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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悲观地认为，要达到这种团结和保证其实现的平衡需要花很高的代价。选民的人数缩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抗议的行动遭到残酷的镇压。政治派系倾轧的丑闻一年一年增加，尤其是在1834年以后。如果说工业的腾飞和发展造成了巨额财富，那也很难看出这给群众带来了什么好处。对于托克维尔这样一个渴望发挥重大作用，并象他对自己的妻子所说的那样感到“有无限希望……有无法形容的开展活动和显露激情的需求”，但欲使自己的监狱改革引起人们的注意都无能为力的人来说，可以想见在和他的朋友古斯达夫·博蒙把他们的理想同现实比较的时候，世界对他们就显得有点阴沉了。
不错，托克维克在本书的第1卷出版之后，立即博得很大的声誉。他的同国人鲁瓦伊埃—科拉尔，尽管身居高位，也出面称赞他是孟德斯鸠的当之不愧的继承人。英国的著名人士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拿骚·西尼尔，立即联名声称他的著作是经典性的。但是，他本想在第1卷出版之后得到两项收获。第一，他希望他的同胞承认他是一个了解他们处境的人，从而使他立即取得高官的职位；第二，他希望利用这个职位在法国推行他从美国得来的经验。他的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他的文学观点立即得到承认。鲁瓦伊埃—科拉尔和基佐，夏多勃里昂和圣伯夫，也立即评论其他的著作的第1卷，而对其中的关于政治哲学的论述，评论得最为热烈。毫无疑问，他对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深感高兴，但这仅仅是他希望得到的满足的一部分。他本希望他在书中表现的政治智慧会赢得政治领袖的地位。他终于明白，尽管他的才华横溢，然而不但距离成功还远得很，而且在政治战场上还不能同那些被他在《回忆录》里轻蔑为没有道德和学问的人进行较量。当这种希望成为泡影的时候，他在第2卷中通篇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悲观甚至绝望的语调，就决不足为奇了。第2卷里充满了预测性的描写，他预言要出现真正的危机。但当我们客观地分析局势时，既没有看到凶兆和危机同时出现，又没有看到它们各自单独发生。关于凶兆和危机的预言，至少是托克维尔的内心失望的表白，使他不得不在他想扮演主角的一场戏里充当一个观众。
四大家知道，托克维尔使用“民主”一词时有些含混。这既影响了他本人，又影响了读者。他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民主”这个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准确的概念。事实上，他经常用这个词表达好几个意思。他基本上是把“民主”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认为这个趋势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和不可逆转的结果，并把他的注意力几乎全部用到这一方面。但是，有时他也用这个词指代议制政府。在某些场合下，他又赋予这个词以人民，特别是散漫的群众的意义。他还用这个词指普选，指社会日益走向可以清扫一切特权，而主要是可以清扫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特权的平等的演变。他在脑海里所以产生这种混乱，是因为他去美国是为了寻找他在欧洲已经看到的正在发展中的趋势的后果，而实际上他却认为自己在美国找到了走向民主的趋势。因此，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使托克维尔和他的读者都陷入歧途。他完全没有及时地发现，他的思想所依据的原则在他开始以为冷静地和沉着地审查他从美国得来的经验时就已经形成。他也没有恰当地理解，他在研究这些经验时，其中的事实就是基于他在旅行中得到的主要原则而确定的。圣伯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还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已开始思考了。”
因此，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的大部分叙述所带的色彩，就是充满了臆测。首先，他对美国殖民地时代的历史几乎没有兴趣，所以他不能恰当地了解那些看来是新鲜的东西事实上早已深深扎根于1776年以前的历史。他特别爱用贵族阶级的词汇来考察当时的英国，所以他不能及时地发现，英国的制度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第一批移民从母国带来的制度的原版。
他过分相信他所听到的东西（比如：关于杰克逊的评论，关于美国没有政党的说法，关于分权的好处的说法，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强大的联邦政府就意味着暴政，而普选就在促进强大的联邦政府的出现），相信关于卓越人物日益不愿意担任公职的趋势的说法（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就是这一趋势的征兆）。他过分担心多数的暴政，而在他写第2卷的时候才终于明白，普选实际上是十分容易同一个有影响的少数派政党共存的。他过高地估计了作为群众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的“陪审制度”的作用，但目前已经很少有人认为法官还能影响临时同他一起执行公务的陪审员的思想方法和性格了。人们也不难发现，他对于选举司法官员制度的猜测主要是从他那惧怕群众的成见出发的，而不是以在现场对美国司法问题进行认真调查为基础的。他大错而特错地认为，宗教可以作为防止唯物主义的有力措施而发生作用；而且据他说，唯物主义是由于民主过于追求物质享受而造成的。他在确信自由结社的原则是防止革命的措施时也走得太远，因为他没有看到自由结社经常造成的后果——出现由力图保住民主的人也反对的某种特权人物所大力组织和资助的压力集团，而只认为自由结社是防止立法暴政的自发性措施。
因此，尽管他的精确观察和对读者提供的现场报道有一部分是很好的，但他却给自己的所见所闻规定了一个不但总是扩大推论的范围，而且往往是很少有事实作根据的论述提纲。这种现象在第1卷里表现最为突出。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提纲的存在阻碍了他表现惊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预感天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表现出了这些气质，并能战胜先入之见，才使他的书具有了永久的价值。最为重要的是，他能清楚地看到并果敢地指出平等原则还牵涉到许多大大超出政治范围的问题。他认为，美国的联邦有能力在实质上就是一个大陆的广袤土地上制造一个可以实行共同的经商原则的地区，是它保持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看到一个国家的边界能够向四外移动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防止人民的主动精神受挫的手段；而在欧洲那样的已经无法向四外发展的大陆，人民的主动精神一旦受挫，就会遭致不满和引起革命。在欧洲，阶级结构的固定不变，是设在天才的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发财致富的远景日益扩大，工业逐渐在广泛的范围内取代原先由小手工业占据的地位。托克维尔从分析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出的结论，是19世纪的人所作的直观预言的最光辉范例之一。因为他注意到以分工为基础的工业得到发展，所以他指出：“当你追溯到源头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个贵族集团好象依靠一种自然力从民主社会中产生出来了。”
