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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对他的种种损害他统统要报复。他在立陶宛弃船上岸，跑去请求立陶宛人：“哥儿们，带我去找你们游击队2把我收留下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咱们一块把他们搞个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认定他是当局派来的。
伊万衣服里缝着一张银行信用证。他买了一张去库班的车票。然而火车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餐车里已经喝迷糊了。走出车站，眯缝着眼看了看莫斯科，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拉我去大使馆！”“去哪一个？”“管他妈哪一个，随便！”车开到了。“哪一国的？”“法国。”“好吧！”
也许是他的思路发生了混乱。去大使馆的意图原来是一样，现在又是一样。可是他的机灵劲和体力丝毫没有减弱；他没有去惊动使馆大门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进一条小街，翻过两人高的光滑的围墙。在大使馆院子里面比较顺利：没有人发觉或阻拦。他走进大楼，经过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看见一个摆好食物的饭桌，桌上东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别嘴馋，把军装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都塞满了。这时主人们进来吃晚饭。柯维尔钦科先发制人，朝他们大喊一声：“哎，你们这些法国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来法国人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你们为什么不闹革命？你们干吗要把戴高乐拉上台？还要我们把库班的小麦供你们吃？办一不一到！！”法国人吓错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来的？”柯维尔钦科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适当的腔调说：“国家安全部少校。”法国人不知所措地说：“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闯进来。您有什么事情？”“我来X你祖宗！！”柯维尔钦科这句话已经是开门见山，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了。他在法国人面前又耍了一阵无赖，忽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报告他的事。他的头脑还是足够清醒的，开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头传来一阵阵的耻笑声。
然而，他不仅仅还有力气安然无恙地走出大使馆，而且还能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醒来（大约是想去西乌克兰吧？），紧接着就在这儿被逮住了。
侦查过程中，他遭到阿巴库莫夫亲手毒打，脊背上的伤痕肿起一巴掌厚。部长摸他当然不是为了偷梨，也不是为他对法国人义正词严的叱责，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买？什么时候收买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这类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车厢里一样，到了夜间，“泽克车厢”里也沉寂下来。夜间不会发鱼，不会给水，也不会让解手。
这时候，也和其他车厢一样，充满车厢的是车轮的均匀的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它丝毫不破坏车内的寂静。这时候，如果押解员又离开了走廊，三号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号包房的女犯小声对话。
在监狱里和女犯对话——是异乎寻常的。它带着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谈的只是律条和刑期。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个通宵。情况是这样的：它发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莫斯科医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押解队把三间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进两间（每间塞进多少人，就不用问了）。接着，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没有剃光头。他的波浪式的浅黄色头发——是真正的卷毛——挑衅地覆盖着他的优美而硕大的头颅。他年轻、仪态端庄，穿着一身英军制报。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景那个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个人却没有看见这个姑娘（后来他多么惋惜！）。
根据乱轰轰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姑娘判断出这是专为这人腾出一间包房，就在她隔壁。显然是不许他和任何人来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谈。包房之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车内寂静的时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姑娘在长椅上紧挨着栅栏坐下，低声向他打招呼（也许是起先轻声唱歌。这个举动本应受到押解队的惩戒，但是押解队睡觉去了，走廊里没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办法，也坐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他们背靠背坐着，紧贴着一层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对着板壁的边缘，让声音穿过栅栏，悄悄地对话。他们的头和嘴唇挨得这样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们彼此不仅不能接触至u，连看一眼也是办不到的。
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听俄语的能力已经满过得去，讲话还有许多语病，不过基本上能够表达意思。他向这位姑娘介绍了自己奇异的经历（我们会在递解站里听到）。姑娘也把一个触犯了五十八河0条文的莫斯科女大学生的简单经历告诉了他。但是阿尔维德听得入神，他向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关苏联青年，苏联生活的问题。他所听到的和他以前从西方左翼报刊上以及他本人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所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对于阿尔维德说来，这一夜一切都汇合在一起了：一个生疏的国度里的奇特的囚犯车厢；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回响的夜行列车的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响声；姑娘的优美动听的嗓音、她的低语、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连看她一眼也不能够啊！（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见过女人的声音。）
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
是的，这一切就是俄罗斯：旅途中放弃申诉的囚徒，“斯大林”包房隔墙那边的姑娘，回房睡觉的押解队，衣兜里掉出的梨，掩埋起来的炸弹，登上二楼的马。
“宪兵！宪兵！”囚犯们欢喜地叫起来。他们高兴的是，下一段路程将要由宪兵押送，不用押解队了。
