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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与地方军阀恶斗中，获胜了。蒋介石获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有张学良这个“偏师”相助。当时中原大战的双方都在争取张学良。蒋介石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了他有中央政府这一块金字招牌，以及垄断着政治、经济资源外，还在于他的权术与冯玉祥、阎锡山相比，要高他们一筹。他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他高度重视，派重量级人物到张学良那里去游说，这些人有知名度，且老谋深算，能抓住要害，打通关节，而冯、阎所派的代表位卑言轻，不得要领。他锲而不舍，舍得下工夫、花大本钱；而冯阎则做功不够，且小手小脚，小家子气，没有什么吸引力。
蒋介石为了借助张学良这个“偏师”作了巨大的投资，但其回报也是巨大的，中原大战后，虽然也有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但像中原大战这样的大规模，却没有了，冯阎联盟被打败后，尽管武力反蒋事件时有发生，但再也没有一支力量能与他抗衡了。蒋家天下基本大局已定。他借助“偏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也曾对张学良感激不尽，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为兄弟，张学良升到显赫的地位。
然而，蒋介石是一个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结拜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张蒋的“蜜月”是短暂的。蒋介石要求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政策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谁的兵多，谁的实力大，树大招风，谁就是蒋介石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张学良也不例外。当然张对蒋的为人不是没有一点认识，在他通电入关前，召开了东北将士的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冯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由此，可见张对蒋介石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但他的为人又过于讲义气，使自己成为权谋博弈中的悲剧性的人物。
术篇第71节 “强龙”轻取“地头蛇”
顺手牵羊，“强龙”轻取“地头蛇”
“顺手牵羊”一说，源出于《礼记•；曲礼上》，“曲礼”曰：“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清•；顾张思”诠释说：“伺便窃取曰顺手牵羊”，右手俗称顺手，“取顺便之意。”说白点，就是在行路时，发现路边有一只羊，便顺手把它牵回家据为己有。这个典故，比喻的是意外收获，或毫不费力地获得某种平常要花大气力才能获得的东西。此种现象在社会上常见，顺手牵羊，大多数喻指贪小便宜，不那么正人君子气。这种伎俩，兵家、权谋家也使用，且有一些精典案例。楚王伏兵拿了息侯，意外地得到息的夫人美女息妫，占为己有。淝水之战，只有８万人马的晋军，采用“顺手牵羊”之策，打败秦王苻坚统率的９０万大军，是为兵家精典。蒋介石也使用过此术。
事例：
蒋介石在剥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兵权，控制贵州的争斗中，就使用了“顺手牵羊”之术。
王家烈，１８９３年出生于贵州桐梓县一户农家读书人之家。１９１４年从军，入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一营三连当列兵。长期混迹于黔军，由军队的最下层的列兵逐步跃升到将军。后来王家烈投靠到蒋介石的门下。因积极“剿共”，在蒋的扶助下，势力发展很快。１９３３年春，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其所率部队普遍抽吸鸦片，步枪加烟枪，被戏称为“双枪”将军。
王家烈统治贵州时期，虽然提出以“整顿庶政”作为施政的方针，但是只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不去实行。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唯我独尊，生活奢靡，终日沉溺于酒色，吃喝玩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的老婆万淑芬（铜仁县人）权欲很强，乘机干预军政要事，很快掌握了８个团的兵力，并往返于南京、广西之间，到处活动，大量安插万氏家族和同乡，形成黔军王家烈军中的铜仁系。与王家烈的桐梓嫡系明争暗斗，两派斗得不可开交。王家烈对此事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勾结，横行霸道，横征暴敛，税收多如牛毛。这个已成乌合之众的“双枪”队伍，把贵州搞得天昏地暗，百姓苦不堪言，社会中下阶层怨声载道。上层社会有良知或者与王家烈有利害冲突者，也看不顺眼，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报告王家烈在贵州的劣迹。
虽然王家烈之类的地方军阀已经投靠蒋介石，但他们被视为“异军”，靠不住，早晚是要与他作对的。对于收编的地方军阀势力，他的手段一是削弱；二是除掉。王家烈在贵州的昏庸统治，使黔军实力大大削弱，再加上两派系之间的矛盾，几乎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于是，蒋介石想趁此机会把黔系军阀消灭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我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后来称之为“万里长征”。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蒋介石亲自督战。他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红军。蒋介石想借“追剿”红军之机顺手把王家烈的黔军解决掉。然而，军阀与绵羊不一样，即使王家烈昏庸，但还是有头脑的，加上有一个精明且野心勃勃的老婆，更不会轻易就范。王家烈担心这次老蒋会来“顺手牵羊”之计法，乘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为了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力堵截红军，迫红军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两广之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于是，王对部队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妙，便向广西靠拢。
蒋介石得知王家烈勾结李宗仁、陈济棠，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协议，反对他的蒋记中央，更视王家烈为眼中钉，时时都在制造机会，企图除掉这个祸根。为了顺手牵“王记”肥羊，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谋划。
