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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手继而会将供给与需求导向均衡。这种说法忽略了市场价格与潜在的供给与需
求情况之间的相关环形反馈；也忽略了隐蔽在市场机制背后的政治程序的有形之手
的作用。
第二，一般均衡论认为资源的初始分配是既定的，这排除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考
量。更重要的是，该理论假定人们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么，而且知道怎样最好地追
求这个利益。实际上，在人的想法与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尽管如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个主要政策内涵，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限
制在最低程度，是不正确的；而为其辩护的论据更荒谬。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
政治程序更是如此。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比市场参与者更容易出错，因为政治是围绕
社会价值运作，而市场参与者的价值是已知既定的。如我们所知，社会价值极易受
操纵的影响，而且政治里充满了有害的代理人问题。为了防止这一点，必须采取各
种各样的防范措施，这使经济领域的政府机构比私人参与者的行为要僵化官僚得多。
所有这些都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论点显得有道理。因此，市场原
教旨主义只是取代了一个不正确的论点，而应该有的，是一个更强有力的论点， 即
所有的人的作为都是不完美的，社会选择亦即选择较差的邪恶，根据这些，政府对
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最低限度。 这才是一个有道理的论点。相反，他们说政府干预
的失败证明自由的市场是完美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逻辑推理。
我想明确说明的是，我谴责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教义，但是为
了其他更好的理由，我支持将政府的干预和规定限制在最低限度。
远远超过一切的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有力的推动，是因为它可以为资本拥有
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利益服务。财富的分配是既定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认为是有
利于公众利益，控制资本的人还能再要求奢望什么呢？他们所形成的富有的强有力
的集团，有很大的优势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是通过认知的理论，而且通过积
极操纵公众舆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给本来是非道德性的市场机制赋予了一种道德特
性，即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变为一种公德，类似对真理的追求。它是靠操纵的力量
而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获胜的。它被一个强有力的资力雄厚的宣传机器所支持，曲扭
公众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取消只适用于人口百分之一
的上层人士的遗产税的游说会如此成功？
当然在这个领域还有其他竞争的力量在使用类似的操纵手段，但他们的资助不
够丰厚，因为他们未能吸引人口中最富有、最有实力的阶层的自身利益。这就是市
场原教旨主义怎样在过去25 年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且即使是金融危机也不足
以削弱其影响。奥巴马总统的决定显示了这一点，避免用给政府以多数控股权的方
式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recapitalizing the banks）。
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应与有效市场假定论混为一谈。用有效市场假定论运作的经
济学家，不一定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确，很多经济学家是颇具同情心的自由派。
但是有效市场假定论占据了美国大学的经济学讲坛，这可归因于坚信市场原教旨主
义的资本家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应对市场价值侵入其他学科
领域负责，如法学和政治学。
资本主义不象苏联的共产主义那样与开放社会针锋相对。尽管如此它仍对开放
社会构成某些严重威胁。我已经提到了其中一点，即金融市场不是趋向均衡，而是
易产生泡沫。监管机制的解体促使了超级泡沫的产生，其崩溃会对今后若干年美国
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又揭示了对开放社会的另一威胁：代理人问题和金钱对政
治的影响，污染了政治程序。
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程序应为公众利益服务；而当今的美国，政治程序已被特
殊利益把持。我们选举的代表感恩于赞助了他们竞选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选民。正
在发生的，对奥巴马总统关于医疗制度改革和能源法案的反应，提供了生动的说明。
选民已被洗脑到如此地步，以至对有关公共利益进行负责任的讨论几乎变得不可能，
使全国保健服务和碳排放征税都行不通。我们的选择局限于特殊利益能操纵的方案
上。
游说是代理人问题的核心。怎样才能使之得到控制？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调整经济刺激的问题。游说的利润很高，而且即使管
理条规更加严格也仍会如此。在缺乏道德价值取向时总有办法绕过条规。更糟的是，
条规的设计制订本身也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这是今天的美国受了
重创的金融体系试图重新获得以往的优势时所面临的危险。
有一个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需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划分清楚的界限。市场
参与和条规制定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换，在这里参与者可以
合法地以利润为动机。与此相比，制定和实施条规应以公众利益的考量为指南，利
润动机在这里不适合。当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优势歪曲条规时，政治程序就会变得
腐败，代议制民主也不会产生开放社会作为可取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应有的结果。应
该强调，这一论点与目前时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态度针锋相对，而且这个教义在
涉及政治市场。
怎样改进开放社会中的政治程序？我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办法：人们应区
分其作为市场参与者和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
作为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我们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南。阐明这个规则的道理也很简单。
在接近完美竞争的情况下，没有单个的竞争者可以影响最终结果，所以个人在市场
的决定对社会状况没有影响，不论参与者是否在意公众利益。但是政治决定却会影
