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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全本)-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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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一九五O年九、十月毕业。”

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一方面是对空军建设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重大的压力。为顺利实现中央领导的要求,空军的全体同志都不敢稍有懈怠。我来到空军之前和来到空军之后,空军领导机关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采用三班制,即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上班。晚上一般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星期天也根本不休息,工作非常紧张,唯恐完不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为建设好空军,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决定首先抓好两条,即:办好航校和建设好空军的领导机关。

一、办好航校是建立空军的关键。如果办不好航校,也就没有组建好空军部队的可能。这一点过去我们不懂,以后懂得了。所以,中国的空军是先有学校,后有部队。空军各部队的飞行、领航、通讯、雷达、机务、地勤、气象、油料等各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在学校学好后,才能组成部队。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亚楼关于建立第一批六所航空学校的报告。经过紧张的实地勘察,选定第一至第六航校的校址分别为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济南和北京的南苑。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六个航校的校址先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整修航校使用的机场、营房、教室等又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我们本着因陋就简、逐步改善的原则,将六个航校的教室、营房,在十一月底都大体上准备就绪了。

当时之所以要将六所航校都设置在北方,主要是因为那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为保证航校训练能顺利实施,必须有比较安全的环境。在北方,受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威胁比较小。后来,我们又将东北老航校改为第七航校,校址仍设在牡丹江。这样,我们就一共有了七个航校。

要办好航校,校长和政委的人选十分重要。遵照中央指示,空军党委从东北老航校中,挑选了七个富有飞行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干部,任命为各航校校长。至于航校的政委,空军党委于十月二十一日报告中央,要求从各野战军挑选。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要各野战军提出三倍于任命人选的名单交由军委选定。随后,各野战军根据军委的指示,共提出了十九名预选对象。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从中确定了七名。这七名航校政委都是陆军中的师以上干部,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航校的领导体系也跟陆军一样,政治委员都是党委书记,负责全盘的政治领导。

当时,航校的校长、政委,经空军党委提出意见后,都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不是由空军自己任命的。足见当时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的重视程度。组建航校的架子,也都是陆军的师的机构,由陆军一个一个的调来,组成了航校的校部。有的就由调来的师政委带来。

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刘亚楼对航校的建设更是尤为重视。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他在空军第一次航校负责干部会议上强调,以“一切为了办好航校”作为空军工作的一个原则,无论是干部和人员的调配,机场、营房的修建,飞机器材的分配,还是航空工厂的整顿、建设,物资供应的保证等等,都要首先以办好航校为前提。他还提出,空军初建,没有经验,工作中要多动脑筋,开动机器,办事要迅速、准确,并且要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对航校学员的选调,中央军委也十分重视。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军委就向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从陆军作战部队和各地军政大学中选调空、地勤学员,并规定了严格的选调条件。之后,经过认真选拨,七个航校都接收了所能容纳的一大批学员。这批学员,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学员。

就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七所航校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底和一九五O年初相继开了学。朱德总司令对航校的飞行训练非常关心。他指出:“空军能不能搞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一秒的事情。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一样不能完成任务。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被敌人所打败。”朱德的这个讲话,空军党委及时在各个航校作了传达,进行了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给了航校学员以极大的鼓舞。

为迅速满足组建空军部队的需要,一九五O年间,空军曾先后三次扩大了航校的训练规模。通过将近一年的培训,第一批空地勤学员先后毕业。以后,又陆续扩建了一批新的航校。通过这些措施,较快地培训出了一批部队急需的人员。

二、在抓紧航校建设的同时,也抓紧了建设空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刘亚楼对空军机关的组织、业务工作和作风建设等非常重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空直机关参谋、干事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空军建设总的任务,是“建立人民空军,保卫人民祖国”。根据这个总任务的要求,空军机关一定要建立正规化的机关业务工作,树立和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空军机关作风培养的七条要求。

     刘亚楼司令员对空军机关的工作抓得紧,要求严。他要求各部门既要抓好中心工作,又要完成日常工作;既要讲究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又要对机关工作有预见性,讲究完成任务的彻底性和及时性。他对时间的要求是论分论秒,不能论小时。他要求各部门和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动脑筋,出主意,努力完成党和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空军的任务。刘亚楼的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在空军领导机关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但是,毕竟空军领导机关当时正处于初建阶段,干部又大都来自陆军,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懂航空知识,因此对如何组织、如何编制、如何组建好空军部队等工作,只能是在学习、摸索之中前进。

一开始,空军初建时期的组织结构,只是在各大军区设立航空处。航空处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保管和维护国民党军队留下的飞机、器材、零件,以及所有的机场。后来,才在航空处的基础上,组建了各个大军区的空军司令部。与空军党委的工作重点一样,大军区空军司令部组建后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航校的建设上。

