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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虽然这对于囚徒们说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一九0六年在尼古拉耶夫市，一百九十七名地方监狱的囚犯宣布了“罢工”，当然是与外面互相配合的。外面的人为他们的罢工事件印发了传单，每天在监狱旁边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囚犯们——自然通过没有笼口的窗户参加大会）人们敦促监狱当局接受“罢工”囚犯们的要求。会后，大街上的人，窗栅栏后面的人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这样持续了（毫无阻碍地！须知这是在革命后反动时期的一年）八昼夜。在第九天上，囚犯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类事件当时也在敖德萨、赫尔松、伊丽莎白格勒发生过。瞧，当时多么容易得到胜利呀！
要是能顺便比较一下临时政府时期绝食是怎样进行的，那多有意思，但是从七月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内坐过牢的几个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里尼科夫坐得稍久些），看来没有找到绝食的理由。
在二十年代，绝食的生气勃勃的景象变得黯谈起来了（当然这要看从难的观点来说……。采用这个众所周知并且曾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的人，当然不仅有被承认的“政治犯”而且还有不被承认为政治犯的“反革命分子”（第五十八条），以及各种偶然的分子。然而，这些曾具有强大穿透力的利箭不知怎地有点变钝了，或许是它们一发射出去就被一只铁手截获了。诚然，还接受关于绝食的书面声明7并且暂时也还不认为它们有什么颠覆性质。但是制定出了令人不快的新规则：绝食者应当被隔离在专门的单人监室里（在市蒂尔卡是关在普加乔夫塔楼里）：不仅外面的集会群众、不仅邻近的监室不应当知道绝食情形，甚至绝食者在今天以前蹲过的监室也不应当知道——因为这儿也是舆论界呀，也应当同它脱离。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监狱当局必须确知，绝食是做得诚实的——监室里其余的人没有暗中给绝食者东西吃。（以前是怎样检查的呢？是根据“君子一言……”？……）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年代还是可以通过绝食来争得至少满足一些个人的要求。
从三十年代起，国家对待绝食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变。即使像这样一些被削弱、被隔离、被扼杀得半死不活的绝食——说实话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囚犯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定，——监狱当局替他们思考和决定——这种状况不是更理想吗？大概只有这样的囚犯才能在新社会里存在。于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不再接受关于绝食的合法化的声明。“作为一种斗争方式的绝食再也不存在了！”——一九三二年向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娅这样宣布，还向许多人这样宣布过。当局已经取消了你们的绝食——别无二话。但是奥利茨卡妮没有听从，仍然开始了绝食。让她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绝食了十五昼夜，然后把她送进了医院，为了诱惑，在她面前放上牛奶和面包干。然而，她坚持下来了、并在第十九天上取得了胜利：放风时间延长了，领到了报纸和政治红十字会送来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合法的物品，要吃多少苦头！）总的说来，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奥利茨卡娅记得其他人也搞过这种荒唐的绝食：为了要求发给寄来的包裹或更换放风同伴而绝食了二十天。值得这样做吗？要知道在新型监狱里消耗掉的精力是恢复不起来的。教派分子科洛索夫绝了食——在第二十五昼夜上死掉了。一般说在新型监狱里能不能允许自己绝食呢？因为在封闭性和保密性条件下，新的狱吏们拥有了下列一些对付绝食的强大手段：
1．行政当局的忍耐（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已经见得够多了）。
2欺骗。这也是由于封闭性才有可能。当每一个步骤都会被记者们张扬出去的时候，欺骗是不太好搞的。而在我们这里干吗不搞欺骗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里C·A·切博塔廖夫绝食了十七昼夜，要求通知家属他在什么地方（他从中东铁路回国，突然“失踪”，妻子在家惦念，这使他十分不安）。到了第十七天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扎帕德内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长来到他那里（从官衔可以看出，长时间的绝食是不那么常见的），向他出示了一张电报收据（瞧，已经通知了你妻子！）——靠这东西说服了他喝下一碗肉汤。可收据是假的1（为什么大官们毕竟沉不住气了呢？决不是担心切博塔廖夫这条命。显然在王十年代前期他们对于旷日持久的绝食还得承担一点个人责任。）
3．强制人工灌食。这个方法无疑是从动物园学来的。它也只有在封闭性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到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人工灌食显然已经很为流行了。例如，社会党人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举行集体绝食时，在第十五天对他们全体实行了人工灌食。
在这个行动中很多是从强奸吸取来的——正是如此：四个壮汉扑到一个弱者身上，目的就是要打破一个禁区——只需打破一次，往后它会怎么样——无关紧要。这里从强奸学来的还有——意志的扭转：不照你的办，而照我的办，乖乖躺着服从吧。用薄片把嘴撬开，撑大牙齿间的缝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里推，于是有营养的流质就直接进入食道。然后还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采取呕吐的办法。感觉是：精神上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科学没有停滞，还研制出了其他一些喂食方法：通过肛门灌肠，通过鼻孔点滴。
4．对绝食的新观点。绝食是反革命活动在监狱内的继续，应当用新的刑期加以惩罚。这种观点本来可以在新型监狱的实践中创立一条极丰富的新的分支，但它更多地停留在威胁的范围。当然并不是幽默感妨碍它的实行，大概只不过是由于懒惰：既能忍耐，何必找那些麻烦？饱汉在饿汉面前的忍耐再忍耐。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中，来了一道新的指示：监狱行政当局今后对因绝食而死亡者完全不负责任！狱吏的最后的个人责任也消失了！（现在边疆区检察长已经不会再到切博塔廖夫那里去了！……）不但如此，为了使侦查员也不必担心，提出这个办法：受侦查人绝食的日子不计入侦查期限内，就是说，不仅认为绝食不存在，甚至认为犯人在这些日子里似乎是呆在外面！让囚犯的体力衰竭成为绝食的唯一可感觉的后果吧！
