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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民主时代，一个人能够一下子就想出一个与其同时代人所接受的思想体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思想体系，那是极为罕见的。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位革新家，我也认为他最初叫人们听他的思想体系时就有极大的困难，而后来叫人们信他的思想体系时困难更要大。
在身分几乎相等的时候，一个人不会随便轻信他人。由于大家都很相似，在一起学习同样的东西，过着同样的生活，所以自然不愿意从中选出一个人当领导并盲目追随他。人们不会随便听信与自己相同或平等的人的话。
因此，在民主国家，不仅某些个人对于知识的信任程度降低了，而且象我在本书的另一处所说的那样，在智力上可能优越于其他所有人的某一个人的一般观念，不久也会失去光彩。
随着人们日趋相同，智力平等的主张便逐渐渗入人的信念。于是，不管什么样的革新家，都将更加难于对全国人民的精神拥有和施加重大影响。在这样的社会里，突如起来的智力革命是少见的，因为我们浏览一下世界史就可以发现，使人们的见解发生迅速而巨大转变的，主要的不是理论的力量，而是名望的权威。
还要注意一点，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没有任何束缚把大家捆在一起，所以要对每个人一一进行说服。但在贵族社会里，只要对某些人的精神施加影响就足够了，其余的人都会跟着走。如果路德生活在平等的时代，而他的听众中又没有领主和王侯，那他在改变欧洲面貌的活动中可能要遇到更大的困难。
这并不是说民主时代的人天生就相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并牢固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往往产生在他们看来谁也解决不了的怀疑。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精神有时也想改变方位，但因为没有力量推动和指导，所以仍在原地徘徊，一动不动。
在赢得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信任之后，还要做艰苦的工作使他们尊重你。如果在同生活于民主制度下的人谈话时不谈到他们本身的问题，则很难使他们倾听你的话。他们不注意听别人对他们讲的话，因为他们总是忙于自己所做的工作。
事实上，在民主国家，游手好闲者极少。在那里，人们生活于忙乱而喧闹的环境之中，工作紧张得连思考问题的时间都没有。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他们不只是忙于工作，而且工作得十分用心。他们永远处于行动状态，而且对每一行动都贯注全神；他们用于事业上的热忱，妨害了他们点燃思想之火。
我认为，激发民主国家人民狂爱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和迫切的关系的某一理论是极其困难的。
这样的人民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旧信念，因为能使人的精神脱离已经走熟的老路以及完成智力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正是狂爱。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既无余暇又无兴趣去寻求新的见解。甚至在他们对原有的见解产生怀疑的时候，也仍然要固守它们一段时间，因为他们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反反复复的考察，才能改变原来的见解。他们之保护原来的见解，并不是因为它是可靠的，而是因为它是早已确立的。
民主国家人民的原有主张之所以难于发生重大的变化，还有另外几个比较强大的原因。我在本书的绪言里已经指出过这些原因。
在这样的国家内部，个人的影响力是薄弱的和几乎是等于零的，而群众对每个个人的精神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其原因，我已在其他地方谈过。我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如果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政府的组织形式，以为多数一旦失去其政治影响力，它的精神影响力也将随之消失，那将是错误的。
在贵族制度下，人们往往拥有自己的高贵性格和力量。当他们发现自己与大多数同胞有抵触时，他们会退避三舍，在家里自省自慰。在民主国家里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受到公众的爱戴，其必要性有如呼吸空气，而与群众背道而驰，可以说等于无法作为一个人而生活下去。群众不必用法律去制服那些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只对他们进行谴责就可以了。孤立感和落魄感，很快会使他们感到抑郁和失望。
只要身分趋于平等，大家的意见就会对每个个人的精神发生巨大的压力，包围、指挥和控制每个个人的精神。这主要来因于社会的组织本身，而很少来因于政治法令。随着人们更加彼此相似，每个人也就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大家面前是软弱的。每个人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出人头地或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在众人同他对立的时候，他立即会感到自己不对。他不仅怀疑自己的力量，而且开始怀疑自己的权利，而当绝大多数人说他错了的时候，他会几乎完全认错。多数不必强制他，只是对他进行说服。
因此，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管各项权力是怎样组织和保持平衡的，人们都很难接受群众所反对的东西和宣扬群众所谴责的东西。
这一点，对于安定人们的信念有很大促进作用。
当一种见解在民主国家里扎根，并深深地印在大多数人的脑海时，它便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存在下去，而且可以毫不费力地长久存在下去，因为没有人反对它。最初谴责它是谬误的人，最终也会因为大家都接受而接受；而在心里坚持要同它斗争到底的人，也不会公然站出来。他们不想进行一场危险而又无益的斗争。
不错，当民主国家的多数改变其见解时，多数可能随意在精神世界掀起一场使人感到离奇的突然革命。但是，多数的见解是很难改变的，而确认它已经改变了，也差不多是同样困难的。
有时，时间和事件，或个人的单独思考活动，会逐渐地动摇或破坏一种信念，但从表面上却看不出来。人们无法同这种变化进行斗争，也无法为了进行斗争而集合力量。结果，这个信念的追随者只是一个接着一个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它，但是每天都有一些人公开表示抛弃它。最后，只有少数几个人信奉它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它还起着作用。
