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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可是以前的朋友还没有消失多久，一个不同的报偿就出现了—— 金钱。
起初，为了要使自己能与他们工作中的新伙伴打成一片，罗伯和乐娜故 意忽略金钱的问题，但这一回，这样做却没有产生效果。接下来，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他们却突然转变态度，变得只热衷谈论金钱这个话题。和他们以 往对分数表现出来的那种暧昧与噤若寒蝉的态度相比，他们对钱这个话题所表现出来的率直态度，似乎显示出个性上的逐渐成熟。然而这种假设却不正 确。
乐娜获得英语文学士（再度地，就像高中时代一样，她四年成绩平均为 B1），并在一家杂志社找到工作。七个月以后，她告诉我们：“在这儿，他们所想到的只是钱。”现在她似乎不要钱，那她要什么？“朋友，”她毫不 迟疑地回答。“这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在这时，还没有一群关系密切、有意义的同辈朋友出现在她的生活中，而往后的事实也证明这群朋友从来就没 出现过。然而，她和罗伯在财务上都开始有捉襟见肘的现象。念政治的罗伯（他大学四年的平均成绩已升到 B）说：“我现在赚的钱根本不够维持生活 上的开销。每样东西都昂贵得令人难以相信。”看得出来，他很懊恼这种状 况。
无疑地，微薄的薪水使他们无法享受自己所渴望的生活方式，尽管家里 会不时的寄钱来做为贴补，但距他们自己心目中所描绘的物质生活景象仍有一段距离。一些统计学家曾经说（我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这一点）这种景象 来自家中的经历，如果他们往后独立时的收入比不上他们的父母，这其中的差距会造成沮丧感的产生。现在学业已告一段落，罗伯和乐娜以往容许自己 生活像个穷学生的借口已不复存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沮丧。
令他们感到懊恼的是，他们现在所走的却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而在这条路 上，要一下子超越他们父母在物质上的成就，则是不可能的。
另一件令他们心中对钱感到不舒服的事是：他们无法逃避这个事实。过 去，他们学到的事是：要受人欢迎，就得假装忽略自己和其他同辈共同追求的目标。但现在，他们却无法再忽略掉钱这个目标。由于考试及学期报告只 是一个时期的东西，对分数的想法可以很轻易地被打发掉；而钱却是经常需要的东西。就像乐娜说的：“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得带点钱。”这点使他 们很快就看清一个崭新而又令人不愉快的真相：赚钱是一个寂寞到令人痛苦 的追求过程。
对工作的疏离和恼怒
罗伯和乐娜可以用薪水来打发掉一点寂寞。除非我们记住在他们生活中 缺少了什么东西，否则我们不可能明白他们为什么在开始工作以后的这十年里，会这么疯狂地投身于社交生活中。在学校时，他们可以忽略分数，以便 与老朋友亲近。在工作时，他们无法忽略掉自己赚的钱，但却可以把这些钱投资在交新朋友上面。
乐娜在 26 岁时戏称自己在“混日子”；罗伯经常替自己加上“随时效劳” 的标笺。类似这样的声明，难道就仅表示这两位性生活活跃的年轻人，一直不断地在寻找床头伴侣吗？就一部分意义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但大体言之， 他们在余暇时的行为是试图弥补工作所不能给予他们的满足感。虽然他们目前付出的劳力能使他们获得金钱，而非分数，但所赚的数目总嫌不够。事实 上，可能也没有任何数目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金钱是项新的报偿的话，那么这项报酬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因此，在支付完房租及其他基本的生活费用以后，他们剩下来的薪水很 快地就花在衣服、电影、俱乐部、餐馆、旅游、唱片、冬天与人分担滑雪胜地的小屋，及夏天的海滩别墅上面。他们把太多的精力、时间花在自己所追 寻的东西上面，例如和完美的性伴侣享受罗曼蒂克的满足感；但却没有付出足够的注意力来思考一件事——即在二三十岁的阶段，他们追寻的过程为什么会显得那样疯狂与绝望，同时这和他们在工作上的满足感与未来的事业问 题有何关连？