这意思是：想死？死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不幸正好在这个指示到达时在阿尔罕格尔斯克内监宣布了绝食。他所坚持的是特别沉重的因而可能使人觉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绝食——十三昼夜的“干绝食”（和捷尔任斯基的五昼夜的同样的绝食比较一下吧。捷尔任斯基是否在单独的监室里？——他却拉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他禁闭的单人监室里的十三昼在，只有一个医士有时来看他一下，医生没有来过，行政方面也没有任何人即便去关心一下：他实行纪合算束的具什么？就这样始终没有问过一句—…看管人员对他唯一的关注是仔细搜查了单人监室，把藏起来的马合烟和几盒火柴抖落了出来——拉波波尔特要达到的目的是制止侦查员对他的侮辱。他对自己的绝食作了科学的准备；在此之前他收到了外面送来的食物，他只吃黄油和小面包回，绝食前一星期就不再吃黑面包。他饿到手掌都透明了。脸上经常带着笑容的善良的女看守玛露霞有次跑到他的单人鉴定去轻声说：“停止绝食吧，不顶事，这样会把命送掉的！应该早一星期……”他听从了，停止了绝食，结果一无所得。但毕竟还是给了他一杯热的红酒和一个小白面包。然后几名看守把他送抬进了普通监室。过了几天后又开始了审讯（然而，绝食并没有完全白费：侦查员已经懂得，拉波波尔特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视死如归的决心，于是侦查就变缓和些了。侦查员向他说：“想不到你原来是只狼！”“是狼，”拉波波尔特承认，“而且永远不当他们的狗。”）。
后来，在科特拉斯递解站上，他还宣布过一次绝食，但这次绝食的经过多半已带点喜剧味道了。他宣布要求重新侦查，拒绝起解。第三天来人通知他；“准备起解！”——“你们没有权利！我是绝食者。”那时四个壮汉又把他举起，抬出去扔进了洗澡房。洗澡后同样抬着他送到门岗。没有办法，拉波波尔特只好站起来跟着起解犯人的纵队走了——因为身后已经是狗和刺刀。
新型监狱就这样战胜了资产阶级的绝食。
甚至一个坚强的人也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监狱机器的办法，除非是自杀。但是，自杀——这算斗争吗？这不是服从吗？
社会革命党人叶·奥利茨卡娅认为，绝食作为一种斗争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随他们之后来到监狱的共产党人大大贬低了作用：他们过分轻易地宣布绝食，又过分轻易地停止绝食。她说，甚至斯米尔诺夫，他们的领袖，在莫斯科审判前绝食了四昼夜后，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绝食。据说，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则上摒斥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绝食，并且从来也不支持绝食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却总是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支持。一九三六年在由卡拉干达到科雷马的解送途中，他们把那些拒绝在他们打给加里宁的“反对把革命的先锋队（一他们）送往科雷马”的抗议电报上签名的人称为“叛徒和奸细”。（马科京斯基的叙述）
让历史去评价这项指责正确到什么程度或者不正确到什么程度吧。然而谁也没有比托格茨基分子为绝食付出的代价更重了（关于他们在劳改营中的绝食和罢工我们还将在第三部中讲到）。
在宣布和停止绝食方面的轻率态度，一般地说，大概是那种感情表露迅速的易冲动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这种性格的人在俄国老一代革命者中有过，在意大利和法国也有过——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俄国也好，在意大利也好，在法国也好，都没有能像在苏联这样，使我们厌弃了绝食这种手段。很可能，在绝食上所付出的肉体牺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丝毫也不少于第一个四分之一。然而，在国内没有社会舆论工——因此，新型监狱就巩固起来了，囚犯们不再能轻易地取得胜利，而只能艰难地争得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世殊事异。绝食——囚犯们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权利，对囚犯们自己已经成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愿意绝食的人越来越少。在狱吏们眼里，它成了愚蠢举动或者是恶意捣乱。
一九六0年，一个普通犯根纳吉·斯梅洛夫在列宁格勒监狱宣布长时间绝食，毕竟还是有一个检察长走进了监室（也许是一般巡视），他问：“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说：
“真理于我重于生命！”
这句话以其语无伦次使得检察长大为震惊，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进了列宁格勒犯人特别医院（疯人院），一个女医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过去的中心监狱，现在的特别隔离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着螺旋形的犄角，已经上升到了它的细仄的部分。最后的松软地方，空气和光线的最后的残余，都渐渐地被排挤净尽。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罗斯拉夫尔惩戒隔离所里寥落而疲惫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绝食就是属于最后的绝望尝试之列。
他们还是提出从前那些要求——组长制度，监室间的自由交往，他们尽管要求，但自己已经未必抱着希望。十五天的绝食，虽然以软管灌食而告终，不过好像也维护了自己的管理制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时的放风、省报、笔记本。这些他们是维护住了，但却马上收走了他们的私人衣物，扔给他们一套特别隔离所的统一的囚服。过了不久——放风时间削减了半小时，以后又减掉了十五分钟。
这还是那些依照大牌阵的规则在一连串的监狱和流放地中间被拉来拖去的人们。其中有的已经十年，有的已经十五年没有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们知道的只是恶劣的监狱伙食与绝食。那些在革命前习惯于战胜狱吏的人并没有都死光。然而，当时他们是与时代结成盟友去反对日益衰微的敌人。而现在则是时代与日益强大的敌人结成盟友来反对他们。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年轻人（现在这是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一当这些党派已经被粉碎、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他们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