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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哪个都不能少 当我读余华的《兄弟》时，是当成励志的东西读的，李光头，绝对是个有精英意识和枭雄作风的男人，他不成功才怪呢。顾维钧笔下的袁世凯，无疑也是这样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我对袁世凯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没有掌控命运和事物发展的精英意识，是不会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家的。正如拿破仑说的，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往上“爬”的政治家也不是好政治家。不过，同样往上攀登，意图却可能大相径庭。有些人是为了实践自己的信仰，有些人则纯粹是为了享受那种掌握权力所带来的快感。很难说袁世凯属于哪一类，也许将他归入后者比较恰当。 老袁在洹上村隐居时有几首故作闲散的诗。有一首题名《登楼》的五绝：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一首小诗，时人的评价是“有曹阿瞒横槊赋诗的气度”。登小楼而觉太行为低，则他眼界之高，志向之远，不是常人可窥测的了。那么他到底要爬到什么地方，才不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之低呢？这诗在那些喜欢兴“文字狱”的人看来，似乎透露出袁世凯的“不臣之心”。有些人说袁世凯生来就是个奸臣，他很早就有当皇帝的想法，所以清末民初抓权弄权的种种作为，都是为他的登基做准备。这个说法有点像算命术，好像能算准来世今生一样，恐怕武断太过。但袁世凯对权势和功名的炽热追求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为此可以不惜使出任何手段。也许这就是他被当时和后世的人斥为权臣、奸臣的一个原因吧。 看袁世凯对权位热衷到什么程度，只要比较他和翁同龢、瞿鸿玑三人被清廷罢斥时的不同情状就行了。这三人都是汉人，又都是在军机大臣任上被清廷斥退回原籍的。 翁同龢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因为得罪慈禧而被罢官，这一天有旨，先让他待在宫外。翁同龢私下想，自己的处分最重也不过是如甲申年恭王那样被赶出中央，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结果诏书一下，他当场就捧着诏书哭了起来，因为他的处分不止是开去本兼各职，而且是被赶回老家，由地方官严加看管，以帝师之尊，等于斥逐，没有任何掩饰的礼貌言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袁世凯和瞿鸿玑斗法，结果瞿鸿玑落败，被放归原籍。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枢廷各大臣来到宫中稍微早了点，都解下冠带，在室内休息。等到诏书从宫中下来，大家都拥上来围观。瞿鸿玑本来学问很高，年富力强，稍微扫了一眼就将内容看得明明白白，看完就束带整冠，入宫内谢恩，谢完恩从容出来，没说一句话。宣统元年，轮到袁世凯也被放归原籍。当天军机处已经散直了，摄政王又召世续和张之洞两人入内，将诏书给他们看，这上面的言词和处分比后来实际发布的要严厉得多。世续力争，才为袁世凯争得“开缺回籍”的处分。 袁世凯看到诏书的时候，满面皆赤，强作笑容地说：“天恩的确浩荡！”当时正在办慈禧和光绪的丧事，袁世凯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要轮日值班，这时候他忽然记起这件事来，说：“今天我当值，怎么办？”世续说：“我替你吧。”袁世凯半跪一下表示谢意，然后匆匆回家作自己的打算。听到这一消息，袁世凯家里人慌作一团，劝他马上到国外去，袁开始犹做镇定状，后来子女妻妾都跪求，他也慌了，急忙叫张镇芳来计议出逃一事。第二天清早就换装秘密出奔到天津，戴着墨镜，火车坐的还是三等车厢。后来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赵秉钧向他报信，说张之洞说的，“袁宫保还没有向皇上和太后谢恩呢”。他这才惊醒，看来张之洞认为他不至于丢命，自己出逃得太慌张，连基本的君臣礼仪都置诸脑后了，忙又偷偷溜回北京去宫中“谢恩”。要是这一次袁世凯按照原来想的出逃国外，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倾覆大清王朝的袁宫保了。 翁同龢当场老泪纵横，那是觉得自己被斥退得太没面子。他这样的名士儒生，感时伤世，入世出世，图的只是一个名声，缺乏草莽精神。瞿鸿玑磊落大方，从容沉静，他志在匡时济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毫不恋栈，有古君子之风。而袁世凯这时候忽然想起守丧轮值这样的小事来，其心慌意乱、悻悻不甘之情溢于言表。心理学家也许会说，袁世凯这时候是近乎本能地想找个借口留下来。他之所以狼狈潜逃，是存着“留得青山在”的打算的。 政治斗争就和贴身肉搏差不多，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气来自何方？没点草莽精神是不行的。 袁世凯既然对权位的欲望如此强烈，那么指望他成为忠臣烈士是有点勉为其难了，因为凡是将权力看做第一原则的人，是不会为信仰牺牲权力的。后人评定汪精卫一生的多变，谓其“有野心，无宗旨”。这一评语恐怕世凯也是“庶几近之”。袁世凯不是大清朝的忠臣，他也没有打算做大清朝的忠臣。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很久，袁世凯就暗地里支持革命党，他实际上是排满倒清的主动人物，而且是真正的实行家。这一袁氏幕僚于“洹上之墓草青矣”之后道出的密闻，乍一闻颇有石破天惊之感。然而了解袁氏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和为此习得的腾挪手段后，则这样的事对袁世凯来说也无足为奇。 