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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4、15世纪，开始兴起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将原来僵死的神学思想打破，极大地弱化了教会的权力和控制，弱化了来世思想，使神学变得更为世俗化，使人更为重视现世生活以及在现世生活中的责任。而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是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是以人为中心，重视现世生活的世俗文化。它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提出现世的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是最高的境界，它重视科学和哲学的探讨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创造和享受，它要求人在身心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它的基本精神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
正是由于宗教改革的浪潮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从思想领域发生革命后，人的思想解放了，人的地位提高了，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尊严与无限发展的潜力。人要享受属于人的那份光荣、乐趣和快感，人性要全面发展。以前，是神通过教会主宰了一切，那人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呢？伴随着这层桎梏的打破，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始得到发挥，人的潜力也得以挖掘，于是有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有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西方是先有了思想革命，而后才有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先解放思想，以人为本位，而后才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其实从我们自身的经验来看，改革开放，我们也是首先解放了思想，提高了人的地位，结果就迎来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不正说明中国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吗？正是这种落后，束缚了人的思想，压制了人的活力。因此，要进步、要发展，首先就要解放思想，让人文精神发扬光大，以人为本位，解除束缚人的活力的各种桎梏。
要点：
中国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学的落后，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尊重人的价值才是恒久的强国之路
文化决定命运
在哈里森和享廷顿合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他们认为：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文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也许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我相信它。其实文化不仅决定了物质文明，而且一个国家的政体，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素养，归根结底也是取决于文化影响，取决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而我们的文化中是有着缺陷的。
前不久在凤凰卫视里看了对刘少奇女儿的访谈，其间重播了文革中的一些镜头。看着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批倒批臭，整得不成人样。我就在想，都是一起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难道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还有我们几亿的人民，难道就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吗？一个国家主席的命运都能这样悲惨，那我们普通人的命运又有谁会真正关心呢？这正是我们文化中的缺陷。
我们的文化中有太多的斗争哲学，太多的权谋思想，我们的历史学非常丰富发达，但整个历史学的侧重点可以说就是斗争和权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就是为提高斗争手段和权谋技巧提供的历史借鉴。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甘地，有过马丁·路德金，有过曼德拉呢？
以前我总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看了《甘地传》后，我对人类开始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甘地是人类史上创先河的人物，首次用非暴力的方式改变了政权，使民族从殖民统治下获得了独立。
甘地从小就尊重生命，奉行不杀生的原则。虽然他渴望平等、自由，为民族独立不遗余力，但他坚决反对暴力方式。他认为用暴力方式改变政权，终究会形成以一种专制主义代替另一种专制主义的局面。这是多么有预见啊！当用一种暴力去推翻另一种暴力时，暴力也就必然成为新的统治工具，也就必然走向新的专制。他这样说：“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无疑怀有真诚动机的人们，运用残酷暴力的方式驱除了在位的贪婪者之后，他们自己也会染上被驱除者的毛病。假如印度采取暴力手段，那么，我对印度自由的兴趣会中止，因为这样一来，其结果将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甘地向往着民族独立和自由，但他更向往着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他说：“非暴力方式是我信仰中的第一要素，也是我信仰中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民族独立，甘地号召整个印度采取积极的不合作主义，以对抗殖民统治。但是，人民不是以他所要求的和平反抗方式来响应他，而是采取了流血和暴力的方式。于是甘地发出通告，要求人们推迟实行不合作运动，原因是它正沦为暴民的统治。
在坚持原则，轻视急功近利，不盲目趋附民众方面，历史上几乎无人比甘地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举国上下对他的决定都感到惊诧，人们认为自治运动就要接近成功了，他们不同意甘地所谓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的观点。圣雄的声望一落千丈。
就在这时，殖民政府决定逮捕他。他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拒绝聘请律师，在回答检察官的控告时，他说：“……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早该知道我每项行为的后果。我早就知道我是在玩火，我是在冒险，而且，我一旦获得自由，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这样做……”甘地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而一往无前，但他更渴望的是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他认为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如果手段不正确，即使能达到目的，他也宁愿放弃。因为用不正确的手段达到的目的，最终目的也会变样。
