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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这两个诗人的语言的则是周围模糊的人群的吵吵嚷嚷的评论。这些语言每一次似乎都要给出我们一点故事的线索，但每一次都在紧要的转折关头把我们丢在语言迷宫的花园，像一个恍惚迷离的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中若隐若现的故事也是这样，两个“诗人”的谈话场所由“钱庄”转到迷宫般的“花园”，一个诗人突然追随一只铜币跑得无影无踪，据一个“卖春药的江湖骗子”讲：“他已不再追赶铜币，半道上，他随几个苦行僧追赶一匹发情的骡子去啦”，于是只有“我”独自屹立。如果说这也是故事，那么必须改写对故事的定义，如同小说里说的：“倘若我愿意，我还可以面对另一个奇迹：成为一只空洞的容器一个杜撰而缺乏张力的故事是它的标志。”总之，《我是少年酒坛子》让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孙甘露对幻想与冥想的近乎天然的亲切感。“他使我们又一次止步于我们的理智之前，并且深感怀疑地将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拆散开来，分别予以考虑”，“将平凡的探索重新领回到感觉的空旷地带”。在这里，他的冥想与语言实验“设置了一个个迷宫”，“他的想象穿行于迷宫中，一边津津乐道地破迷解迷，一边又以破解活动遮蔽了烛照谜底的光亮，‘用一种貌似明晰和实事求是的风格掩盖其中的秘密’”。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残酷与冷漠的人性发掘：
《现实一种》余华在1986－1987年写作的小说，每一篇小说都可以被称为一个寓言。他企图建构一个封闭的个人的小说世界，通过这种世界，赋予外部世界一个他认为是真实的图象模型。这显示出一种强烈的解释世界的冲动，仿佛一个少年人突然发现他掌握着世界的秘密后迫不及待地要将之到处宣讲，他表面摹拟的老成中夹杂着一种错愕：事实上，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也确实发现了世界的另一面。但这一时期他所刻意追求的“无我”的叙述效果迫使他不得不创造一个面具：一个冷漠的叙述者，结果，是他的冷漠而不是他的震惊留给当时的读者很深的印象。《现实一种》12的本文中并没有什么观念化的议论，然而从小说的题目和情节布局都可以看出一种解说观念的意图。这种意图正如批评家所说的：“是一种观念性的解释世界的冲动和为世界制造一次性的图象模型的艺术理想的复杂混合。”13这种图象模型首先可以在他的小说的布局中发现。这是一种“沙漏”式的小说布局，它显示出一种刻意的对称性：山岗的儿子皮皮杀死了山峰的儿子，山峰杀死了皮皮，山岗杀死了山峰，山峰的妻子借助公安机关杀死了山岗。甚至人物的名字“山岗”、“山峰”也显示出一种刻意的对称。如果仅从“主题学”的角度讨论，这里讲的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故事，这种连环报式的情节在民间故事里其实已经广泛的流传14。值得注意的是，以前这些故事的所有讲法都提供了一个起因，这些起因都很微小琐屑，显示出人性中文明的一面远远抵挡不住其野蛮与愚蠢的一面，后者略受诱惑就一触即发，而一旦引发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自动发展、扩大，直到将双方都毁灭殆尽。在民间故事中其实已经体现出看待人性的另一种视角，只是因为采取了一种传统的故事形式而导致了对之的遮蔽。从故事情节的角度考虑，余华的贡献在于取消了故事的起因，将这种仇杀设计为一种盲目的冲动，同时他将互相残杀的对象设计为传统五伦关系中的兄弟一伦，使这种仇杀的故事表现得触目惊心，而进一步在叙述上的革新使得他将一个古老的故事改编成一个新的故事。余华说：“我寻找的是无我的叙述方式”，在叙述过程中“尽股能回避直接的叙述，让阴沉的天空来展示阳光”15。与传统的故事讲法不同，余华设计了一个冷漠的叙述者，并借助这个叙述者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这种视角极端而直截了当地使人看到另一副世界图景与人的兽性的一面。这个叙述者使得他将这个残忍的故事貌似不动声色地讲述出来。这也在小说的叙述态度中表现出来，小说中叙述者特权的使用尽量降低，既不作过多的议论，也不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更不作价值评判，仿佛是从天外俯视世间的愚昧与凶残。但叙述者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他的冷漠使人物可以走到前台，进行充分的表演。他好象一部灵活的摄影机，不断变换视点，通过变换将各个片断组接起来，展示出仇杀的血淋淋的过程。这样的叙述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仇杀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地表现出来。例如小说中山岗虐杀兄弟山峰的场面，小说将之描写为一种处心积虑的算计，但对这种算计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心理展示，而仅仅描写他的外部活动，呆板的叙述将我们带到山峰被捆绑在树上，山岗向他的脚底板上浇满了骨头汤，然后让一只小狗去舔时，我们才明白他的目的。即使在这种极端的场赶，叙述者也决不对人物的意识活动进行描写，而仅仅展示人物的感觉与直接反应，小说中这样叙述山峰被虐杀的场面：然而这时一股奇异的感觉从脚底慢慢升起，又往上面爬了过来，越爬越快，不一会就爬到胸口了。他第三次喊叫还没出来，就不由得自己脑袋一缩，然后拼命地笑了起来。他要缩回腿，可腿没法弯曲，于是他只得将腿上下摆动，身体尽管乱扭起来，可一点也没有动。他的脑袋此刻摇得令人眼花缭乱。山峰的笑声像是两张铝片刮出来一样。山岗这时的神色令人愉快，他对山峰说：‘你可真高兴呵。’随后他回头对妻子说：‘高兴得都有点让我妒嫉了。’妻子没有望着他，她的眼睛正望着那条狗，小狗贪婪地用舌头舔着山峰赤裸的脚底。他发现妻子的神色和狗一样贪婪。接着他又去看看弟媳，弟媳还坐在地上，她已经被山峰古怪的笑声弄糊涂了。她呆呆地望着山峰，她因为莫名其妙都有点神志不清了。“这种叙述上的冷漠与简略有着深刻的观念上策略。作者余华声称自己追求的是“真实”，但是这种真实并不是“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是一种“作家眼中的真实”。为了有别于前一种真实，他在叙述上采取了与之相异的策略，这种简略也正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正是借助于这种简略，而不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叙述、评价、合理化，将世界与人性的黑暗的另一面演示出来。叙述上仅仅描写人物的外部动作、简单的感觉与直接的生理反应，而对人物的理性的意识活动付之阙如，正是有意识地将之描写为失去理智的物种，这不但符合小说中那种盲目的仇杀的情节，也符合他对世界与人性的观念。正如评论家指出的：“他仿佛是跳出了这个世界，回过头来冷静地看人们是怎样的活法。