许多人也许会辩称他们并不一定非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兴奋不可。“我所 要求的只是一份合理的薪水及一个还不太枯燥的工作，”在对办事员做的调查中，这是一个我们经常可听到的答复。然而，对受过大专教育的人而言， 不论是在学校或是毕业以后，他们的要求却非如此而已。他们要求的不仅是一份足以糊口的工作，而且还是一份事业——一份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的事 业。这个目标不但对他们很重要，而且其实质意义比他们想像的还更多。当在工作上达不到这个目标时，他们不得不从别的地方找寻满足。
他们经常利用的方法除了运动、培养业余嗜好外，便是“性”，但效果 却不大。这时他们在工作上便面临了一个影响他们私生活甚巨的危机。在面对工作与爱情时，他们会渴望把心神完全投入爱情，而非两者兼顾。他们渴 望有一段能使他们完全投入的爱情，但却达不到这个目标。这种一面倒的情况终会危及他们的事业。
我们所讨论的危机是分三个阶段展开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这两个年轻 人踏入社会以后。这时，他们开始明白自己需要钱来达到所渴望的生活水准。
在学生时代，也许他们并不重视金钱的价值，也不会认为钱是改善他们社交 及性生活的万灵丹。可是一旦踏入社会，他们的看法开始有了急剧的转变。
在头两年里，他们会开始相信一件事——他们之所以需要钱，最主要的原因 是想迈入适当的社交圈。就如罗伯在他工作的第二年所说的：“我住的公寓实在是太简陋了。只要想到将有水准的人带回家就会令我感到尴尬。但现在 我却还负担不起高级一点的公寓。”乐娜也有同感。“你知道吗，要进最受欢迎的舞厅跳舞，光是入场券就得花美金 25 到 30 元，”她在毕业后的第三 年说道。“除非你有钱，否则你不能去滑雪，且不能邂逅到你真正想认识的男人。”
他们追寻“完美先生”或“完美女士”的过程并不算很顺利，但最起码 他们已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并不是他们花费在追寻上的时间太少，也不是他们缺乏足够的热忱；真正的罪魁祸首已很明显，那就是——金钱。他们 很显然地是缺乏足够的金钱。这该怪谁呢？是什么阻止他们获得必要的财力来过正常的社交生活？不用说，是他们的工作。一旦他们认定工作是一切烦 恼的来源，他们就开始迈入第二个阶段。现在他们不但认清自己的问题何在，而且还知道它的起因。
这个发现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影响到他们对自己雇主的态度：他们对公司 原有的不满情绪，这时会加倍的扩大。事实上，要形容第二个阶段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在这段期间，他们会由原来对工作缺乏热忱，转变成对工作产生 敌意。换句话说，他们不再以中立的态度来看清自己的工作缺乏吸引力这个事实。在他们的心目中，工作已变成一种障碍，阻止他们获得自己最渴望在 人生中得到的东西。这种想法到后来会使他们憎恨自己的工作。
在第二个地点工作的第四年，罗伯把他的工作形容成“是陷阱，是牢笼”， 是使他在工作及闲暇时都无法享受乐趣的包袱。乐娜也发表类似的意见。“这个工作代表什么？什么也不是。它既不有趣，也不能带给我任何成就。”如 果光就他们牢骚的表面来看，我们会觉得他们是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罢了；只要换一家公司或换一行业工作，情况就会完全改观。但这样的解释却没有 抓住问题的重点。事实上，变换工作和他们遭遇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对工作的态度。而他们也明白不管换多少工作，他们的 问题依然存在。
从表面上看来，罗伯和乐娜从第一个阶段进展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 从明白他们有个问题（钱太少）到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某人（他们的雇主）——似乎并不是很重要的过程。但事实上，他们这样做等于是一种破釜沉舟的 举动。现在他们已无法回头，因为他们已开始轻视那唯一能补救问题的良方——他们的工作。 然而，置身于第二个阶段的人通常都会把他们的工作与工作环境混为一谈。罗伯和乐娜因此开始说一些讥嘲他们公司的话。“就算有才干的人从天 上掉下来，这儿的人也是有眼无珠。”罗伯在踏入社会工作的第七年时，这么表示着。四个月以后，他便换到另一家公司上班。乐娜则愈来愈蔑视她的 公司。在毕业后的第八年，她说：“我在这儿等于是浪费自己的才华。这些人只会兜售垃圾。我实在不应该付出太多时间在他们身上。”
