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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随着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长期遭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开始逐渐复苏。在此后一年半时间里，当文艺界尚未普遍地自觉摆脱文革话语时，最早隐隐展露出这种复苏迹象的，是“三只报春的燕子”：白桦的剧本《曙光》取材于中共党史，以历史悲剧借古讽今，首先揭开了几十年来压在人们心底的对极左路线的仇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以中学生的愚昧无知为警钟，写出了文革十年盛行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风尚造成的现实危害；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则直接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鸣不平，正面表达出对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分子的赞美。这“三只报春的燕子”正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精神走向，而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剧烈变化也体现着相似的趋向。由1978年春天至年底在政治文化和文学领域里发生的一系列大事的前后次序，不难看出文革后文学是怎样拉开帷幕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即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大辩论；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召开第三界第三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国文联及五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复刊；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文汇报》发表；9月2日，北京《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班主任》和《伤痕》，“伤痕文学”的提法开始流传；10月28日至30日，宗福先歌颂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英雄的剧本《于无声处》在上海《文汇报》发表；11月15日，北京市委正式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6日，新华社正式报道，中共中央决定为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12月5日，北京《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为《保卫延安》、《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平反；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路线始被确立。1很显然，以“伤痕文学”为发端的文革后文学，在开始阶段里从时间上极其巧合地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对“凡是派”的斗争。所谓“凡是派”的主张是对“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维护，是在理论上继续捍卫新的极左统治2。“伤痕文学”以显明的立场表达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及对相关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这种真挚而深切的现实情感在广大群众中获得响应，成为改革派否定“凡是派”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在短短一两年中，文学创作得到极大繁荣，在批判现实方面达到了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力度，由此展现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也出现了“五四”以来罕有的高扬，这种局面的形成和在一个短时期内得到维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于这一激情的表达有利于改革派对“凡是派”的全面发难，反过来便也相应从政治上得到支持。文革后的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与文学精神互为声援的默契中拉开了帷幕。但必须认识到的是，文革后知识分子激发起巨大的政治热情，体现在文学创作中的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回归，具体地说，是对“五四”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的回归。这一传统的意义归结起来，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半个多世纪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种紧张地批判社会弊病，针砭现实，热忱干预当代生活的战斗态度。也就如鲁迅所说的：“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3文革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群众代言人的身份重新确立起来，从最年长到最年轻的几代作家都以复活的政治激情和极大的勇气来直面现实人生，重新凝聚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力量。他们从最初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否定，揭发它的罪恶性，进而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病给予大胆的暴露，他们把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审视现实的批判目光结合起来，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投向社会上与人民群众的意愿所不相容的阴暗面。可以说文革后文学是以批判文革、揭露社会弊病的“伤痕文学”作为其开端的，这正是“五四”新文学现实战斗精神再度高扬的标志。4这种回归首先在从“五四”走来的一批老作家的创作中有着自觉的表现。巴金是杰出的代表，他自1978年底开始写作融回忆、思考、议论为一炉的散文著作《随想录》，历时八年才完成，从自身经历出发来反省“文革”，并由此展示出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在50年代以后历次运动中被屡屡摧残直到消灭的遭遇，书中更为深刻的地方还表现在巴金通过真诚的忏悔，暴露了“五四”传统被毁之后，知识分子丧失了自主性而成为“精神奴隶”，甚至堕落成专制体制的“帮凶”的悲剧命运。巴金在《随想录》中痛心疾首地呼唤着“五四”精神的真正回归，并且以这部著作的写作，实践了这一回归的努力。例如他在行文中始终贯彻着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与批判，如对死难的“五四”一代作家的追怀，对创作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呼吁，对存留在当代社会形态中的封建意识的不留情面的揭露等等，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和个性解放传统在《随想录》中都得到了复活。在巴金的影响之下，一大批老作家都自觉地投入了对文革历史的严肃反思，冰心、萧乾、王西彦和柯灵的散文著作，成为一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精神性文献。“五四”传统下不同文学风格的老作家也都以自身的创作个性来揭露文革，为时代留下见证。杨绛的《干校六记》以平和稳健的纪实风格，描写了钱钟书夫妇在文革时下放五七干校的真实情景；孙犁以《芸斋小说》为总题创作了自传体作品，以老年人的心情回顾文革时代的种种生活细节，对人心的卑劣与异化作出善意的讽刺。杨绛和孙犁都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作家，他们以婉约、讽世的态度，更为本色地建筑起个人心灵深处的“文革博物馆”。随着大批在50年代被各种运动打倒的作家陆续得到平反，这时候还出现了被称作为“归来的诗人”的创作群体，包括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遭受打击的“七月派”诗人胡风、曾卓、绿原、牛汉、彭燕郊等，因艺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