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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人来说，弗里德曼通过清晰明了、引人入胜的表达抓住了 21世纪经济前景的本质。他的书在2005年出版的时候，正值一波乐观情绪的顶峰时期。即便在当时，这种乐观情绪也是即将破灭的。弗里德曼被描绘成企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对冲突和资本主义固有的贪婪视而不见。也许是受到了这一影响，他随后调低了他对前景的预期。继《世界是平的》之后， 2008年9月，弗里德曼又出了第二本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Hot； Flat and Crowded）。在这本书中，他说道，经济的未来正在从信息技术转向可再生环境技术，“冷战时期”正在转变成“能源 …环境时期”。对短缺资源供给需求的不断增长，财富向石油输出国的大规模转移，破坏性的环境变化，日益扩大的财富差距，生物多样性的加速丧失，这些问题将在不久的将来支配世界。他警告说，在 2050年前后将出现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人类来说将无法逆转。他也悲哀地思考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将失去其关注重点和国家目标。
正文 第2章 全球化将把世界带向何方（3）
大转型
事实上，“贸易和投资能够防范冲突”这一理念的前身很早就有，而当我们更加彻底地观察它们时，它们便为怀疑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理由。经济学家卡尔 •；波兰尼（ KarlPolanyi）对这一课题进行了长期、细致的考查。 1944年，波兰尼出版了《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正是这本书让人们对他记忆深刻）。在书中，他主要研究了“百年和平”的破灭 —这个和睦的世纪以滑铁卢战役为起点，其间经历了工业革命（ IndustrialRevolution）先后在欧洲、美国以及日本的发生、发展。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从欧洲到亚洲再到新大陆（ NewWorld），世界贸易和海外投资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蓬勃发展。人们普遍相信，进步的势头无人能挡，人们从全球化中获取到的诸多既得利益使得战争不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事实上，在欧洲，力量的均衡并不稳定（而且在亚洲，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它的地区野心变得越发明显），帝国的竞争正在变得更加富于侵略性。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普遍对进步的力量持乐观态度，并且相信国际市场能够保卫和平。
今天的人们很难去想象那时的和平让人感觉多么安全。倘若我们生活在 20世纪的头十年，我们就会不带任何怀疑或讽刺地去读《纽约时报》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满怀信心地宣扬：“邀请所有国家参与和平的聚会”。文中谈到，为了庆祝《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签订 100周年，将举行一场国际庆典（《根特条约》最初签订于 1 1 年圣诞节的前夜，该条约的缔结是为了结束美英两国之间自 1812年开始的战争）。组织者说，这次庆典将向世人表明，“无需忍受大屠杀和战争的恐惧，就能解决国际间不计其数的、激烈的较量和分歧，这样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所有的大国都将出席，花费高昂的庆祝仪式计划也正在商讨过程中。但是到了1914年的夏天，毫不意外地，“和平聚会”被抛在脑后了。
波兰尼为自己定下的任务是，解释和平的瓦解以及他在 20世纪所经历的大转折背后的政治和经济起因（他对他所谈论的事情很了解，因为他曾经作为奥匈军队中的一名现役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看来，在构成19世纪特征的经济与政治和平方面，有4种制度至关重要：政治力量的均衡、国际金本位制、自由国家以及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他认为，在这4种制度中，自我调节的市场是“整个体系的根源和母体”，而且“创新能够带来特有的文明”。然而，他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市场实际上并不能够在繁荣的同时保证和平与稳定。波兰尼称，自我调节的市场，无论它们出现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都会引起自发的反向运动，即便是那些享受着物质繁荣的增长的国家也不例外；它们中间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导致冲突和关系破裂的隐患，因为 —就像波兰尼写道的，市场总要试图去支配社会结构。这样一来，早晚都会出现混乱以及巨大的反作用。
这一结论意义深远且有先见之明，我们稍后会证明这一点。即便从 21世纪初的视角来看，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分析结果是过时的。因为我们如今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混乱的年代中，用波兰尼的话说，这种混乱恰恰是由于市场试图去支配社会结构所造成的。
人的现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弗里德曼关于世界是“平的”的论点开始显得过分简单和肤浅了。然而，另外一种更加微妙、洞悉力更强的全球化视角的出现，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近一步地获得上一章中所提的有关起点和终点问题的些许答案。
古生物学家、哲学家和神父德日进所著的《人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n）一书在其去世后的 1955年出版，比《世界是平的》早了50年。《人的现象》不是一本简单的著作。在德日进的有生之年，似乎是因为书中存在值得怀疑的、模棱两可的观点，罗马天主教当局禁止该书出版。这本书也激怒了理性主义者，他们视其为伪科学的胡言乱语。德日进本人承认，许多人读完这本书后，都无法判定他是在“用事实、用形而上学，还是用梦想引导着他们”。然而，该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全球化的视角比弗里德曼的更有先见之明、更令人信服。
正文 第2章 全球化将把世界带向何方（4）
在《人的现象》一书中，德日进融合了科学的理解和具有非凡想象力的意象，一步步地展开了人类进化的理论。身为一名古生物学家，他对历史的追溯比弗里德曼久远得多，这一点不足为奇 —他最开始的几章是写物质进化的。他全部思想的关键，是世界作为一个球体的形象，不单纯是字面意义上的，也是比喻的说法。他把人类进化式的发展看成是发生在两个阶段的。
