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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是一位随着“伤痕文学”的浪潮出现的年轻作家。虽然他同这时期新出现的其他年轻作家一样，也是写自己亲历的知青生活，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来揭露文革留下的“伤痕”，但无论在选材还是艺术形式上，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许多独特之处。他并不刻意去写“文革”经历中惨烈的一面，也不把尖锐的批判意图作为自觉的追求，因而与通常的“伤痕文学”相比，可能很难找出他明显的固定特点。从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两代人》，到后来的《走通大渡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等作品来看，他都可以说是一个走位飘忽的“怪枪手”，不仅一篇一个题材，而且是一篇一种写法，习惯于另辟蹊径，特立独行。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经常出现“死亡”的主题，这大约同作家特殊的生命体验有关，然而他虽然迷恋死亡，却不是企图通过死者来达到歌颂或批判的目的，只是为了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描写来表达他对生活现状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因此可以说陈村从创作的开始，就“努力从不同的视角的层面进入自己拥有过的冥想、回忆、温馨情致，以及当下现实生存的情绪心态”9，也可以说他是在时代的共名主题中自觉地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个性偏离。但写于1986年的短篇小说《死》10，既没有他过去那种对待死亡的淡泊和平常心，也没有那种夸夸其谈的反讽与幽默，面对他十分敬重的老翻译家傅雷，他写出了一种超越以往个性的深沉而复杂的感情，其中当然饱含了义愤和伤痛，但也分明翻滚着梦幻一般的激情和热烈的爱慕。写作这篇小说的源起，是由于为了纪念文革发生20周年，有一家杂志社策划了一个选题，组织作家用小说的形式写那些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文人。杂志社的编辑请陈村找人写傅雷，在约稿遭拒绝后，他自己便应下了稿约。作家当时的心情，在作品中明白地说出：“我是为他的死而来的，他死得那么沉，使我由这死感觉到自己的生。”这是因为他难以忘记自己曾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说到过傅雷的死和众多的死，“说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的不堪苟活”；作家决心要以这篇作品去向已死去的傅雷陈述困惑：“一代人的困惑和一代代的困惑”。整个作品中透出一种梦魇般的气息。在开头段落里，作者“心事重重”地来寻访死者的故居，周围那些平常的景物使他“隐隐嗅到死亡之气”，随后他“走向死屋”，死气愈加浓重，而当房门在他身后合上，他看到“黑暗中有一双眼睛”，于是开始了与亡灵之间的错乱、痛苦的对话。梦魇的气息出自于文中对各种形象和感觉的隐晦的描绘，在根本上则是出自于作者对亡灵的心的感应。他由此进入了一个异样的时空，从他的自白看来，那里本是为他所不熟悉的，但亡灵的出现复活了那个时空里的氛围，“黑光与死气重造了世界的喧嚣与空洞”，那是令他极度恐怖的，死气吞没了一切，“远古联到现在的一切统统消隐，不再有东方西方。没有黑光。没有猩红。一切都远了，同时一切也都近了。”不用说，这种种的景象是隐喻着文革十年整整一个时代的灾难，那个时代似乎早已经成为过去了，且是为作者无法直接感受的，但通过对亡灵的追寻，它的气息在他心中弥漫开来，把他也拽向了那个时代。由这提领全篇的梦魇气息，作品完成了对文革灾难的隐喻与揭示，但它所要表达的更重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全文中最惊心动魄的是作者与傅雷的亡灵在假想中的对话与争论。众所周知，傅雷是在文革之初，因不堪侮辱和夫人一起自杀的，作者所要追问的便是在那样一种梦魇般的环境里，死究竟有何种意义。作者的心情是极矛盾的：“你的死比死还沉重地淤积在活人的心中，我已无法被阳光射穿。我只能找你来了，为的是摆脱这经久不衰的死气的纠缠，为的是你经久不死的目光。你死得那么黑暗，那么明亮。”面对依然痛苦的亡灵，他表达了困惑甚至责问，他不能理解先生何以会抛弃生，何以不和大家一起“苟活”，何以会忍心放弃一生挚爱的艺术，这困惑和责问似乎也指向了他自己，他在自身感情的迷乱中，仿佛要与亡灵争辩起来，但他始终未能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亡灵的沉默不语中显现出令他心惊的尊严。作品里没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能表明这困惑的解决，但随之而来的是愈加沉重的悲愤，作者仿佛亲眼目击了悲剧的过程，他的描述因内心的激动几乎变得语无伦次起来：“不可遏止的刺痛随之而来。几十年经营几千年积淀束手待毙毁于一旦。理想的世界始终是理想在默默流逝流逝流逝。”那死气所吞没了的，不止是一个时代，而是更加久远的、与文明相伴的理想和人格的光辉。作者最终似乎与亡灵一起经历了死亡，他也终于洞彻了死亡的意义，那是先生为理想和人格树立的永远的墓碑，也是一种最为特殊方式的反抗和勇敢。尽管作者仍未放弃对这死亡的价值的怀疑，但他却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对先生之死的由衷赞美：“先生善良而远不弱小，那灿烂辉煌的死，使活着的人觉到生的黯淡。”可以说陈村的《死》是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表达了对文革的反省。通篇是一场超现实的梦幻，而无真实故事的描绘，但是它以被抽象化了的主观感受强烈地突现出了文革灾难的血腥与罪恶，也以这种主观感受沟通了文革死难者与新一代青年之间的情感。隔了这一场浩劫，后者对前者的精神继承遭到中断，显得难以为继，正是经过了发自内心的怀疑、诘难与真诚思考，这继承才又成为一种潜在而真实的可能。