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逯菩粤鞫习哉庵е饕伞拔薏摺薄┟窆钩傻睦投缶允羌负趺挥忻醋饔玫模运堑牧鞫负跏峭耆谐』摹６晕夜萍既嗽倍裕鞘俏夜投σ刂凶钗∪币换罚俏夜鞣⒋锏厍⒄蛊惹行枰⑽思ち艺岬囊蝗骸８鞯匚撬璧娜瞬耪嘧畲笙薅鹊亟档土鞫员诶荩钥萍既瞬诺牧鞫绕涫嵌ゼ飧呖萍既瞬诺牧鞫彩欠浅Ｊ谐』摹Ｋ裕淙痪透鎏辶鞫裕ジ雠┟裼氲ジ龈呖萍既瞬庞泻艽蟮牟畋穑蔷腿禾宥裕堑牧鞫氐闶怯幸欢ǖ墓餐Α�
2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科技人才需求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然而，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开始加剧，地区收入差异特别是东西差异和城乡差异在不断的扩大。从宏观的角度而言，这些差异就是导致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更本动力。然而研究我国地区发展差异的方法有多种，其衡量指标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我们主要对促进我国人才流动的一些经济指标进行较为详细讨论。
（1）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分析
人均收入是衡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有说服力的指标之一，它能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各地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差异。据研究表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其对国内外的交通以及人口的相对素质均远高于内地不发达地区，再加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沿海地区的种种优惠和扶持政策，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迅猛，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则经济发展相对迟缓，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造成我国东西部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大。由于人才流动绝大部分发生在城镇地区，所以表8…5显示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1985年至1999年高低省份之间的差距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
表8…5 最高5省市与最低5省市消费水平差距 单位：元
年份
1999年
1995年
1989年
1985年
最高5省市
上海
11943
上海
6141
上海
1737
西藏
971
广东
8987
广东
5096
广东
15249
北京
811
浙江
7985
浙江
4640
西藏
1519
上海
757
天津
7346
福建
3857
北京
1455
青海
755
北京
7040
海南
3723
天津
1446
广东
728
最低5省市
江西
3482
新疆
2007
江西
836
江西
448
内蒙
3765
江西
2165
云南
931
广西
511
宁夏
3813
内蒙
2283
内蒙
935
新疆
544
山西
3932
甘肃
2666
新疆
1003
河北
547
新疆
3988
安徽
2668
宁夏
1016
四川
555
最高与最低差额
8461
4134
901
347
最高与最低收入比
3．43
3．00
2．08
2．17
数据来源：中国1986、1990、1996、2000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最高省市与最低省市消费水平绝对差额由580元上升为8461元，差距倍数由2。17倍上升为3。43倍。最高消费水平省市为上海和广东，最低消费水平收入省市为江西和内蒙古。从表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居民收入从计划经济逐步迈向市场经济情况。
——前五省市与后五省市消费水平绝对差额由283元上升到4864，收入倍数从1。54倍上升为2。28倍。（见表8…6）
表8…6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分配地区差距系数 单位：元
1999年
1995年
1990年
1986年
前五省市平均收入
8660
4691
1536
804
后五省市平均收入
3796
2358
944
521
两者之比
2．28
2．00
1．62
1．54
绝对差额
4864
2333
592
283
数据来源：中国1986、1990、1996、2000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表8…7可以看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拉大。1985年到1999年，东部与中部人均收入绝对差额由72元上升为2266元，东部与西部由19元上升为2451元；东中西收入比由1。12：1：1。09变化为1。49：1：0。96，表明东部和中、西部收入相对差距明显扩大。
表8…7 东中西地区消费水平差距 单位：元
地区
人均消费
消费水平比
1999年
1995年
1989年
1985年
1999年
1995年
1989年
1985年
东部地区
6912
3886
1295
656
1．49
1．39
1．25
1．12
中部地区
4646
2805
1038
584
1．00
1．00
1．00
1．00
西部地区
4461
2850
1152
637
0．96
1．02
1．11
1．09
数据来源：中国1986、1990、1996、2000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我国各地人均收入的比较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如果以劳动力市场位置基础的话，那么我国人才流向将会是主要从我国的中、西部省市流向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则主要以上海为中心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唐地区以及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中部流向西部或从西部流向中部的趋势不大。
（2）各地区固定资产规模、外商投资总额、科研经费以及教育经费之间的比较
如果假设其他条件在我国各省市基本类似且在短期内不变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认为，资本存量大的地区对劳动力需求也大；如果进一步假设，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高的富裕地区相对于较为贫穷地区，其生产的科技进步或科技含量也要高。所以通过对各区域的固定资产存量的比较，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地劳动的需求水平，尤其是在第二个假设下，我们进而推断出各地对科技人才的需求程度的高低。从表8…8的第一行数据可以看出，固定资产规模最高的省份广东省是最低省份内蒙古自治区的18。4倍，是新疆自治区的14。6倍。甚至陕西省、内蒙古和新疆地区所有固定资产之和都远远低于东部的广东一个省，如果将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北京京津唐地区、以及山东、福建等等沿海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规模与西部各省市的相比，其差额的绝值将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我国东部地区不仅在劳动力价格上要高于中、西部各地，而且在对包括科技人才的劳动力的需求上也远远高过中、西部地区。
