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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要以十年来记，我的七十年代至此为止。而比较起七十年代戏剧化的命运，其后我的生活异常平静。出国、读书、教书，和大多数我当年的朋友们的轨迹相似。只是，不得不提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从大的方向上说，我其实又回到了起点。清华机械系毕业后，我在社科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到哈佛大学研习经济学。这么多年以来，在文革之初困扰我的最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来都没有远离我。我研究的课题从来没有脱离过制度，只是更宽广了一些，包括世界各国的制度，包括各种体制的制度。重读近四十年前自己的文稿，除了当年的政治用语和少年踌躇的张扬让我忍俊不禁，面对文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依旧没有办法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 作者感谢张莹和郭迪对本文写作提供的重要帮助。
* 我在一九六五年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曾读过「揭露」其「罪行」的主要报刊文章及评论。八十年代，哈佛大学政治学家麦克法夸在其着作《文化革命》中引用当时《人民日报》所刊登我父亲的言论作为证据说明文革的政治根源，并因此曾与我父亲展开了争论。
梦想与回忆
发布： 2009…3…20 09：23 ｜ 作者： 陈建华
生于上海。获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复旦大学、美国欧柏林学院，现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着作有《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现代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帝制末与世纪末》、《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去年夏天在纽约》、《陈建华诗选》等。
从一九六八年八月起，我被分配在上海某个中央交通部属下的船舶修理厂里做工，因犯有「政治错误」而成为一个被改造对象，直至一九七九年秋因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而离开该厂。几乎整个七十年代里，我的生命背负着一片灰色，显得沉重、平庸、不光彩。但在一部成长小说中，这十年会占据叙事的主体，加之以吊诡和反讽的现代修辞，会更具典范：青春期的主人公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在生活的熔炉里历尽磨难，自我得以锻造，最终为社会认可、拥抱而走上成功之途。
但毕竟和那些「成长小说」不同。我是锻工，也练就一手绝活，能抡起十来磅的铁锤，三百六十度挥舞手臂，朝铁砧锤打。然而不像高尔基自传里的主人公诚实地经受社会的考验，而铁砧上的「锻炼」没让我成为一个美丽的比喻。首先是心不在焉，干得再好也是「改造」使然，看不到前途。真正的自我却在另类空间里伸展：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外语，抱着隐秘的希望。
修理厂在浦东近郊，每天从外滩陆家嘴摆渡，再乘车到厂里，路上来回足足三小时。放工回家，爬进我那个伸不直腰的小阁楼，便进入了人文的大同世界，生活好像重新开始。胡乱读了不少书，包括一些大学教材，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等，也算完成了「我的大学」。
