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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全本)-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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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毛主席又开始接见红卫兵。我记得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部分以外,大部分是在北京西郊机场进行的。由于西郊机场的跑道不够,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我们连夜加工,临时扩展飞机场的跑道,在跑道的两侧各延伸了二百五十米的地带,并且筑路修桥,以便使大队人马能顺利进出。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连续两天在天安门和西郊机场接见了两百五十万红卫兵。当时,飞机场上所有的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由于人太多,到最后散场时,挤伤了好几十个人。

散场后,我将挤伤了人的事报告了周恩来,他要我负责把受伤的红卫兵统统送进空军或海军医院。为此,我们和海军又忙了半天。事后,周恩来还亲自带领我们,去医院看望、慰问那些受伤的红卫兵。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的的确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能见毛泽东一面是无上光荣、无限幸福,人人都渴望着能见到毛泽东。另外,像这样面对面地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可当时他毕竟也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虽然每次接见时,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或者是乘坐车辆进行检阅,然而每次在天安门或车上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通道一堵塞,站立的时间还会更长。这样,每次接见红卫兵,也确实够他累的,他也有些吃不消了。到第八次接见完了以后,精疲力尽的毛泽东终于说:“不能再见了。”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才发出通知,要求外地的大、中学校红卫兵停止前往北京串联。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八、红卫兵的兴衰

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各地红卫兵以串联之名到北京集合,然后,一面等待毛泽东接见,一面就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军事机关。那个时候,这些红卫兵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甚至连中南海、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都有人冲,但是唯独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不可以冲。当时,江青发出了命令,谁要冲钓鱼台,谁就是反革命,卫兵就可以开枪。

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每次接见完红卫兵以后,周恩来都要带一些人,去开会动员来京的学生返回本单位“就地闹革命”。但他们哪里听得进去呢!任你周恩来说破了天也不回去。他们在北京有吃、有喝、有住嘛,回去干什么?于是,整天就在北京抄家呀,破“四旧”呀,闹得整个北京城不得安宁。不仅如此,中央文革还派出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到外地去“传播革命火种”。这些从北京出去的人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党、政机关去大冲、大闹。这一来,上海、杭州、广州、沈阳等城市都乱了,当地的党、政机关也差不多都瘫痪了。这样一种闹法,全国的混乱是必然的。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地的红卫兵到处冲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搞得全国没有几个党政机关能够正常工作,几乎无一处能幸免于难,各单位的领导人更是一个个被揪斗,坐上了“喷气式”。就拿这时的国务院来说,除了周恩来自己,其他副总理都已经统统被打倒,或“靠边站”了。这个时候,除了毛泽东说的话有人听,中央文革说的话有人听之外,其他任何人说话都不行,连周恩来也不行。所以,这个乱是自上而下的乱,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乱。

红卫兵运动,涉及到了中国整整的一代人。就这些红卫兵个人来说,大多都是一些真诚革命的青年,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最早在北京组织起来的中学红卫兵(也有人叫他们“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女,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分红卫兵是比较盲目的、狂热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面对当时的一些现实,他们便逐渐清醒了,开始认识到了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一些负面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后被大家称为“西纠”)。不久又成立了东城纠察队、海滨纠察队等。纠察谁呢?主要是对当时红卫兵的一些错误行为纠察,想以这种方式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察自己。实际上,这标志着一部分青年学生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重新认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思。

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即发出了一系列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规定了“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的纪律。这些通令曾在全国流传一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西纠”还保护过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张治中、李宗仁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

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更加扩大化,许许多多的老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最高阶层的领导人被打倒、被靠边站的时候,这些青年学生在政治上就更加清醒了。到了十一月,北京的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并且喊出了“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江青不要太猖狂”等口号。这一下惊动了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江青与中央文革一起,专门研究了“联动”的问题,亲自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于是,“联动”被强行解散,“联动”在各地的联络站全部被摧毁,负责人也几乎都被逮捕。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这些被逮捕的“联动”负责人,才由毛泽东亲自下令予以释放。

随着“联动”的被解散,在一片批评声中,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向了末路。不少以前“闹革命”十分积极的青年学生,这时变成了“逍遥派”,他们从此不再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各自找自己的出路,不少干部子弟就在这个时候参了军。

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相对应的,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他们的领袖是五个人,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当时,他们五个人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们对中央文革真可以说得上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可说得上是风云一时的人物。

不过,这些“司令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随着红卫兵使用价值的终结,这些“司令部”以及当年威风八面的“五大司令”,也就很快随之烟消云散了。“五大司令”之首的聂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与聂元梓一样,其他几大“司令”的命运也差不太多。一九六六年因打倒刘少奇的需要,而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的“学生领袖”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毛泽东抛弃,流放到宁夏,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谭厚兰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逮捕,一九八二年因患宫颈癌在保外就医中死于湖南湘潭老家。韩爱晶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大宾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一九八三年得以获释。

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大司令”的结局。
九、军队院校的“文革”

在军队怎样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的矛盾和冲突。

从总的方面看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林彪长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一直都十分崇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但是,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但在当时,林彪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首先,他不希望在军队里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想法,在军队院校里就行不通。当时军队的院校很多,单是空军就有四十多所,其中包括十八个飞行学校和空军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地勤学校,以及雷达、高炮、导弹、通讯、后勤等学校。至于全军的学校,那就更多了。

一开始,当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出于林彪不在军队中搞“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军委及时对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几条规定,明确规定军队院校只进行正面教育,只在本单位内搞“四大”,不准搞串联。但是,自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一种狂热的政治气氛逐渐影响了全国。与全国的形势相比,军队院校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于是,军队院校的不少人就涌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里去闹,要求和地方院校一样,同样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并要求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于是,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经过考虑,他要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军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联,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的师生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但是接见以后,必须马上返回原单位。第二、来北京以后,一定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且一定要有领导带队。第三、来京以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

之后,林彪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草拟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由林彪当面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于十月五日经军委和总政治部联合签署下发执行。《紧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但同时又明确规定:“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紧急通知》一发出,大批的军队院校师生涌入北京。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也跟地方学生一样,来了就不肯回去。只有空军的飞行学员,因为要进行飞行训练,间隔时间不能太长。我一动员,他们就立即回去了。这些飞行学员算是听指挥的,在毛主席接见以后就回去了,可其余的根本就不肯走,有的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又来了。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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