但是，新旧贵族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某些工业在今天的广泛民主之下形成的若干贵族小集团，仍象从前的贵族大集团一样，使少数人极其富有和大多数极其贫困……
不仅富人之间没有牢固的联系，而且可以说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没有可靠的联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永远不变的。工人一般是依靠厂主的，但并不依靠某一个厂主……
厂方要求于工人的只是他的劳动，而工人期待于厂方的则只是工资。厂方没有庇护工人的义务，工人也没有保卫厂方的义务。他们在习惯上和职责上也无永久的联系。……
这样组成的贵族阶级并不能对其雇用的人拥有强大的权力。”“……我们今天的厂商贵族，使他们雇用的人贫困和愚昧之后，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就把他们推出大门，让他们靠社会救济过活。……
工人和厂主之间虽然经常往来，但没有真正的结合。……
我们今天亲眼看到其发家的厂商贵族，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残酷贵族之一。……
爱好民主的人应该不断密切注视的正是这一方面，因为有一天身分的永久不平等和贵族制度又进入这个世界时，我们可以预言它们一定是从这扇大门钻进来的。”
如果可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托克维尔的直观预言的最高范例，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认为它最引人入胜，这也不过是他的许多范例中的一个和最高超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首先在于通过深思熟虑得出一个假定，然后再把深思熟虑的结果用于所掌握的事实，最后当事实似乎可以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时候，就把假定变成原则，以便不仅对研究进行总结，而且为行动提供指南。任何人都不能不发现，托克维尔在写这部书的时候，越是往下写越是感到必须为行动提供这一指南，以便检查自己的论断。托克维尔在去美国的时候就已确信，贵族制度的时代即告结束，并将逐渐为一个以身分平等为时代特征的时代所取代。由于有这样的明确认识，所以他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就极力想勾勒出一个平均主义社会的面貌，写出它对旧世界特别对法国将会发生的教益。不过我猜想，随着他研究的深入，特别是1835年以后，而日益觉得自己的最迫切任务，首先是提醒他的同时代人避免新旧势力的盲目交锋。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在当选众议员后发表的重要讲话为什么要竭力证明：如果不听他的警告，就避免不了灾难。我认为，如果读完《论美国的民主》再读他的《回忆录》，特别是再读二月革命即将发生之前他在议会发表的著名讲话，必将承认他的这个结论是有其逻辑的连贯性的，所以他的所有讲话几乎都可当作《论美国的民主》的附录来读。
五托克维尔对于人性都有一些什么看法呢？他的这些看法又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鲁瓦伊埃—科拉尔有一句名言，说他是一个承认失败的贵族；但和大部分讽刺话一样，这句话只含有部分真理。显然，托克维尔决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也很难把他看成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同样显然，他的信念并不是贵族的信念，因为他一生从来没有试图与贵族的等级制度妥协的表现。他的《回忆录》清楚地表明，他不是社会主义者，并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够尊重。
热爱自由的信念，是贯穿在他的一生活动中的一条红线。
这种自由可为人们的社会活动造成良好的精神气氛，而保护这种气氛则是托克维尔的全部努力的中心。他知道，从1789年起，这种自由已不再是少数贵族的特权；但他也看到，这种自由有被浑浑噩噩的群众的盲目行为破坏的危险，因为这些群众在以其坚决一致的个人主义态度抵制自由，而自由正是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的人格的唯一无二特点。他以一个不怕面对最坏结果的思想家的清醒头脑确信，新产生的文明的种种趋势，都在向消灭人格的这一唯一无二特点的方面发展。因此，他要全力以赴的目标，是保护这种自由，并反对他认为是平均主义原则所造成的令人讨厌的单调一致。他害怕习惯势力，担心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会窒息人们对伟大思想的兴趣。他担心财富的积累会造成以金钱来衡量人的地位。
他也担心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会扩大分工，以致使普通公民在安逸当中完全无法培养自己的能够以广阔而十分冷静的眼光评价生活，并且既能热爱丰富的精神生活又能使物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人格。
因此，我认为他终生如此热心寻求预防措施的性格就来源于此。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宁愿要一个代议制政府，而不愿意要一个独裁政府的原因，他认为代议制政府有可能不让“多数的暴政”施虐。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得不认为一个民主社会必须有宗教信仰来防止永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的原因。这也是他为什么确信分权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分权是使国家的公共目的变成公民个人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的途径。他对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坚决拥护，是与他为分权进行的热烈辩护分不开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分权是公民的行动的保证，并为防止那种践踏人类尊严的独裁的官僚统治提供了手段。在美国，他赞美公民有自信心，有安全感，有创造成就的热情。美国人不承认地位低下是命中注定的。他们既强烈反对人们轻视自力谋生，又强烈反对人们依靠与职务不相干的出身和财势去发号施令。他也赞赏美国人在社会阶梯上能上能下的气质，自由发表意见的勇气，以实践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