学外语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我的中学同学的姐姐嵇吉利带我去见了安耀华老师，他同意教我学英语，这预示着我的生活方向的改变。我和安老师相濡以沫，与七十年代相始终。安老师个子不高，大约五十出头，貌如童稚，心地单纯。英文名「彼得」（Peter），是从前教会给他起的，但他更受赐于宗教的仁慈。他在上海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做提供讯息资料之类的事。那时刚因里通外国的嫌疑被单位里隔离审查过，且教学外语本身便是一件犯忌的事。收我做学生，没有别的原因，照上海人的说法，是「前世里缘份」吧。当然迷信不能解释一切。半年之后我也被隔离审查，睽违了两个多月我们重聚在一起，好像甚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相互之间更分享一种文化上的共识或默契了。
每星期一两个晚上去安老师家，手把手从音标教起，用的是一套老牌帝国主义的「基础英语」（EssentialEnglish）。看看学得差不多了，其实还差很多，就让我加入他的「圈子」，和小伍、老姚一起，两位是安老师的莫逆之交。小伍在中学教书，皮肤白晳，戴一副秀郎架眼镜，风度翩翩。老姚是某处职员，谦谦君子，喜欢咬文嚼字，幽默中略掉书袋。每星期六晚上聚一次，读他们带来的读物，从《北京周报》、《大不列颠百科词典》等处找来，人文科技的文本都有。然后是闲聊，从街头新闻到日常生活。他们的程度已相当高，我是听得多，所谓潜移默化，到后来也能插话了。有一回读一篇有关天文方面的文章，大量专有名词，使我知道了许多星座，也有不少忘了的，因为再也没有碰到过。
因为住得近，不必等上课也会去看安老师。横穿过马路，走进公交医院的大弄堂，拐几个弯就到了。常留晚饭，陪他喝一两盅酒。安老师已丧妻，小孩男男女女六七个。那不是物质丰裕的时代，多我一双筷子，像多个家人一样。总是先让孩子们毕食后我们两人对酌。有酒便喝，不管是黄酒白干。我最中意的是和梅干菜煨的红烧肉，不腻不碎，这些多亏他大女儿阿月头，里里外外打理得舒舒齐齐。前几年回沪见安老师，孙子重孙一大群，阿月头还没嫁人，为老父和家庭也可谓尽心竭力也已。
为甚么学外语？忽然想起这问题自觉有点奇怪。显然没用处，尤其是文革还轰轰烈烈正在兴头上，政治上绝对不正确，只会招麻烦，不像后来学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对我来说，从写诗转到学外语，好像是转移一种精神寄托。在这十年里，不光学英语，还学了法语、日语，辗转于好几个圈子，交了不少才俊之士。这固然拜赐于上海地理文化的土壤，扫荡之余却沉渣泛起，仍不乏资用，但我想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当然怀有隐秘的梦想，尽管朦胧而遥远。或许这也是一种文明的习惯，大家走在一起，须有共同的语言，也须造出新的规则来。
七一年抑是七二年夏天，小伍带来一位青年，叫郁福民。相貌俊秀，谈吐文雅，一口流利的英语，声调软美，令我暗中叹服。小伍说郁能教我们法语，于是另有法语班，我们全参加了。在黄河路郁家上课，一个大客厅摆设整齐，一看是个颇有底气的家庭。我们从发音开始，用的是一种英语讲解的教材。法语听起来有一种优雅的节奏美，而小郁的声调更动听。有一个ｒ的音特别难，据说发这个音巴黎人用的是喉音，如果读成卷舌音，就像外省人了。为了发准这个音，我在家里练了好一阵子。
可惜法语班上了两三个月就停了。过了一阵又恢复，只是换了地方，在淮海中路上陈安安家里。也是小伍介绍的，陈长得魁梧，气色白里透红，嘴唇厚厚略带调皮和性感，也戴一副眼镜。他英语已经相当好，在家里早已开班授徒。法语老师赵树华，也是「老三届」同龄人，安安和我都加入，还有乔治和南希兄妹等人。树华好像在哪个中学里教书，外表朴素，一派正气，像电影里的地下干部。教得很认真，口音纯正，语法精熟。我很惊讶他从哪里学的，但从来没问过他。
安安家在淮海中路繁华段上一条新式洋房里弄里，其父在解放199前从商，家里被红卫兵冲击过。居住一套房，我们在厢房里读书。他有时会进来，笑呵呵跟我们打招呼，相当海派，穿背带西裤，腹部略挺，显得练达而乐观。安安在一个里弄工厂做事，并不安份，晒网的时候居多。他下功夫背诵英语词典，可见其热诚之一斑。家里似有两三个英语班，起初我也加入过一个，另有小伍和安安之妹，过了些时，两人经常缺席，因为互相擦出火花，到外面去发展了。