人类是多可悲啊，我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我们却不能避免彼此互相残杀。虎毒尚不食子，人都是同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在我读高中时，比我高几届的一位校友作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模回母校作报告，她为了抢救伤员曾三天三夜未合过眼，并因此荣立了三等功。她谈了她立功的事迹，但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是她谈到她的同班同学再也不能回来了，她那泣不成声的模样让我们全校都掩映在一片哭声之中。我们为什么需要战争？死的人距离我们很遥远时，我们会麻木不仁，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死的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会怎么看待战争呢？
人类有着漫长的文明史，但在彼此停止互相残杀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又怎么能说人类是文明的呢？
幸好有了甘地，是他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了光芒，使我们懂得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据报载南非准备建一座比自由女神像还高的曼德拉的雕像，我认为曼德拉得到这样的荣誉是适得其所。一个人花了毕生的精力为其民族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权力，更可贵的是一直采用非暴力的方式，甚至为此在狱中度过了人生中29年的光阴，曼德拉不正是这种光芒照耀下走过来的文明人吗？希望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走这种光芒之下，这样人类的文明才有了希望。
只有野蛮的社会才需要暴力，因为野蛮的社会理是讲不通的，人们考虑的是自身和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文明的社会是不需要暴力的，因为人们懂得用文明去战胜野蛮，能将人类的利益置于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上。
要尊重人，要有民主、自由思想，首先我们的文化中就要以人为本（这里的以人为本只是强调要尊重人的价值），要尊重生命，要有对生命的敬畏，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就要在文化中渗透博爱的思想，以人道主义为文化的主流。
在美国联邦大楼大爆炸案中，残忍的凶犯炸死炸伤了数百人，其中还有不少儿童，美国联邦法院首次打破惯例判了人死刑，结果引发了全美国的争论。这样的凶手在中国可以说死有余辜，枪毙100次都不够，但在美国却有很多反对声音，甚至很多遇难者的亲属也反对死刑。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退休老人，他年轻、漂亮，朝阳般的女儿，也在受难者之列。但他却对记者说：“开始，我也恨不得绞死凶手，但冷静下来后，我的想法却不同了。判凶手终身监禁，他就不能危害社会了，为什么要杀死他呢？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才有权力主宰生命，我们怎么能够去剥夺人的生命呢？我们更不能用牺牲人的神圣生命来杀鸡儆猴。”
他的话使我震动很大。西方人对生命对人的尊重已成了他们整个文化的精髓。
那么我们尊重人吗？我们尊重生命吗？
除了墨子的不太现实的兼爱思想，从古至今，我们的主流文化中什么时候产生过雨果、托尔斯泰这样颂扬博爱和人道主义的文化大师呢？
凤凰卫视的子墨曾偷偷采访了某地区数个艾滋村中的一个，那是地方当局虽想掩盖但其实却早已闻名全国的艾滋村。
这个村庄的农民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在血头的操纵下卖血，最后3000多人的村庄有700多人染上了艾滋病。当地的青壮年要么死了，要么就是艾滋病菌携带者，剩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
子墨也采访了一个血头，这个血头全家都感染了艾滋病，血头说他也不懂医学知识，而且村里提倡大家卖血，宣传标语就写着：要想奔小康，就要卖血浆。村民当时对他还是充满感激的，他也是受害者啊。
在这样一个悲剧的村庄，我们的一些地方当权者，却不是想方设法来挽救这些人，而是将他们封锁起来，让他们自生自灭。大队部是全村最好的建筑，但就建在村口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起监督控制的作用。他们不许外界的人进来采访，甚至一些善良的志愿者来为村民服务，他们也不允许，一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村里办了一所义务小学，但却受到了种种阻挠，最后只剩下了一位学生。
他们为了阻挡记者和外来的志愿者，甚至用艾滋病人做人体武器，通过给个别艾滋病人多一些的药或其他好处，让他们在村口负责阻挡外来的采访者。
其实这件事曝光程度越高，受到的关注就越多，能得到的支持也就越多。但一些地方官员却害怕因此甩了乌沙帽，他们将村民的生命同他们的官场利益对立了起来。但那些艾滋病患者也是活生生的生命啊！更可恨的是，国家下拔给艾滋村的费用，落到村民头上却不知被打了多少折扣。
这些村民都很善良，子墨在与他们一起吃饭时，他们都不挟碗里的菜，要挟就只挟游离在碗边上的一根菜，其实一起吃饭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这些村民的要求也并不高，他们只希望在他们死后小孩能有人照顾，但连这最起码的要求却没有人理睬。
“没有人是孤岛……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这是海明威在《战地钟声》的扉页上引用的一首名诗中的一段。
人类是一个整体，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失去了一个生命，是人类的整体在减少。别人死了，你以为与你无关，他虽然死了，可是他影响到我们活着的人，好像我们的一部分也跟着他死掉了，作为人类的一员，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也为你我而鸣。
人是为了爱而生活在世间，不是为了恨！
以前出于好奇我看了许多世界名著，但看后却一直不能理解世界名著“名”在哪里。直到那天看了雨果的《悲惨的世界》，我才发现名著就是名著，里面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帮助世界建立一种进步的、合理的伦理思想。
《悲惨世界》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冉阿让自幼失去双亲，由贫苦的姐姐抚养成人，他因为偷了一片面包被判了5年苦役。服刑中，他四次试图逃跑，结果被加重惩处，服了19年重刑。好不容易熬到出狱，被释放回家时，但是他的通行证又被盖上“服过苦刑”，“千万警惕”的字样。没有人留宿他，更没有人给他工作。这时有一个神父突然降临，热情接待了他，为他提供了一张温暖柔软的床。但冉阿让的生活经历从未告诉他什么是信任和如何对待他人的信任。不仅如此，他甚至不能简单地接受下这份情意。夜里他偷盗了神父家，被神父发现后打伤了神父，并盗走银餐器逃到街上，结果被警察捉住。当警察押他来见神父时，神父却说：“我这里最值钱的是那对银烛台，我不是也送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