在第一阶段，人类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渐渐地覆盖了球体，直到彼此相遇，并且开始更充分地认识自我。到 20世纪，随着大多数可供居住的土地都被人类所占据，第二阶段开始了。一种思想的挂毯在全世界完成了编织，集体的记忆形成了。人类的精神活动相互交叉、连接、汇合，并且开始走向统一。
在人类意识的推动下，一层复杂的意识膜似乎要覆盖全球。他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一次庞大的生物心理学手术，一种大规模合成，地球上所有的思维元素如今都单独并且集体经历的‘高层安排’ ”。他将这种“高层安排”比做“正在诞生的一个大身体，它有四肢、神经系统、明确的器官，还有记忆。这个大身体实际上乃是那个要用来满足新近获取意识和反省能力的人所欲望的大东西（Thing）”。
为了把它同创造了生物圈的进化阶段相互区别开来，德日进将这一进化阶段、这个心智的集成网络称做“心智界”（noosphere）（来源于希腊语 nous，意思是“心智”）。其他人在此之后已经从这幅图景中看到了某种预兆，互联网这一巨大的电子网络环绕地球，将最偏僻角落里的人们联结到一起，创造了一个持续沟通和思考的活的保护鞘（ livingsheath）—1995年6月出版的《连线》（Wired）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谈到了这一点，并且用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标题“地球，用同一个头脑武装自己”。但是，这篇文章让德日进的关于人类进化的预见（即人类的意识以及我们对存在本质的理解将出现深刻的变化）显得稀松平常。
德日进预言道，随着人们的自我意识变得更加强烈，进化的速度也会加快。他设想，一个行星上的物质进化在减慢，而与此同时，思想的分享和完善正呈指数增长，这些思想能够最终将人类从自身所固有的个人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崭新的意识存在的类型将会出现，他称之为“奥米加点”（OmegaPoint）。他煞费苦心地强调，奥米加的核心是“无限大与无限小之间的秘密的默契”，即个人和宇宙的会合点。他相信，人类要保持自己的本色，就必须向着交点的方向前进，而不是为个体性和独特性而争斗，从而“把世界往后拖”。进化的顶点不是个体性而是个人。而且，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人仅仅意味着把有意的、武断的个体性抛开：“就世界的演化结构看来，我们只有借由与别人的结合而发现自己。”
在关于人类从物质到精神、从分裂到统一的上升过程的假设中，德日进毫无疑问是神奇而且乐观的；但是他并不幼稚。他没有忽视黑暗面：
按照目前的事态发展状况，用不了太久我们就会全速地连通起来。如果我们坚持要把物质和精神的力量（从此之后加在了世界的范围内）挤进我们老的摇摇欲坠的棚屋，便会有什么东西要爆炸。
在《人的现象》一书的结论中，德日进比较了人性化世界逐渐成熟的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罪恶降到了最小值，而且他所谓的“最后的汇聚”将会和平地出现。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遵循一条在万事万物中都不曾被豁免的法则，罪恶也许会同善行一起增长，并且最终也会以某种特定的新的形式迸发。”
德日进的思维世界不太容易进入。他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构想很容易显得模糊不清。但是我相信，他已经顿悟了一些事情，而在这些事情上，其他人很少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他已经看到，全球化远比经济、商业和政治来得深刻。它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进化。而且，从这一观点来看，全球化的结局从根本上讲仍然是开放的，这正是由于人类精神方面固有的模糊性所造成的。
文明的冲突
我们能够，或者应该，根据与德日进同时代的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政治学家萨缪尔 •；亨廷顿（ SamuelPHuntington）所预见的“文明的冲突”来理解德日进的关于罪恶同善行一起增长的判断吗？在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他写道：
正文 第2章 全球化将把世界带向何方（5）
在这个新世界中，意识形态和经济将不再是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人类之间巨大的分歧和冲突的最主要原因都将是文化上的，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裂缝将成为未
来的战争引线。
亨廷顿将世界划分为几个主要的文化集群或宗教集群。他说，共有8种文明符合“大”的标准，它们分别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印度文明、穆斯林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明。他说，当冲突到来的时候，将呈现出两种形态：“裂缝”冲突和“核心国”冲突。裂缝冲突发生在毗邻的两个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而核心国冲突则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大国之间。裂缝冲突经常是核心国冲突的预兆。
这个论点显然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例如，拿欧洲来说，穿越巴尔干地区的“裂缝”是非常古老的；另外 1991年以来的南斯拉夫解体，看起来毫无疑问是三方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而且，更加普遍的是，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一些最糟糕的经历中，至少有部分动机是由侵略者维护自身文明优越性的欲望所引起的，如1937年日本侵华，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
但是很难从文明的冲突中看到历史上人类争端的主旋律。政治侵略和军事侵略背后更加基本的因素 —比如对土地、水和能源的争夺，构成了过去大多数冲突的缘由；而且，由于未来的不稳定状态，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亨廷顿沿着文化和宗教的线索对人类所做出的分类想必太过一维化了。
事实上，不断变化的自我定义的模式是当今时代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现如今，有多少人仅仅通过他们与某一个群体或者类别之间的隶属关系来进行自我定义？人们的身份是复杂的，而且正在变得更加复杂。仅仅以一个人的经历为例：即便单纯地考虑地理属性，我个人的身份也是多层次的。
童年时代，我生长在英国的一座海滨小镇及其周围地区（布莱顿和南部丘陵）。那片大海以及苏塞克斯乡村将永远是我的一部分；它们是我生命起点的一部分，并且在我生命的终点，我希望把骨灰撒在苏塞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