法语班坚持了两三年，读完北京外语学院编的一套四册《法语》教材。每次学一课，大家事先做准备，课上读课文，每人轮流读一句，用中文翻译出来。碰到语法疑难处，大家讨论，或赵老师加以解答。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主要靠自学。快学完时，大家去附近照相馆拍了一张照，每人给放了一张六寸的。共十一人，可能有的是在英语班上的。
隔了三十余年来看这张照片，有的叫不出名来。以前也没有这么认真看过，看着看着，看不出疯狂来。衣服几乎是清一色灰暗，特别是坐在前排的三位女生，在今天女孩眼中大约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她们的衣着打扮还是有分别，不知出于偶然还是事先商量过。右边的梳短发，穿人民装，属于五十年代；左边的梳辫子，穿中式装，代表传统；中间是南希，烫发，穿开领衫，露出高领羊毛衫，颜色大约是红的，可说是「上海摩登」的流风余韵吧。
一瞬间的留影，不知有多少见证了那个时代一个不寻常不那么透明的时代。拍照以志纪念，不无一种「合家欢」的意思，一个小小的在阳光阴影里成长起来的另类家族。像我们这样的在上海应当还有，但淮海路上却具某种象征，从前是法租界地段，代表某种殖民文化的精致，却在我们身上找到了新的载体。后面两排各站四个男生，有的微笑，有的木然，独有我在微笑与木然之间，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另有几张照片，是在安老师家中照的，有小伍、老姚、安安兄妹、乔治兄妹等，有点像两个方面军「会师」。中间安老师，左右是绝对够「美人」标准的两位妹妹。我和安老师的那张，我笑得如此璀璨。那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学外语的鼎盛期，却是蹉跎的青春，桃李芬芳。
那是一种奇特的集合，说「家族」有点夸张，「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却和「文化大革命」不一个路向，或许也分享了它的无私、拜赐于它的闲暇，回想起来骤生缅怀。八个样板戏毕竟填不满空闲，没有别的娱乐，倒催生了特别的私人空间，打牌、烹调、缝纫，把小家庭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所谓「上海男人讨老婆欢心」的神话，其实由文革而来。学外语也是一种消闲，却含自救的意味，好像在同一条船上，互相勉励，不计利害，像安安那样长期提供场所和资源，常常在课上分发用他老旧打字机打出来的辅助材料，这种慷慨大约现在要找也不容易。
聚在一起读书，学习本身即目的，不问你是谁，不议论国事，这种氛围和我以前的文学沙龙不一样，那是为道德正义所主宰，胸怀天下，呼天抢地，造就的是诗人。学外语含有工具理性，不光视语言为工具，无形中为外来文化所薰陶，正像首先要学会「女士请先」之类的礼貌习语一样。如果深入观察文化的肌理，不可忽视学员们的家庭背景，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层。这一代父母历经政治运动，被改造得相当成熟，学外语像擦边球，某种意义上凝聚着中产阶级的梦想，与其说是与文革对着干，不如说属于「和平演变」的策略，说起来还源自晚清「洋务运动」的改良精神呢。
有一点，我想也是环境使然。在陈安安家进进出出，邻居也知道我们在学外语，都见怪不怪，泰然处之。在安老师家上课，如果在夏天，会把家门开着，就在底楼，朝向弄堂，走过的人可听到我们在说洋话，没有人来过问。不光是的大家都知道安老师是好人，住在这「张家花园」的新式里弄的，阶级觉悟不那么敏锐，或许像张爱玲说的，都有那种上海人的「聪明」。
数年下来，我和乔治、南希兄妹较熟。有一次应邀去他们家，在成都路上沿街一栋楼里，靠近南京路。那天下午阳光充足，英国式红茶，配上一套精致的茶具。听说父亲从前在南阳经商，已经过201世了；见到他们的母亲，五十开外，端庄娴雅，保养得很好，没一丝皱纹。安安曾跟我说过，她是个「女中豪杰」，果然厉害，思想艺术无所不晓，大谈柏拉图的哲学，她说她做甚么事都有计划，当然包括对于乔治和南希的学习。不知道怎么会谈到牙齿，她说她牙齿不好，经常看医生，后来她做了一个决定，干脆把牙齿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