间世界，以民间文化形态作掩护，开拓出另外一个话语空间来寄存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良知。他们从宏大历史的叙事传统中游离开去，在民间世界中寻找个人本色的叙事风格，不同程度地尝试着对原有的叙事立场竿文体传统的突破。叙事立场的转移和作品文体的探索，本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既然突破和游离主流话语本身就是充满意识形态情结的文体改革，那末所谓现代汉语写作也就不会单单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像《马桥词典》这样一部尝试用词典形式来改变小说文体的作品，看似作家把创新的兴趣集中在文体革命与语言实验上面，但其背景仍然是对人文传统的寄存和保留。韩少功是具有强烈知识分子使命感和人文理想的作家，他为探索小说文体和语言的突破，主动改变了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的立场，在无限广阔的民间世界里学习语言，学习语言所表达的生活，开拓了当代小说的新的境界。这似乎可以视为90年代现代汉语写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知识分子从民间立场上建构起自己的理想主义，不但没有放弃批判的使命，反而获得了更大的人文空间。《马桥词典》在许多方面都延续了韩少功以往的创作风格，但在小说的叙事文体上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文体用词典的语言来写小说。“马桥”是个地理上的名词，据小说的叙事者介绍，“马桥”是古代罗国所在地，就在楚国大夫屈原流放和投河的汨罗江旁。故事以叙事者下乡当知青的年代为主体，向上追溯到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片段，向下也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着重讲的是70年代马桥乡的各色人物与风俗情景。但这些故事的文学性被包容在词典的叙事形式里面，作家首先以完整的艺术构思提供了一个“马桥”王国，将其历史、地理、风俗、物产、传说、人物等等，以马桥土语为符号，汇编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乡土词典；然后叙事者才以词典编撰者与当年插队知青的身份，对这些词条作诠释，引申出一个个文学性的故事。韩少功把作为词条展开形态的叙事方式推向极致，并且用小说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丰富了小说的形态品种，即在通常意义上的“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之外又多了“词典体小说”6。这部小说在语言上的探索更加成功些。在以往小说家那里，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表达小说的世界，而在《马桥词典》里，语言成了小说展示的对象，小说世界被包含在语言的展示中，也就是说，马桥活在马桥话里。韩少功把描述语言和描述对象统一起来，通过开掘长期被公众语言所遮蔽的民间词语，来展示同样被遮蔽的民间生活。尽管他在讲解这些词语时仍不得不借助某些公众话语，但小说突出的是马桥的民间语言，文本里的语词解释部分构成了小说最有趣的叙事。如对“醒”的解释，在马桥人看来，醒即糊涂，他们从屈原的悲惨遭遇中看到了“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格言背后所包含的残酷现实，这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意象一样，既是对先驱者的祭奠，又是对国民性的嘲讽，也包含了民间以自己的方式对三闾大夫的同情……所有这些，不是通过人物形象，不是通过抒发感情，甚至也不是通过语言的修辞，它是通过对某个词所作的历史的、民俗的、文化的以及文学性的解释而得到的。即使在一些故事性较强的词条里，它主要的魅力仍然来自构成故事的关键词。象“贵生”一词的解释里叙述了“雄狮之死”，雄狮本是个极有个性的农民孩子，他误遭炸弹惨死后，小说重点阐释了一个民间词“贵生”的含意，即指男子18岁、女子16岁以前的生活。在农民看来，人在18岁以前的生活是珍贵而幸福的，再往上就要成家立业，越来越苦恼，到了男子36岁女子32岁，就称“满生”，意思是活满、活够了，再往上就被称作“贱生”了。所以，乡亲们对雄狮的误死并不烦恼，他们用“贵生”的相关语言来安慰死者父母，数说了人一旦成年后就如何如何的痛苦，让人读之动容的正是这些语词里透露出来的农民对贫困无望生活的极度厌倦，雄狮之死仅仅成了民间语言的一个注脚。《马桥词典》是对传统小说文体的一次成功颠覆，而它真正的独创性，是运用民间方言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语言，从而揭示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们意识到的民间世界。马桥的人物故事大致分作三类：一类是政治故事，如马疤子、盐早的故事；一类是民间风俗故事，讲的是乡间日常生活，如志煌的故事；还有一类是即使在乡间世界也找不到正常话语来解释和讲述的，如铁香、万玉、方鸣等人的故事。第一类故事是政治性的，含有历史的惨痛教训。如对随马疤子起义的土匪的镇压、地主的儿子盐早所过的悲惨生活，都是让人欲哭无泪的动人篇章，闪烁着作家正义的良知之光。