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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全本)-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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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师陕北

在我军主力分兵南下‘北上以后,阎锡山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同时加紧集结部队,准备对红军发动反攻。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派陈诚到山西担任总指挥,四月中旬,他又派遣十个师的兵力,分两路进入山西增援。其中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入山西,另一路五个师自正太路西进。与此同时,阎锡山调集了五个师又两个旅,由晋中南赶来,企图首先夺取由红军控制的各个部门,封锁黄河,堵住我们的退路,然后分别围歼我左‘右路军于黄河以东地区。为配合这一行动,蒋介石还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出动,袭击我军后方。这样,我们留在陕北的部队,兵力显得过于单薄,难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为保存抗日力量,避免与优势敌人进行决战,红军回师,逐步收拢兵力,西渡黄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以彻底粉碎蒋介石“围剿”陕北根据地的计划。

四月下旬,我们二团奉命经临汾‘蒲县‘午城‘大宁往西北转移,逐步向十五军团靠拢。这时,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已进抵晋南,而且占领了大宁县城,正向午城前进。

四月二十八日,正当我们向西北转移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五团同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的队伍遭遇,双方随即对峙起来了。我们二团‘四团和师部迅速绕过午城,到了午城以西。这时军团部给二师下的命令是,要坚决把关麟征的队伍堵住,不让它再往前进,限期是一个星期,以掩护整个一军团以至整个抗日先锋支队安全西渡黄河。

开始三天,是五团在那里抗击敌人,我们在后面待命。山西的地形很特殊。由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到处都是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和沟壑。像陕北一样,山西的高地也叫塬,这种塬大都是四边陡峭‘下有深沟‘顶上平坦,塬与塬之间只有很窄的一块地方相联,名曰“腰险”,是个要隘,只要守住了这块地方,敌人就过不来,要想翻沟上塬也很困难。因此一开始五团守得还算顺利。

没想到第四天午夜,国民党军从远处绕到午城后面的师部附近,袭击了五团,五团死伤了好几百人,团政委林龙发负了重伤,师参谋长钟学高也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师部决定把五团撤下来,要我们二团顶上,去接替五团的防务,堵截关麟征的部队。

二团上去后,利用各个塬口的“腰险”,构筑坚固工事,顽强抗击了三天,使敌人没能前进一步。到了第七天晚上,师部突然接到命令,要二师向西南方向撤退,把敌人引向西南。因为在我们的西北是永和县,而永和县就是我们预定的渡河地点。因此要我们二师诱使敌人向西南走,让他们离我们的渡口远一点。接到军团命令时,正好是我们二团紧靠着敌人,于是师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团。

接获命令,我们当即与敌脱离接触,回头快速向吉县前进。天快亮的时分,部队就来到离吉县十几里路的地方,看到山坡上有敌人的一个连在放连哨,于是断定吉县驻有敌人的部队。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师部。这时师长刘亚楼的羊癫疯发作了,神志不清,什么事都不知道,被人用担架抬着走了,政委又负了伤,师里只剩下了政治部主任邓华和接替钟学高参谋长职务的熊伯涛。邓‘熊二人命令二团在吉县附近坚守,掩护全师向西转移,师部和四团‘五团先走,我们在后面作后卫掩护。

当时,梁兴初和我看到山坡上的敌人只有百把人,而且离我们不到一里路,就想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连搞掉。经过商量,我们当即下达命令,要一连和三连很快出动,消灭山坡上的敌人。这两个连摸上去以后,很快就把敌人包围了起来,只二十来分钟,敌人就全部缴械投降了,把这个连全部捞来了。天亮以后,我们全团迅速撤退,吉县的守敌没有敢追。就这样,我们在山西打完了最后一个小胜仗。

回到师部,我和梁兴初把作战情况报告了邓华,这时刘亚楼的病也已痊愈,恢复了神志。他们表扬二团作战主动积极,认为我们在这次掩护大部队渡河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批示我们要缓慢地向永和前进。

五月五日,当我们到达永和时,刘亚楼已在那里等待我们。他告诉我们,四团正在渡河,要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饭立即渡河,他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刚刚渡过河去。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毛主席是一直跟随我们一军团行动的。我们当时非常惋惜,因为到得迟了那么一点,就没能见到毛主席。

很快吃完了饭,我们开始紧跟着四团渡河。渡船很大,一条船可以坐七‘八十个人,来回十多次,我们全团就都过了河。我和梁兴初是最后跟随三连一起过的河。

至此,我们的东征行动彻底结束。这次东征,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强渡黄河开始,到五月五日重新渡过黄河回到陕北止,共历时七十五天。

部队回到陕北后,经过几天行军,来到清涧县住下来,开始进行整训。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东征红军部队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战役的经验和教训。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约七‘八十人,我和梁兴初也参加了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