《现实一种》就是把人生的一幕揭示出来给你看：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从小涪间的无意伤害，到大人们的相互杀戮，每个人的犯罪似乎都是出于偶然或者本能，就跟游戏相同”16，简略的叙述策略无疑适应于这种意图。那么，余华所追求的“真实”到底是什么呢？他自己说：“到《现实一种》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也就是说，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真实的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直接想法。”17《现实一种》中的暴力可以说正是对这“另一部分真实”的象喻：从古老的奴隶的角斗，到现在的拳击、甚至是斗蟋蟀，余华都从中看到了“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了装饰”18。小说的结尾，山岗身上的大多数器官被移植都没有成功，生殖器官的移植却成功了，死者的生命种子仍然极其荒诞地延续下去，象征着混乱与暴力仍然会绵延不绝。《现实一种》的形式是造作的，或者用余华的话说，是“虚伪的形式”，然而借助于这种“虚伪的形式”19，余华对他发现的这种“另一部分真实”作了成功的表现。也许因为他为世界制造图象模型的艺术理想太过强烈，他这一时期的思维方式在《现实一种》中“已经成熟和固定下来”，趋于定型化。定型意味着死亡，这逼迫他以后的创作发生新的变化。注释：1形式主义：通常的理解指热衷于玩弄写作技巧而缺乏经验与观念的支撑的文学倾向。2作者在小说中直接出现并揭露小说的虚构性。3似真幻觉：传统的现实主义观念认为小说本身是对世界的真实反映。20世纪的文学理论的一个倾向在于揭示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真实党的叙事同样也是高度成规化的，关于现实一切再现都同样是人为的。因此，小说中的所谓“真实”仅仅应该理解为某种特定的叙事手段在读者心里引起的“幻觉”。4马原的叙述圈套：该观点系吴亮提出，请参阅其同名论文，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5引自格非《边缘》自序。6引自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7能指所指：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概念。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共时的符号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符号被视为由一个“能指”（一个音响形象或它的书写对应物）和一个“所指”（概念或意义）组成。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任意关系。后来的结构主义诗学将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在“诗性”语言中，符号与它的对象脱了节，符号与所指者的正常关系被打乱，这样就使符号作为自身价值的对象获得了某种独立性。8引自陈思和等人的对话集《理解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猫头鹰书丛”本，第11－12页。9《冈底斯的诱惑》，初刊于《上海文学》1985年第2期。10《我是少年酒坛子》，初刊于1987年《人民文学》1～2期合刊。11本书理论性分析的引文均引自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本，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41～42页。12《现实一种》初刊于《北京文学》1988年第1期，本教材依据《余华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13郜元宝语，引自陈思和等人的对话集《理解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14读者可以参考《醒世恒言》中的《一文钱小隙酿大祸》。15余华《虚伪的作品》，收入《余华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16同注8，第11页。17同注15，第281页。18同注15，第280页。19、同注15第277页。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十八章 生存意识与文学创作
第一节 新写实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现象的“新写实小说”与“先锋小说”同时产生在80年代中期，大约是在“文化寻根”思潮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寻根”现象，即舍弃了“文化寻根”所追求的某些过于狭隘与虚幻的“文化之根”，否定了对生活背后是否隐藏着“意义”的探询之后，又延续着“寻根文学”的真正的精神内核。正如“先锋小说”把“意义”规定在小说的叙事形式，新写实小说则把“意义”规定在描写现实生活本身即生存过程之中，“文化寻根”小说所展示出来的被政治权力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话语遮蔽的民间世界的信息，在新写实小说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渲染，民间的日常生活场赴正式地充斥了小说的主要画面。江苏《钟山》杂志从1989年第3期开始设立“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主动倡导并提出这个名称，在该栏目的“卷首语”中从理论上将其创作特点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1＇。被归入到这一名目之下的作家非常广泛，包括刘震云、方方、池莉、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刘恒、王安忆、李晓、杨争光、赵本夫、周梅森、朱苏进等等，几乎包括了“寻根文学”以后文坛上最活跃的一批作家。＇2＇尽管对于这一创作倾向的理论归纳后来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就新写实小说的实际创作情况而言，应该说对于中国文学在90年代的走向，特别是对于文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消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即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在此之前，当代文学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性表述是：文学创作中所要反映的现实，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上的“真实”不仅来自于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要体现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