首先，假“追剿”红军之名，派嫡系入黔。在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尾随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其次，挖墙脚。１９３４年年底，薛岳部进入黔东，王家烈特从贵阳赶往薛部驻地欢迎，可是薛岳竟避而不见，以示冷落。薛部使出了一个毒招，他们并没有去黔北跟踪红军，而是一直开往贵阳。薛部进入贵阳后，就树立起招兵大旗，在王家烈的眼鼻子底下，招起兵来。由于薛部是蒋记嫡系部队，军粮要比黔军优厚得多，以致王家烈部队的士兵纷纷逃到薛岳的部队，这等于是在挖王家烈墙脚，王家烈又恨又怕。
第三，相机摊牌，逼王就范。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蒋介石果断地摊牌，逼王家烈交权。蒋介石命令自己的亲信何成浚到贵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此时的王家烈已是蒋介石牵在手中的“羔羊”，无胆也无力反抗，王家烈迫于无奈，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去他的贵州省主席的职务，派亲信、接任，同时任命王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
第四，釜底抽薪。蒋介石到了贵阳以后，随行的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蒋考虑到王家烈拥有２万人马，杀了王家烈恐怕王的部下发动暴乱，不利于以后统治贵州，于是，没有采纳陈诚的进言。蒋介石虽然不杀王家烈，却要逼迫他下台。以军饷卡王家烈，搞釜底抽薪。蒋介石令王家烈将所属的２个师５个旅１５个团缩编为２师辖６个团。因王的部队分驻各县，蒋介石又不准王部集中，这样王部没有办法实施整编。蒋介石借故，指使督办大员不整编就不发军饷。后来蒋介石出面做好人，同意发军饷给王部，但又规定未经他点编，只发给每月伙食费１０万元。而当时王家烈的部队官兵有２万余人，这点钱连打发饭钱都不够，更不用说其他费用了。即使是１０万元的军饷，也只是一个空头支票，实际上还是分文不给，使得王家烈处境困难。蒋介石还指使人在王部内部做手脚，煽动黔军官兵起哄闹饷，反对王家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然后由二人怂恿部下向王家烈闹饷。
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召见王家烈到贵阳，王家烈便要求免去军职，出外考察。蒋介石见去掉王家烈实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全心全意挽留说：“辜负你了！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于是便给了王家烈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头衔。王家烈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就范了。
评析：
蒋介石趁“围剿”中央红军之机，使用“顺手牵羊”之术，成功地制服了王家烈。就他解决贵州地方实力派而言，他的谋划比较周全。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谋略家来说，“顺手牵羊”不是即席之作，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主动设局，相机而作，谋划必须周全，意图必须隐秘，行动必须果断。这样的权术，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工于心计、心狠手辣、薄情薄义之辈，那是随手拈来。
后来，王家烈对人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帝国主义虽然凶恶，但非不得已时，不会板起面孔，露出凶恶的面貌，而中央军则随时耷拉着脸皮对人，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严一样。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这是借表达对“中央军”的不满，来发泄对蒋介石用毒辣的计策让他臣服的控诉。蒋介石这个“强龙”，虽然用“顺手牵羊”之计擒拿了王家烈这个“地头蛇”，但压不住王家烈的心头之恨。
术篇第72节 偷梁换柱（1）
偷梁换柱，意在控川
“偷梁换柱”一词源出于《帝王世纪》，曰：“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说的是殷纣力大无比。后来人们把这一词语转义为对兵家、权谋家的一种计谋的表述。意指：“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在权谋上，比喻玩弄手法，暗中改变事物的内容或事情的性质，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的。在军事上，联合同盟军对敌作战时，反复变动盟军的阵容，借以换掉盟军的主力，等待它自己败落，然后再乘机把它兼并。在诸侯林立的古代，或者在军阀割据的近代，所谓盟军，不过只是一种暂时的联合而已，所以“兼并盟友”是常见的事。蒋介石在解决四川军阀刘湘军阀势力曾采用了此术。
事例：
在古代，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近代以来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四川被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蒋介石早就想插足四川，由于一直忙于其他要事，此事暂时顾及不上。而四川大小军阀虽然内部烽烟常起，连年内战不休，但是对蒋介石的防范却是目标一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染指四川。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把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所谓抗战战略，与实施削弱军阀、控制四川的削藩术结合起来，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解决四川问题。
１．在蒋家军入川问题上，以退为进。
蒋介石很早就曾尝试用文的方法，取得对四川的控制权。１９２８年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一个“党务监察委员会”进川，７月在成都展开工作，引起四川军阀的警惕，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蒋介石不得不指示，把这些人撤离成都。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４年间，中央党部曾四次谋划在四川建立党部，均告失败。
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刘湘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蒋介石表现出热情，并作出积极“围剿”红军的姿态。中央红军长征后，他更是积极配合蒋介石追剿红军的部署。
此时，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杨永泰向蒋进言说，借追剿红军之机，中央军入川，以“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杨的进言更促使蒋介石把解决四川军阀问题与入川建立大后方的战略结合起来。
早在１９３３年，刘湘在成都就任蒋介石发布的四川“剿匪”总司令职，集中全力对付红军。但在与红军作战中损兵折将，事与愿违。８月，不得不故作姿态，通电辞职。９月，蒋介石复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