原来，自庚子之变后，革命风起云涌，大清被迫以新政作秀。袁世凯是个对新事物兴趣极浓的人，表现得很积极，锐意改革，但他做起来才发觉自己的孤立无援。他也看出，清廷的气数已尽，不可救药。他对大清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志向抱负，都改变了，用其亲信的话来说，就是“始有予智自雄之意”。在这之前，他还想着在满清王朝这个台子上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自此之后，则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了。因为，满人朝廷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而凭他的习性，他决不会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从此，他大力招揽“海龟”，抓人才。 开始的时候，他的手下还不明白个中奥妙，很久之后，谜底才揭开。袁世凯是在“养士”。江浙一带的村中老太婆，在家中蓄养非亲非故的幼女，养大了，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卖了，俗语说这样的女子为“瘦马”，用意跟养士差不多。袁的“养士”，是现在收买这些革命党人，图着以后可以加倍生“利”。后来，他真的做成了这笔大生意。 袁世凯曾发感慨：“皇上驾崩后，一定会有摄政王，而且，这摄政王恐怕要跟我计较以前的事，不顾大局，我的事恐怕要遇挫折。我这话要说不中，大清朝尚可支拄残局，要是不幸言中了，则一定有那些愿意同归于尽的。檀道济说‘坏汝万里长城’，他跟我为仇，他能得到什么好处！”这话微言大义，让后人听了，真不寒而栗，不得不感叹袁世凯心计之深，计虑之远，真正是雄才大略，寥廓恢弘。他是不会做那与大清朝“同归于尽”的人的。如果后来的摄政王果然有谋国之才，则恐怕不会贸然罢斥袁世凯：他要么干净利落除掉袁以绝后患，要么效法当年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故智，反而更加倚袁为干橹。袁氏固然不是什么忠臣，但要他自己举兵造反则还有点难为他。他的确像曹操，曹操权位过于皇帝，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终其一生，他大概惧于言论，没有做出废立自代的事来，曹操之得魏武帝这一帝号，还是拜他取汉而代之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所赐。 结果摄政王见识短浅，优柔寡断，对袁的处置两不搭界，反而激起他的不臣之心。最后，大清完了。 袁世凯，这个具有着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的枭雄，到底不是大清的救命稻草。
（六）气度决定了格局 袁世凯在今后的日子里，牛气烘烘的根本在于拥有最精锐的六镇北洋军，并且，全部都是他的心腹掌管的，朝廷根本就调动不了。所以，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选择实际上就成了大清的选择。是跟革命党死磕，还是另谋企图？这时的袁世凯，显现了枭雄的气度和眼界。他想的是最高政权。袁世凯玩起了“两头敲（敲诈清室和革命党）”来夺取权力。 他先是暗示清朝政府和革命军队谈判，然后他私下和革命军队谈判，就是现在教科书上说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袁世凯要让革命军承认他当总统。其实在那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除了袁世凯，中国有哪个人能坐上这个位置呢？ 当一切都谈拢了之后，袁世凯再次展示了他的战略眼光，他回绝了手下的馊主意，决定了“婊子要当，牌坊也要立”，他给了清朝王室优厚的经济待遇，进行了赎买，有效地安抚了清朝满族上层的情绪，毕竟人家已经统治过中国二百多年，影响还是有的。而钱，对于老袁是算不得什么的。说他沽名钓誉也好，虚伪也好，说他为人大度也好，不可否认的是，袁的这一“气度”，让中国的近代史减少了许多血腥杀伐的暴戾气息。 袁世凯的气度，不管是真有这份涵养，还是一种投机，反正是发挥了极其有效的作用。在上台后，他也屡屡表现了这一点，以至于当时不少人对未称帝时的老袁印象很好。 有个故事流传得很广，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素以狂狷著称，曾拿袁世凯所颁的勋章当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把袁世凯骂得狗血淋头。这要换成别人，早就派手下收拾他了，但袁世凯竟没有这样做，而是忍了，而且也没有秋后算账。这件趣闻，大家是当章太炎的名士派头来津津乐道的，却忽视了老袁的不俗表现。 无独有偶，史学大师王辏г耍痹揽幢僖芰资保鋈蛟募勐耄υ诘腔翱悍苤械脑揽笙补犊鹩Γ⑶蚁雀妒逋虻亩ń稹＝峁被实鄣氖旅怀桑蹶＇运自然也没帮上忙，但他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就派自己的老仆周妈来北京找老袁要账。袁世凯此时心情很糟，当然不愿意给钱了，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拒绝了。周妈却不肯，很有韧性地纠缠起来，天天到袁府闹事，话讲得难听。事情闹得很僵，影响也很恶劣。袁忍无可忍了，就派手下吓唬这位讨债的，老太太见此，更怒了，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大骂。袁枭雄居然又忍了，把周妈请进家里，管吃管喝管玩，本想以此来收买周妈，但周妈吃也吃，喝也喝，却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也都是当笑话看，取笑老袁的尴尬与郁闷。其实也不然，要是换成别的军阀，哪有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脑袋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