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民族命运的自觉承担：《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首写于1979年的小诗总共只有短短的两行，它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岁月的隐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寻找”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不言自明的，类似的意象组合在其它“朦胧诗”作品中也常可见到；比如江河的《星星变奏曲》：“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明/谁还需要星星谁还会/在夜里凝望/寻找遥远的安慰”，比如顾城的另一首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一代人》11的意象则更为简约、自然，明白地表达出了诗人心中强烈的感受和意愿。“朦胧诗”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个人的情感表达往往也是整个社会的情感的投射，应该怎样面对黑暗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怎样才能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这是笼罩了所有诗人的疑问。向来被称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尽管一直沉醉于他的梦幻般远离尘嚣的“生命幻想曲”中，却也开始探索时代的问题，这首《一代人》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回答。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像顾城和其他“朦胧诗人”所代表的这一代，都是在文革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着对苦难的承担，或者是在不断的受伤害中经历成长，然而苦难却给予了他们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时时企图透过时代的阴暗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这一类的表达可以一直追溯到60年代食指在文革初期的创作，例如那首著名的《相信未来》：“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经过磨难的理想与信念导向个性的自觉，导向了一种坚强不屈的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这是《一代人》及“朦胧诗”整体上给人的印象，也是70年代末期文学中富有激进色彩的一面。这首诗仅有的两句之间意义上的转折，无疑也体现出了同北岛的《回答》相一致的精神取向：“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面对“黑夜”毫不妥协，自觉承担起民族的命运，同时伴随着个人高涨的理想主义，可以说这便是北岛、顾城和他们这“一代人”对苦难和整整一个行将过去的黑暗时代的回答。注释：1参阅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收入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2“凡是派”主张的中心思想表述为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最早见诸于文字，是在发表于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3鲁迅：《论睁了眼看》，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页。4参阅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圆形轨迹》，收入《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5当时有三篇支持“朦胧诗”的理论文章被称作“三个崛起”：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6参阅《〈今天〉编辑部活动大事记》，收入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7它的命名仅仅来自于一篇批判文章，即1980年8月章明发表在《诗刊》上的《令人气闷的“朦胧”》，文中所指的是一些诗意“朦胧”的诗歌新作。8《随想录》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6月出版第一集，到1986年12月出齐。1987年9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合订本。本节论述还参考了＇韩国＇李喜卿的论文《在〈随想录〉里表现出的作家自我形象恢复过程》。9杨斌华：《屋顶上的脚步。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0《死》，初刊于《上海文学》1986年第9期。11《一代人》收入《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1页。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十一章 面对劫难的历史沉思
第一节 〃归来者〃的历史反思“文革”后文学的最初构成，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们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恢复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力量便是“归来者的反思”。本章所讨论的“归来者”是有特定所指的，它主要是指50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他们有着差不多相似的经历：一般出生在30年代，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这使他们年轻的履历变得十分耀眼，曾经是踌躇满志的一代文学新人。由于他们身上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承受的历史负担，因而50年代初期文艺界频繁的思想斗争并没有给他们的精神投下多大的阴影，相反，在“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