在上面的讨论中，科技人才流动偏好之一就是大型或高科技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通过对各地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之间的比较，也可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高科技人才的需求分布，进而推断我国高科技人才的流动趋势。从表8第2栏的数据可以看出，外商投资最多的省份广东省1999年的投资总额达123亿多美元，比内蒙古自治区高367。3倍，也是新疆地区的221。1倍，而整个东部地区基本上吸收了绝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所以，从这个侧面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我国东部地区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量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随着我国人才配置的市场化，其人才流动的趋势是不难判断的。
此外，表8…8还给除了部分省市的科研经费和教育经费开支情况，这些数据都同样表明了相同的原理。
表8…8 1999年八省市固定资产规模、外商投资总额、科研经费等之间的比较
上海
广东
北京
江苏
陕西
内蒙古
新疆
固定资产规模
（万元）
19648298
23778180
6829237
8855645
3671162
1291813
1625269
外商直接投资
（万美元）
363786
1237542
206415
683333
24906
3369
5598
科研经费
（万元）
407084
235726
1558821
275662
273508
24943
29001
教育经费
（万元）
1503465
2950371
1507186
2299291
732270
470780
54054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
（三）我国跨省和跨区域人口流动模式与人才流动态势
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力的配置方式是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台湾学者高长在研究报告“中国大陆劳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检视”中也认为，自1979年以来，工资的价格机制已经逐步发挥作用，尤其是在非公有制部门，其效果更为显著。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认为，劳动力流动基本趋势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低高的地区流向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就这一点而言，对所有层次的劳动力，即无论是“体力”型的还是“智力”型，都是一样的。如果假定在短期内，劳动力的层次结构基本不变，那么我国人口的流动模式和趋势在一定程度也反映出我国人才的流动模式和趋势。当然，由于各地不同类型发展模式对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需求是不同的，因此，人口总的迁移模式并不能完全精确地反映我国高科技人才流动态势。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就我国人口迁移模式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讨论，华东师范大学王桂新38＇21＇利用人口迁移指数，系统的考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以及变化趋势。他发现，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已经开始出现从“单向梯度东移”向东强西弱非对称“双向”迁移变动。目前已经逐步形成以北京、上海两大全国级吸引中心和广东、新疆两大地区级强吸引中心的格局。其研究主要结论是：
1 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省际迁移人口主要从中、西部地带特别是中部地带迁出，又主要选择迁向东部地带。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由东向西、选择向东部地带集中迁移的趋势更加明显。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对三大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都具有显著的吸引作用，它不仅吸引本地带的迁出人口主要选择带内迁移，而且也吸引中、西部地带的大部分迁出人口选择迁入本地带，使之一直成为三大地带的人口集中净迁入区。
2 中、西部地带之间的省际人口迁移状况已开始发生变化。
虽然中部地带迁出入口选择迁入西部地带的比例比较稳定，但西部地带迁出入口选择迁入中部地带的比例却呈明显下降趋势，特别在80年代还是西部地带人口向中部地带净迁出，但进入90年代以后，西部地带对中部地带的迁出人口已开始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中部地带的净迁出人口，已出现主要迁向东部地带、但也有选择向西部地带迁移的非对称“双向”迁移趋势。
3 王桂新利用人口迁移指数公式计算了我国各省市的人口迁移指数，得到我国各省市在在三个时期的各省市人口迁入和迁出指数，得到表8…9所示我国是省际人口迁移选择指数的区域分布表。王提出，如果综合迁移指数大于300，则可称为“强势吸引中心”；150至300之间的称为“中强势吸引中心”；100至150的则称为“一般吸引中心”。则从表8…9可以看出，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人口迁移活性的增强，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逐渐增加。第二，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在数量增加、渐向“多极化”发展的同时，吸引强度也相应不断增强。第三，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带，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集中趋向东部地带的区域演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然而，王桂新在对各地区综合迁移指数进行讨论时，没有分别分析和探讨各地区迁入以及迁出指数的变化，而这对我们研究科技人员流动态势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就1990—1995期间的数据而言，象新疆、西藏、宁夏、青海、浙江、海南等省市自治区，不仅迁入的指数很大，而且迁出的指数也很大。所以研究什么人在迁入以及什么人在迁出是十分重要的。
杨云彦在研究中发现39＇22＇，在结构上，东部地区迁入的劳动力和迁出的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构成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迁入的劳动力在低文化层次上和高文化层次（大专以上）方面高于迁出的劳动力；中部地区迁入劳动力中低文化层次比重较大，而迁出劳动力以高文化层次为多；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正好相反，迁入劳动力以中、高文化层次居多，而迁出劳动力以低文化层次为多。从杨云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就东部地区而言，由于流动性障碍和市场壁垒的作用，外地中等档次的人才难以流入东部地区，而只有那些高层次人才以及那些“无产者”才能按照市场的需求顺利流入东部地区，所以从全国宏观的角度而言，似乎只有最低层次劳动力以及高层次的人才才能按市场规律进行配置。而就西部的情况而言，由于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低、规模小，所以以农民为主的劳动大军主要由西部流向东部（当然随着国家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