我又忘了打引号。以上的话是柯罗连科亲自说的。诚然，我们见到蓝箍帽的时候并不欢喜，但是如果你乘“泽克车厢”遇上了钟摆，无论见到谁都会高兴。
普通旅客在一个中途小站上车是需要一点本事的，可是下车有什么了不起？——先把东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则大不一样。如果当地监狱的警卫队或者民警不来接车或者来迟了两分钟——得！列车开动了，这个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个递解站。如果真有个递解站把你接收下来，那还算好，又重新会发给吃的。但有的时候一直把你拉到这条路线的终点站，他们让你在空车厢里干等十八个小时，装上新犯人以后，再把你往回拉。到达原先那个车站的时候可能又没人来接，你又进了一条死胡同，又得在另一头坐等。要知道这整个期间是不给你供应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粮只开到第一个递解站。当地监狱马虎了，会计室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已经转到图龙监狱的账面上去了。押解队没有义务拿自己的面包喂你。他们能把你这样晃荡六个来回（有过的！）：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到你在图龙的月台上终于看到了蓝箍帽，恨不得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宝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在“泽克车厢”里两天时间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尽，气都喘不过来，浑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样好：是再受点罪，快点到达目的地，还是放出去进递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队忙碌和奔跑起来。他们穿好军大衣走出来，用枪托敲打地板。这表示他们要全体犯人下车。
他们先在车门踏板前面围成一个圆圈，你刚一从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滚下去，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朝你齐声吼叫（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几个人同时朝你喊，又不让你抬头看，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轰的情形下一样，你不由自主地龇牙咧嘴，手忙脚乱（你忙着到哪里去？），低低地弓着身子，赶上先下车的人们，和他们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个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个初来乍到的，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诺沃车站的待避线上，我听到这个口令的时候，正抱着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劳改营里做的，而是外面的产品，它的提手总要拽断，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往前跑。我终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没有看别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军官大衣还不太脏，下摆还没有剪短，总不能穿着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队队长——红润的脸蛋，厚实的俄罗斯面型——大步跑来，我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就见他显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惩办我的罪大恶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担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脚，戳破了箱盖。“坐一下！”他给了一句解释。这时我才忽然发现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们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该怎么坐？”的问题，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该怎么坐，于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像门前的狗、门后的猫一样，穿着我那心疼的军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当看见它的时候，我惯于用手指抚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会愈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伤口。东西比人们更有记性。）
这种坐法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两膝势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这样就不容易站起来，更不可能一跃而起。而且坐下来的时候要求我们挤得更紧些，使我们互相妨碍。如果我们想全体一齐向押解队扑过去——趁我们慢慢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先开枪把我们解决掉。
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乌鸦车”（它分批运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为了步行押送。他们尽力找隐蔽的地方安排我们坐等，为的是少让外面的人看见。但有的时候很难堪地直接把我们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场上（在古比雪夫就是这样）。这对自由人是一场考验：我们倒是以毫无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着他们，可是他们该怎样看我们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许（因为只有叶尔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们坐牢是因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记下来呢？也会判上几年的；简单得很。于是我们骄傲的自由公民（“念吧，羡慕吧，我是苏联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头，竭力根本不看我们，好像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们比别人勇敢：已经没法把她们变坏了，她们连上帝都信呢。她们从不大的长方面包上掰下一块扔给我们。还有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劳改犯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没进去过的——都要进去，进去过的——不会忘记。”你看，他们扔过来一包纸烟，为的是下回坐牢时也有人扔给他们。老婆婆手没劲，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纸烟在空中打个弧旋直接飞进人堆里。押解人员马上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开！”
神圣的、摔成两半的面包在尘埃中静卧，直到我们被驱赶启程。
一般说来，坐在车站的地上的时刻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记得在鄂木斯克，叫我们坐在两列长长的货车之间的轨枕上。这个夹缝里没有行人（一定是在两头布了岗：“不许过去！”我们的国民即使在自由的时候也习惯于服从穿军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阳光晒烫的站内的油污的卵石还没有变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