比较有意思的是第二、三类，马桥本身是国家权力意识和民间文化形态混合的现实社会缩影，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构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世界，权力通过话语及对话语的解释，压抑了民间世界的生命力，第二类民间风俗故事正反映出被压抑的民间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拒绝来自社会规范和伦理形态的权力，如志煌的故事，是通过对“宝气”一民间词的的解释来展开的，在其前面有“豺猛子”的词条，介绍了民间有一种平时蛰伏不动、一旦发作起来却十分凶猛的鱼，暗示了志煌的性格，而“宝气”作傻子解，这个词语背后隐藏了民间正道和对权力的不屈反抗，最后又设“三毛”词条，解释一头牛与志煌的情感。通过这一组词条的诠释，把极度压抑下的中国农民的所恨所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第三类被遮蔽的民间故事更加有意思，像万玉、铁香、马鸣等人，他们的欲望、悲怆、甚至生活方式，就连乡间村里的人们也无法理解，也就是说，在权力制度与民间同构的正常社会秩序里，无法容忍民间世界的真正生命力的自由生长，这些人只能在黑暗的空间表达和生长自己，在正常世界的眼光里他们乖戾无度不可理解，但在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里，他们同样活得元气充沛可歌可泣。这种含义复杂的民间悲剧也许光靠几个语焉不详词条和不完整的诠释是无法说清楚的，但这些语词背后的黑暗空间却给人提供了深邃的想象力。关闭窗口【申明】榕树下的内容及文章，其他网站或媒体如要转载，请与榕树下图书工作室联系以取得许可，严禁未经许可的转载。在得到榕树下的转载许可后，必须标明作者和榕树下网址。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在民间大地上寻求理想：《九月寓言》
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7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殿军之作，它所描写的是一组发生在田野里的故事，具有极其浓厚的民间色彩。小说写了一个“小村”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它由三类故事所组成：一类是传说中的小村故事，一类是民间口头创作的故事，还有一类是现实中的小村故事。第一类故事带有传奇性，如流浪汉露筋与瞎眼女闪婆浪漫野合的故事，如农民金祥千里买鏊子改变了小村的食物方式的故事，等等；第二类故事主要是通过人物之口转述出来的历史故事，明显经过了叙述者主观的夸张与变形，成为口头创作文本，如金祥忆苦，独眼义士三十年寻妻的传奇，等等；这两类故事的民间色彩极强，似与具体时代的意识形态无关，即使有个别的故事脱胎于时代烙印，如忆苦大会，但经过了叙述者的艺术加工，也使之充分民间化了。只有第三类故事即描写现实中的小村，才隐隐约约地透露出70年代中国农村的信息。但由于小村历史是以寓言化的形态出现，所以，小村其实是一个基本处于自在状态下的民间社会。小村历史本身就是一则寓言。作家将叙述时间的起点置于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村姑肥和丈夫重返小村遗址，面对着一片燃烧的荒草和游荡的鼹鼠，面对着小村遗留下的废弃碾盘，肥成了小村故事的唯一见证人，其他一切都消逝殆尽。全书共七章，第一章采用了肥夫妇俩的视角来回忆往事，但自第二章始，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叙事者，正式插入故事场赴，由回忆带来的真实感逐渐为寓言的虚拟性所取代。小说的结尾处，作家不再回复到叙述的起点，而是结束于小村历史的终点：在一场地下煤矿的塌方，也就是村姑肥背叛小村祖训、与矿上青年私奔的时刻，一个神话般的奇迹突然出现：无边的绿蔓呼呼燃烧起来，大地成了一片火海，一匹健壮的宝驹甩动鬃毛，声声嘶鸣，尥起长腿在火海里奔驰。它的毛色与大火的颜色一样，与早晨的太阳也一样。“天哩，一个……精灵！”这个结尾使小村的历史完全被寓言化了，由回忆始，由寓言终，当事人的回忆在缠绵语句中变得又细腻又动听，仿佛是老年人讲古，往昔今日未来都成混沌一片，时间在其中失去了作用。小说的无时间性不仅仅指那些独立的传奇故事，它还包括一些故意摆脱了历史参照系的现实性事件，就好像一般寓言作品中经常使用的“很久以前”、“古时候”、“从前……”等等不确定的时间概念，使故事本身与时代背景相分离一样。这一特点在《九月寓言》里表现得相当突出。如第六章“首领之家”，集中写村长赖牙一家的故事，暗示了乡村权力者的淫威与丑陋，若把它放在70年代初的政治背景下去理解，可以找出许多时代的蛛丝马迹，但作家显然有意回避了这类表面的影射，而在赖牙和大脚肥肩夫妇的家庭生活里插入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大脚肥肩虐待儿媳妇的惨剧，另一个是大脚肥肩三十年前的情人独眼义士寻妻的佳话，这两个故事都描写了大脚肥肩的狠毒、刁辣、薄情和心理变态，但更主要的作用是把一个本来含有现实政治内涵的家庭故事消融于民间传奇之中。同样，第二章写疯女庆余逃荒到小村，暗示了60年代初“自然灾害”在农村的可怕后果，，但这个故事的现实悲剧很快又被农民金祥千里买鏊子的传奇所冲淡。从中可以体会到小说的叙事特色：作家采取了“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