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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学习是痛苦的。更让他痛苦的是，毕业后他果然去了一所这样的“特殊”学校，做了一群弱智儿童的老师。他本不想去，但是他所学的专业限制了他的选择，他的就业方向在学这个专业时似乎就已经确定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错误的“志愿”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他在那所学校痛苦地呆了一年后，决定报考研究生。这也许是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和惟一途径。经过一年的准备后，他如愿以偿，改学了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走了一段对于他来说是错误的航程后，虽然他终于抓住机会改正了错误，驶进了一条自己重新选择的新航线。但是，他为那个错误付出的代价毕竟太大了，那是整整六年啊，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本应该快乐地学习和工作的一段人生。而且，那次错误的选择给他带来的痛苦和身心折磨，又怎会说忘就忘了呢！
学非所爱，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它还给本就短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带来一种浪费，造成了一种隐性的低效率、低回报。因为，如果有40％的大学生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那么，用于这40％大学生身上的教育资源，所得到的回报率实际上是较低的。
据一位教育专家估计，大学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只有50％左右。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不喜欢本专业而改行的。对于这部分用非所学的人来说，国家投入在他们身上的培养经费是低回报的，而他们为了改行重新学习，又造成了国家在教育经费上对同一个人的复投入。另外，尽管一些不喜欢所学专业的人走出校门后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但他们中，真正学了这行渐渐爱上这行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也许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能改行。这些想改行而没有能改行的人，如果仅仅将工作视作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而缺少工作热情，缺少创造冲动，那么对于社会来讲，这实际上仍是一种低回报。
志愿上什么大学，志愿学什么专业，本应是一种自觉的、快乐的选择，它不应该是一种苦涩、一种无奈，更不应该是一种痛苦。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能充分激发每个人创造性的教育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才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选择和选择的能力。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充满人文关怀的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招生体制下，“志愿”才能回归真实，才能真正体现本人意愿。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目前有的学校开始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有的学校开始实行双学位制，允许学生在学习一个专业的同时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有的学校开始打破壁垒，允许少数学生转系、换专业。这些措施在专业的壁垒上凿开了一条缝，在专业的鸿沟上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桥，给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更自由的学习环境，给那些有意或无意报错了“志愿”的学生，提供了改正“志愿”的机会。
但是，面对近40％学非所爱、希望调换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这种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这种改革的步子仍是迟缓的。在许多大学，专业之间的流动、院校之间的流动仍步履维艰；转系、改换专业仍困难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松动的学校，受名额限制，因经济原因，大部分有此愿望的学生仍望门兴叹，难以如愿。
因为学非所爱，学习便成了一种负累，因而变得索然无味。然而，这并不是一些大学生逃出或想逃出大学的惟一原因。记得那天小路骑自行车到报社来找我时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之所以愿意见我，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关注到他们这个群体的记者。当他说出“我们这个群体”时，我心里曾暗暗吃惊，我一直以为逃出大学的小路只是一个个别案例。可是当我走进大学校园，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群体，我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许多人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茫。
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灵魂导游者的使命无意间，我读到了一位大学生的自述。自述者是2000年从某著名高等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许知远———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第三教学楼里乱窜。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和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直挺挺地坐下来开始听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实感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为核心的社交场所……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阿兰·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意大利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给他的所见所闻作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嫌口罗唆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的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著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对于样子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窜，正是出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可是，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的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这些灵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种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阿兰·布鲁姆是如何去充当这个灵魂的导游者的。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有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勒的书。这位教授的授课方式是这样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经典著作让学生阅读，在下周的课堂上，将就这本书展开讨论。每个学生都必须阐述其独特的观点，而艾德勒像一位窥视者一样，深入每一个发言者的内心世界，逼迫它进行更深入地思考，诱导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于是，每一次讨论都演化成了一次心智上的格斗。
这是一种怎样的高峰体验。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家伙，如何在课堂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气急败坏，时而不知所云的模样。但正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探索了这种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在不断撞击中成熟起来。这也正是阿兰·布鲁姆所说的让
他们获得思考的能力。当然，我并非奢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具有艾德勒的这种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灵魂导游者的使命，他们更多地从事的是知识的灌输者。于是，一届届的学生茫然走进大学校园，然后更加茫然地走出大学校园；在进入大学时，他们怀着某种渴望，走出校园时，却带着深深的失望。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进入大学时的奇特，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扑面而来的压抑感。那是一个有着小雨的天气，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正在有点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我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感，这种恍惚感甚至在整整一周之后还没有消除，它让我睡在六个人一间的拥挤的宿舍里有点不适应。
然后，我就被人流带到了教室，令人厌恶的课程不由分说地拥挤到我面前，看着我周围的同学每天定时去上自习，钻研四级的考试，显然他们已经把中学生活带到了这里。我们的课程表里除了数学就是物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否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了。这里似乎并没有孕育着某种伟大的情感，也没给我带来特别的兴奋。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7）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怀特海说：“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望去。”
可是走进大学的我们，仍然在伏案学习，因为没有人扶我们站起来，我们既没有站起来
的能力，更没有眺望的能力。我们过早地就经历了专业的折磨。从高中起，大多数学校已经实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之前，我们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小天地上。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许多人在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下，选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进入大学以后，我们的课程仍按照文理科被严密地切分开了。在大学里，文科生与理科生被显而易见地区分着，即使在纯文科或纯理科之内，也很容易察觉到那条深深的鸿沟。除了英语，本科生之间几乎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小小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可是，我们从来就缺少这种意识，也从来没有人引导过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我忙于如何成为一个大学生。而进了大学，我又在忙于应付各种课程，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我的课程里缺乏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我们的人生意义先是被强行地与空洞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当这种大而空的话变成一种谁都明了的滑稽之后，我们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学教育中，我们的灵魂是被忽视的，大学缺少基本的人文精神。它已经沦为一种技术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针对就业开展的训练。许知远的自述，强烈地震撼了我。因为他就读的那所大学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它曾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曾是中国百年“民主与良心”，曾是思想最活跃、最能畅所欲言的地方。他的自述是一个学子对“大学是什么”的一种质疑，一种追问。“大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蔡元培先生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