航校的建设很快就见到成果。一九五O年前后,各航校的速成班学员相继毕业。这些学员毕业后,空军就有了组建部队的基本条件。至于组建部队所需的领导机构,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都是总参谋部下达命令,从陆军成建制地调来,如果我们需要军就调军的机构,需要师就调师的机构,需要团就调团的机构。当时,凡是空军的报告、请求,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几乎是有求必应。送上去的报告,差不多就能得到这样的批示,“照办,完全同意。”

但是,从陆军调来的团长、政委都不会飞,怎么办?我们考虑,不会飞不要紧,先组建以后再作培训调整。刘亚楼曾几次对我说:“像我们这样不会飞的干部,终究是个过渡干部,迟早是要由会飞的同志来担任领导职务的。”

因此,在空军部队的建设初期,团长、政委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不会飞,都不懂得飞行的基本常识。但是,大队长、中队长都是飞行员,全部是飞行干部。当然,在团里的干部里,我们也尽可能地配备了一些飞行干部,有的是团长能飞,有的是副团长能飞。

为尽快解决航空部队的飞行指挥干部问题,空军常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准备在陆军中选调符合条件的干部,送入航校中进行紧急培训。刘亚楼趁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把急需解决航空部队的指挥干部问题,当面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很快就会议之便,口头指示有关军区负责人如数送调。结果,各军区很快选调了符合飞行条件的营团干部九十多人。经航校培训后,这批干部成为空军第一批飞行指挥员。
三、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空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下决心组建空军以后,全党、全军全力投入空军建设,包括海军航空兵和民航的建设。决心虽下,但当时正值建国伊始,百废待举,我们自己不光没有飞机、没有汽油,甚至全国连一个汽车制造工厂都没有,连辆汽车也造不出来。更不用说是航空工业了。给我们建设空军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那么,靠什么来建空军?在技术和装备上问题上,当时路只有一条,只有依靠苏联。空军初建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同苏联谈判,要苏联帮助我们搞空军,搞航空工业。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就在中央书记处召见刘亚楼以后半个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中共中央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的空军战斗部队,配合渡海解放台湾,要求苏联向我出售飞机,并帮助中国训练空军技术人员,并请苏联派出空军顾问来华,参加中国空军的建设工作。

在达成初步协议后,八月一日,中央又委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赴莫斯科,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刘亚楼等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等人。经商定,苏联同意向我出售飞机,并派专家、顾问,帮助我国建设六所航校和组建一个空降旅,因为那个时候中央正考虑攻打台湾。接着,王秉璋又三次去到苏联,商谈援建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

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苏联政府将航空设备和教学设备陆续运抵满州里。这些设备绝大部分都是用火车运来的。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在冰天雪地的满州里,负责接站转运的同志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露天站台认真地进行检查、登记和分配,按时把一百多架飞机,以及相应的航空发动机、航空器材、降落伞、塔台车、活动修理车、充电车、充气车、空气压缩机、加油车、滑动车、交通车、吉普车等,安全地分别送到了第一至第六航校的领导人手里。老航校即七航校,则依旧使用原有的日式飞机进行教学。

随着苏联援助设备的到来,聘请的苏联专家也陆续先后来到第一至第六航校。从校长顾问一直到空、地勤教员,以及维护飞机的机械师,都是全套的苏联顾问;航校所用的教材,甚至一直到有关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几乎一切都是苏联航空学校在中国的翻版。

为了解决苏联专家的翻译问题,我们一方面自己积极寻找物色翻译人员,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这一问题,请中央帮助解决。后来经中央同意,我们到各省和一些大城市选了一批俄文翻译,分配到各个航校。对这些翻译,我们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好的照顾,让他们享受空勤灶的待遇。这样航校的翻译工作就大有改善,翻译水平提高了,各个航校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也就进一步提高了。

同时,为了迅速提高空军指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工作水平,一九五O年一月,在刘亚楼的倡议下,空军聘请了十九名苏联专家及翻译来空直机关帮助工作,请他们分别担任顾问长、参谋长顾问及作战、情报、训练等顾问,其中顾问长和参谋长顾问是 有少将军衔的苏军高级军官。

一九五O年底,我们又为空直机关增聘了十五名苏联顾问,这些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搞技术业务的,也有个别政治顾问,但他们只管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党的工作,只管他们自己的事。

当时,我们空军的司令部、政治部,设在北京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原美国兵营。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有关方面就把空直机关东边的原荷兰驻华大使馆和德国驻华大使馆,划为顾问团的驻地。这样,顾问团与空直机关相距仅一箭之遥,顾问团在东头,我们在西头,我们可以随时去找他们谈工作,联系和商量问题,有时候就合在一起办公。那一段时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等,都配有专职的俄文翻译。我同顾问团的接触相对较少,所以没有配翻译。

同时,各大军区的空军领导机关也聘请了相应的苏联顾问。正是在这些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逐渐熟悉了空军领导机构的一整套业务工作,为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最必要的基础。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空军的建设,同苏联党、政府和苏联空军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和航空学校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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