响社会状况，所以政治决定是否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结果会截然不同。
问题是公众利益无法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它取决于选民的
看法，而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看法很容易被操纵。操纵是自我强化的；政治
主张和相反的主张说得越让人难以相信，则越难以辨认其对与错。正是这一点使得
政治程序的效率极低。
相比之下，市场机制的运作要好得多。人们或许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的，
但利润提供了衡量参与者表现的客观标准。难怪利润动机在引导人的行为的价值取
向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利润不仅提供了达到人所追求的不论是什么目的的手段，
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因为作为衡量成功的可靠尺度，利润可吸引他人的赞赏和改
善自我感觉。的确许多成功的生意人对赚钱比对使用自己的财富更有安全感。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回顾历史，基督教曾把追求利润作
为是有罪不道德的。这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后来的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打
开了物质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途径。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关系被契约关系
代替。契约关系渗透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最终，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被交
易取代。变化的步伐已经开始加快；在我一生中变化的速度就已十分惊人。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时期和在美国的成年人的生活差异甚大；1956 年来美国时
与今天的美国相比也差异甚大。刚来美国时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我看到与匈牙利甚
至与英国相比，市场价值已经多么深入地渗透在美国社会。在英国，传统价值和阶
级划分仍占上风。从那时以来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更大的变化。象医疗、法律、和
新闻这样的专业也变成了生意。在我看来，这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效果，与市场原
教旨主义对金融市场造成的不稳定效果是一样的。
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稳定程度当然各人的看法不同。同样，在上述专业中，
利润的动机应占什么样的位置也是可以讨论的。但不容置疑 的是，利润动机在政治
领域已有极坏的影响，因为它恶化了代理人问题。
怎样使代理人问题减小到最低限度？想让有重大利害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去游
说国会，是期望太高而不可能的。烟草工业一定要反对禁止吸烟的立法，保险业也
一定反对单一支付的医疗体制。但是在公众利益上，那些没有重大利害相关的人们
的利益，应被置于比狭隘利益者优先的地位。没有特殊利益的人不必担心所谓的“搭
便车问题”，即行为自私的其他人会从他们不自私的行为中受益，因为这种运作的
目的就是 使公众受益。
归纳起来，前一讲中我谈到了认知功能应被置于操纵功能之上。在这一讲中
我要说的是，尽管在现行条规制度下利润动机是完全合理的，但在制定条规时公众
利益应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坚信，选民中即使有一小部分人达到这两个要求，
代议制民主也会运作得更好。
我想讲一点个人的感受来结束。我所讲的也是我在身体力行的。作为对冲基
金管理者，我按游戏规则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试图改变这
些规则，即使改革不符合我个人的利益。比如，我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支持对对冲
基金实行监管。我坚信，如果更多的人按这个原则办事，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功能可
以好一些。我也相信象我这样的基金会之所以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恰恰是因为遵循
这一原则的人太少了。
在我的基金会，即开放社会研究所，我们把保护公众利益不受私人利益侵犯
作为自己的任务。我们也支持公民社会向政府问责的努力。我把这些努力称为政治
公益慈善事业，我相信它比传统的慈善事业对改变世界会有更大的贡献，因为这样
做的人很少。
我处于一个很有利的地位。我比多数人更独立，因为我不必依赖客户或顾客，
而且我感到有道德义务更好地利用我的地位优势。当然特殊利益的力量大大超过于
我，但我至少有一种满足感，即我的钱有更大的稀有价值（scarcity value）。
问题是，特殊利益也在试图装扮自己是为了公众利益，需要慧眼来识别真伪，
特别是因为双方都被迫使用类似的说服手段。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只能
通过试验摸索的过程（trial and error） 来做出判断。讨论中有良好意愿的一方，往往
很难相信另一方的人有同样的良好愿望。最好的识别办法，是在认可其宣称的主张
的表面价值（face value） 的同时，和他们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政
治讨论中给认知功能以优先地位。只有当对方不这样回应时，才应该不再考虑和理
睬。这样的人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不是被 忽视，而是变得非常有
影响力。选民是否拒绝被完全无视真相而企图操纵他们的人所影响，是对每个开放
社会能否保持开放的检验。鉴于奥威尔式的宣传（Orwellian propaganda） 的成功，美
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为美国服务得很好政治程序看来已经在退化。我们曾经有
两个政党为中间地带竞争，但是中间地带已经萎缩，政治越来越两极分化。奥巴马
总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扭转这个趋势，试图做一个有团结聚合力的领导者，但无济
于事。
归根结底，民主制度怎样运作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我认为如果更多的美
国人将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与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区别开来，美国的民主
制度会运行的更好。这取决于每个人。我已经这样做了。即使是一个较小的少数群
体，对重建正在消失的中间立场也会有帮助。
谢谢。
第五讲
未来的路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
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
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
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射性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
我也强调了错误理解和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
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
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