大相寺是当地一个比较大的庙宇,前面有两个门,两面有围子,后面是个戏台,台下有几棵老柏树,我们的会场就在这个戏台子前。戏台子上是主席台,中央军委领导‘两个军团的领导和各师的师长‘政委坐在戏台子上,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坐镇主持,我们团的干部则在戏台子下面,什么也没有,每人捡一块石头当凳子,坐在老柏树下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阶段是总结东渡黄河的胜利经验,毛主席和军团领导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东征山西意义很大,不仅打开了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和日本军国主义相互勾结的阴谋,打破了阎锡山的独立王国,而且歼灭了阎锡山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在历时七十五天的作战中,共消灭敌人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另外,通过组织渡河作战,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军共扩充新兵约八千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并在山西的二十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会议的后一阶段,就反开了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毛主席在会上点了一军团的名,说一军团到达陕北后,就同十五军团的团结存在问题,第一是骄傲,两个军团会合后,十五军团就组织干部到一军团参观学习,而一军团就没有这样做;第二,一军团只顾自己,不顾友邻,对兄弟部队帮助很少,不愿意调出干部去支援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地方部队,这是严重的错误;第三,一军团的部队不礼貌‘不谦虚,并列举了一些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了这种“本位主义”的危害性,指出它会破坏红军和整个党的团结,影响同友邻部队的关系,结果会孤立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后果。他最后号召大家对这种“本位主义”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批评和勇敢的自我批评,坚决纠正错误,同时要求一军团的领导干部带头作出检讨。

这时林彪已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校长,一军团由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军团政委仍是聂荣臻。毛主席提出批评以后,一军团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聂荣臻的精神非常紧张,看样子负担很重。因为毛主席点了名,聂荣臻不得不带头承认错误,并要求一军团的各师‘各团干部踊跃发言,揭发问题,检查自己。

一开始,发言的人并不多,所谈的也主要是军团部的问题。到后来,发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不仅揭发了军团部的问题,还揭发到了师,揭发到了团,最后揭发到了我们二团的头上。

事情的经过是:在直罗镇战役后,二团曾将几个伤员,包括一个副连长‘四个排长和十几个战士送到延长的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他们要求归队,院方领导不准他们回部队,要把他们留在医院分配工作。我们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就报告了师部,师政委萧华同意我们派人去要,但是医院仍然不放人。后来在部队东征山西时,一天我们行军恰恰经过这个医院附近,于是我和梁兴初带了一个排,到医院门口去要这十几个干部‘战士,并强硬地说不给就不行,就这样,硬是把人给要了回来。

就这件事,会上有人批评我们“本位主义”严重,说梁兴初‘吴文玉带着部队威胁医院,硬把医院的干部拉走了。聂荣臻当即在台上问二团有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并检讨说不应该带队伍去,更不应该以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讲完以后,师长刘亚楼当场代我们二团承担了责任。刘亚楼说:“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有错误我们负责。我们认为前方的部队伤亡大,补充的新兵多,缺少干部,伤愈的干部就应当及时归队,是我们批准他们去要的。”

刘亚楼解释完以后,毛主席和聂荣臻的眼睛就都朝向了我们,聂荣臻说:“即使师里同意了,你们这样做也不对,人家不愿意就算了嘛!”我很不服气地顶撞说:“那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伤员,伤痊愈了,不及时归队,医院留着不放,这样做对吗?我们这样做,也是应伤员自己的要求。”这一说可坏了,因为聂荣臻当时也挨了批评,心里本来就很恼火,听我这一说,顿时火冒三丈,立刻就对我大喊:“你这样说法对吗?”

见到这种情况,我不再吭声了。这时梁兴初站了起来说:“这件事我也有份,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刘亚楼接着说:“有错误我们师部负责,不能怪二团。”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啊!当时还罚我和梁兴初站了一会儿,后来才叫我们坐下。

真没想到,在总结东征的会议上,挨了这么一顿批。
六‘西征甘肃‘宁夏,迎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并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从而将从前的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但是,蒋介石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依然坚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兵遣将,以图尽快解决西北红军问题。为此,他在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积极在陕北进行“剿共”的同时,又调集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专门成立一个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准备大举“围剿”陕北根据地。另外,蒋介石在得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开始北上后,又加紧调动驻湖北‘四川的胡宗南部队进到甘肃‘陕西一带,准备在川‘陕‘甘交界处阻击红二‘红四方面军,阻挠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

中央军委经过详细研究后认为,陕北根据地东部及东北部的晋绥军是坚决反共的主力军,到那里去开展工作,阻力较大。南部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领导人,已同红军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我们的前线部队与东北‘西北军的广大士兵不断有联系‘接触和对话,相互之间不冲突‘不打枪,有的甚至像朋友一样往来。特别是东北军的士兵,他们倾向抗日,迫切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应避免同他们正面作战。只有西部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虽坚决反共,但防区广大,兵力分散,是个薄弱的方向。而且宁夏拥有富饶的河套平原,人口也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是西北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如果能进占宁夏,就可以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使陕北老根据地也得以巩固。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宁夏‘甘肃方向行动,力争建立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这样,向北可以争取打通同蒙古和苏联的关系,向南可以争取打通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并可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走向抗日。

为统一协调西征行动,中央军委还决定,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代理军团长左权(兼参谋长),政委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毛泽东‘周恩来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没有参加西征。

正在这时,因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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