总之，她和罗伯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投入的热忱。随着时间的消 逝，他们对它也愈来愈感到疏远。他们在踏入社会的头两年就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疏离感，而且从此以后愈来愈容易感到恼怒。虽然他们两人起初都说 自己渴望有一份事业，而且也真的这样认为，但几年下夹，他们所有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巳。事实上，他们所谓的事业到头来却变成一连串的工作。
打败工作制度
我们刚才讨论到的两个阶段听起来也许很教人丧气，但像罗伯和乐娜这 样聪明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自怜自艾的状态中的。凭着他们的小聪明，他们开始迈入第三个阶段：试着“打败工作制度”。
光是想到这个目标就令他们很愉快，更别提采取实际的行动了。“我可 以猜测得出我的上司什么时候会走过来，”乐娜很自豪地在那儿吹嘘着，“这时我会装成很忙碌的样子。”接下来，她又笑着加了几句：“有时候我会梦 想着偷偷溜出去海边度假，然后在我的椅子上放个机器人，来蒙骗我的上司。”罗伯也找到一个很刺激的方法来达到相同的目标。他在公司里有笔交 际费，可以容许他每星期带客人到附近的餐馆吃两次中饭。公司的原意是希望他请与业务有关的客人。但罗伯在三月时却得意扬扬地说：“今年到目前 为止，我所请的客人没有一位与业务有关。没有人检查过我的交际费是怎么花的。我只须在报帐时填上一些适当的名字，再交给他们就行了。想想也真 好笑！”
这种行为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恶意的作为，甚至是一种怀有恨意的欺骗， 而就某种程度而言，它的确也是如此。但别忘了，隐藏在他们行为后面的却是乖张的逻辑。就他们而言，要过理想的生活，最需要的就是钱。至于他们 是否值得获得这些金钱，则无关紧要，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他们早已认定自己的身价要比实际获得的报酬高出许多。由于他们并没有从工作中获得自己 想要的报酬，所以他们决定采取一个相对的措施：不要工作得太卖力。他们也许不能提高自己的薪水，但却可以减少自己付出的劳力。起码这一点是由 他们——而非他们的雇主——所掌握的。罗伯和乐娜都打定主意，不让公司剥削自己的劳力；要使自己仍能忍耐工作的环境，他们就得对自己的人生拥 有点控制权。而对工作不要付出太多的劳力与关注，这会使他们觉得自己仍掌握全局。“我才不会让他们对我呼来唤去的，”在社会上工作的第九年， 乐娜这么说。罗伯在这时也有类似的态度。“我是我自己的主宰，”他说，“这个地方并不代表我整个人生。” 把他们这些年来思想上的推理过程做个简明的摘要，就是下面几点：（1）“我需要更多的钱。”
（2）“我值得获得更多的钱。”
（3）“他们并没有给我更多的钱。”
（4）“所以我便减少自己的工作量。” 这几点想法听起来似乎很率直，而大多数我们调查过的人也认为这种推论不但合理，而且正当。日复一日，一个想法会依照顺序导致另一个想法。 问题是——而这点很重要——这类想法进行的方向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圈，因为第四点想法必然会导致下面这个想法的产生：（5）“现在我比以往还需要更多的钱。” 怎么说呢？理由很简单。一旦他们对工作由原先的漠不关心转变成长久的敌意，他们就更无法享受到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 钱来满足自己的私生活。
结果是乐娜和罗伯的生活变得比以往更难以平衡，而介于他们事业与生 活之间的心理鸿沟也愈变愈宽。工作被视为是一种令人懊恼的时间浪费，一个不会带给他们足够报酬的活动。只有在不工作的时间，他们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