它的反对者们继续保持沉默，或者只是秘密地交流思想，所以一般他们在很长时期内还不能确信一场大革命已在进行，仍在迟疑而一动不动。他们尚在观察，仍不作声。大多数人虽然已经不再信它了，但仍佯作信它的样子；而公众思想的这种假象，便足以使革新者心灰意冷和保持沉默，被人敬而远之。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人们的精神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但是不久以后，人们的基本观点也许要比我们历史的过去许多世纪存在过的基本观点稳定得多。这个时候尚未到来，但它可能正在接近我们。
我越深入研究民主国家人民的自然需要和本性，便越加确信：一旦平等在世界上全面而永久地建立起来，精神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出现就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和稀少。
由于民主国家的人看来好象总在活动，总在变化，总在忙活，时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主意和地位，所以使人觉得他们要随时废除他们的法律，立刻接受新的信仰和采用新的习惯。
但是，人们并没有想到，平等在使人发生变化的同时，还告诉人要想满足自己的利益和爱好，必须有安定的环境。平等在推动人前进，同时又控制他前进；平等在激励人奋起，同时又让他把脚踏在地上；平等在点燃人的欲望，同时又限制人的能力。
这种情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清的，因为使民主国家的公民各自东西的激情是外现而明显的，而使他们团结和合作的力量则是潜藏而不是一看就可以看见的。
我对以后几代人表示的最大担心并不是革命。但在我的周围都是革命造成的废墟的现况下我敢这样说吗？如果公民们继续闭关自守于越来越窄的家庭利益的小圈子里，并在其中永无休止地追求这种利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始终不会产生那种虽然可使人民动乱，但却能使人民前进和革新的强大的大公无私情操。当我看到财产如此容易变动，而爱财之心又如此激烈和殷切的时候，我不能不担心人们将会视一切新的理论为灾害，视一切改革为轻举妄动，视一切社会进步为走向革命的初步，并唯恐被卷进去而一动不动。我的心在颤抖，而且我坦白承认是由于害怕而颤抖，因为人们现在不顾一切地追求眼前的享乐，忘却了自己的将来利益和子孙的利益，喜欢轻松自在地走命运所安排的道路，而不肯在必要的时候作出毅然决然的努力去改弦更张。
人们认为新社会每天都在改变它的面貌。至于我，则害怕新社会过于固守原来的制度、原来的偏见、原来的习俗，而终于无所作为。结果，人类停止前进了，自己束缚了自己；人的精神逐渐萎缩，并永远自怨自艾而创造不出新思想；每个人都把精力用于一些小而无益的独立活动之上，看来所有的人都象是在不断地活动，但整个人类却不再前进了。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二十二章 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自然希望和平而民主国家的军队自然希望战争
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反对革命的那些利益、恐惧心理和激情，也在使他们不愿意进行战争。尚武精神和革命精神，是同时并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减弱的。
爱好和平的不动产所有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可以迅即毁于炮火的动产的增多，民情的纯朴，人心的温存，平等所激发的怜悯心情，很少被战时产生的诗意般的强烈激情所打动的冷静理智——这一切联合起来，便足以抑制尚武精神。
我认为，可以把在文明国家里随着身分的日益平等，好战的激情将越来越少和越来越不强烈，视为一个普遍的常规。
战争，是所有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其他国家都可能卷入的不幸事件。无论它们多么热爱和平，都必须时时做好却敌的准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支军队。
置身于可以说没有邻国的广漠土地之上的美国的得天独厚，为它的居民提供了独有的条件。就是说，他们只有少数士兵就够了。但是，这只是美国的特点，而不是民主的特点。
身分平等、民情和基于民情所建立的各项制度，并没有取消民主国家建立军队的义务，而且它的军队还经常对它的命运起着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什么是军队的成员的自然本质是至为要重的。
在贵族制国家里，尤其是在全凭出身来定等级的国家里，军队中的不平等亦同民族中的不平等一样。军官是贵族，而士兵则是农奴。前者应征是为了发号施令，而后者应征则是为了服从指挥。因此，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士兵的奋进之心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
军官的野心也并不是远无止境的。
贵族不但是全国等级阶梯中的一个等级，而且在它的内部还经常有自己的等级阶梯。阶梯上的等级一个比一个高，而且永远保持不变。根据出身，有的人应征是去指挥一个团，而另一个人应征则是去指挥一个连。他们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这个极限之后便自动停止，而安于自己的命运。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贵族制国家的军官抑制了晋升的欲望。
在贵族制国家里，军官除了在军队中有军阶以外，还在社会上属于上等阶层。在他们眼里，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附属品。贵族之跻于军官之列，主要的还不是为了高升，而是出于家庭出身加于他们的一种义务。他们之所以从戎，是为了光荣地度过他们的轻松自在的年华，并把军中生活的一些光荣回忆带回家庭和与自己同样的人们中间，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打算由此发财、成名或掌权，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了财、名、权，不出家门就可以享有这一切。
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每个士兵都可能升任军官，这就使人人产生了晋升的念头，并把军事野心的限度扩大到几乎没有止境。
在军官方面，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或强其他们停于某一军阶而不上进。在他们眼里，每升一个军阶都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等级差不多总是依他们在军队中的等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