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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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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说完,鲁迅就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团,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团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壮为参议。一次,白将乔的文稿改了几个字,乔勃然大怒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如何?”白崇禧只好认错。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要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杨杏佛答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
  民初,逐僧毁寺渐成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span class=yqlink》仙剑该侥眯樵啤P樵浦簧硗@罡丛鹞剩?佛教何用?〃虚云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为之折服。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不过陈独秀却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们白天要在外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并想让俩孩子回家居住。陈独秀不答应:“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论及:中国文化是早熟文化,特征在于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义上的生存智慧极早地便很发达。这种文化特性,给中国学术带来某种严重的缺陷。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样不会发达,恰落于不学无术那句老话。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中写道: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的哪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译到日本来,而中国人又将这部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与原作不同了一半吗?
  蒋介石年轻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请孙中山为他题写“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八个字。孙中山很不以为然,拖延半个月后,却送给蒋另外八个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多以中国人民素质不足为借口,拒绝或暂缓实行民主宪政。即便伟大如孙中山,也要在实行宪政之前,先来一个“训政时期”。对此,胡适反驳道:“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两回便熟了;头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
  1957年,《北京日报》刊出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当拆除的意见,梁思成反驳道:“他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盖多少楼云云。那么你看这些汉镜不也可以熔了铸几十个铜板么?这些陶俑也可以砸碎了拿去铺马路。过去扒掉三座门,理由是酿成很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的灰制服有个性呢。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去学老样。照有些人的意见,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没有一点个性。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现在城墙还没扒,城外不是一样在建设吗?我不知道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北京市终于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唅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不久,在郑振铎邀请的一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论,陈从周目睹其情其境说:〃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1962年,杨振宁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李慎之说:“季(羡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
  巴金反思“文革”:“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老舍《二马》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十六、苦痛(1)

  陈寅恪聊及政治决定了他“聊作无益之事”时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此不同之标准及风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自陈: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至于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自以为“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泣鬼神”,或者“态虫鱼、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愤世嫉俗之余,不觉也是一个大愚人罢了。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鲁迅《少读中国书》观点:主张读经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倒可以得意姿态、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居,但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中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胡适《说儒》: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进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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