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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公开的政治审判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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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处以“最高措施”
死刑在俄国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刑律中规定有五十种情节最高可适用死刑，在彼得一世的军事条令中已经有二百个这样的条款了。伊丽莎白女皇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据说她在登基时曾许下不杀一人的誓愿。因此她在位的整个二十年间就没有处死过一个人。尽管进行了七年战争！仍是避免了死刑。对于雅各宾共和国出现以前半个世纪的十八世纪中叶说来，这确乎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例。诚然，我们已经惯于嘲笑自己过去的一切；从来也不承认过去有什么善良的行为，善良的意图。所以也完全可以给伊丽莎白女皇抹黑：她把死刑代之以——鞭笞、挖鼻、烙“贼”字和永久流放西伯利亚。但我们要为女皇说句辩护的话：她怎能违背社会观念去作更激进的改革呢？也许今天的死刑犯为了能在阳光下活下去甘愿选择上述全套的刑罚，而我们却出于人道精神不能向他提供这个办法？也许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读者还会倾向于以下的看法，即二十年，甚至十年的我国劳改营生活要比伊丽莎白女皇的刑罚更难受。
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伊丽莎白女皇所抱有的是全人类的观点，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是——阶级观点（因而比较正确）。她觉得完全不处死任何人是可怕的、不安全的。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皇位和制度，在遇到发生政治叛乱的情况下（米罗维奇、莫斯科鼠疫暴乱、普加乔夫），她认为采用死刑是完全适宜的。而对于刑事罪犯，对于普通罪犯——为什么不可以认为已经废除了死刑呢？
在保罗皇帝的时候，废除死刑得到了确认（有过多次战争，但团队里却没有军事法庭）。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漫长年代，只对战争中犯下的军职罪实施了死刑（一八一二年）。（马上会有人对我们说：列队鞭打致死呢？没有话说，不宣布的杀人当然是有过的，一次工会会员大会也可以置人于死地！但由司法人员表决决定你的死活的事情——从普加乔夫到十二月党人这半个世纪内，在我们国家里甚至国事罪犯都没有遇到过。）
五名十二月党人的鲜血激起了我们国家的嗅觉。从那时候起直到二月革命，死刑就一直没有废除过，也没有忘掉过，它为一八四五年和一九0四年的刑法典所确认，还得到了陆军刑律和海军刑律的补充。
这个时期内在俄国有多少人被处死刑呢？我们已经援引过（第八章）一九0五——一九0七年一些自由主义活动家的统计。现在再补充以俄国刑法专家H·C·塔甘采夫的经过核实的一些材料。一九0五年以前，死刑在俄国是一种非常手段。从一八七六年到一九O五年这三十年内（这正是民意党人和恐怖行动——而不是在公用厨房里谈论出来的意图——的时期，大规模罢工和农民骚动的时期；未来革命的各政党建立和巩固的时期），共处死了四百八十六人，就是说，全国一年处死将近十七人（这是与刑事死刑算在一起的）。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镇压的几年内，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国人的想象力，使托尔斯泰为之泪下，使柯罗连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义愤填膺：从一九0五——一九O八年共处死将近二千二百人（一个月四十五人！）。塔甘采夫的书里把这称做死刑流行病（至此它就中断了）。
这些话读起来都觉得奇怪，一九0六年实行战地法庭审判的时候，最难办的事情之一就是：谁来杀人？（要求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内执行。）由军队执行枪决——对军队造成不好的印象。而志愿充当刽子手的人却经常找不到。前共产主义的头脑想不出来，一名刽子手对后脑勺开枪——可以解决很多人。
临时政府在其就职时完全废除了死刑。一九一七年七月，它在作战军队和前线各省里恢复了死刑——以惩罚军职罪、杀人、强奸、抢劫‘（当时在这些地区甚为猖獗）。这是断送了临时政府的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布尔什维克号召起来革命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被克伦斯基恢复的死刑！”
流传下来一个说法，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夜间，在斯莫尔尼大楼里发生了一次争论：是否以最初的一个法令宣布永远废除死刑？——列宁当时公正地嘲笑了自己那些同志的空想主义，他知道，不采用死刑是不能朝新的社会方面移动一步的。然而，在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联合政府的时候，对他们的错误观念作了让步，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起还是废除了死刑。这个“慈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产生出什么好结果。（而且是怎样废除的呀？一九一八年初，托洛茨基下令审判新晋升的海军上将阿列克谢·夏斯特内，因为他拒绝凿沉波罗的海舰队。“高庭”审判长卡尔克林用恶劣的俄语飞快地说了一句：“二十四小时内枪决。”审判厅内激动起来：已经废除了！检察长克雷连科解释说：“你们激动什么？废除的是死刑。而夏斯特内我们不是处死刑——是枪决。”于是就枪决了。）
如果拿官方文件来判断，从一九一八年六月起，死刑就完全恢复了——不，不是“恢复”，而是——作为死刑的一个新纪元确立下来了。如果确认拉齐斯不是有意缩小而只是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如果确认革命法庭完成的审判工作量至少与契卡完成的非司法制裁的工作量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俄国的二．十个中心省份里，十六个月内（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一九年十月），就枪决了一万六千多人，就是说一个月超过一千人产顺便说一句，被枪决的人中包括俄国第一个（一九0五年彼得堡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辽夫…诺萨利和那个设计了红军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穿的那套古代勇士式的军服的美术家。
还有那些每月也是成千地杀人的革命军事法庭呢。还有铁道法庭呢（见第八章）。
然而，一九一八年来临的死刑新纪元使俄国忽而浑身冰凉，忽而如醉如狂的原因，也许还不是这些宣判或未宣判的后来加起来有成千上万的个别的枪决。
我们觉得更加可怕的是作战双方采用的而后来变为胜利者一方采用的时髦做法——凿沉驳船，每次都装着未计数的、没有登录的、甚至没有点名的几百个人，（特别是军官和人质，沉没在芬兰湾、白海、里海和黑海，还有贝加尔湖里）。这不包括在我们的这部狭义司法史的范围内，但这是风习史，以后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从第一个留里克起，我们的各个时代有过像布尔什维克在整个国内战争中那么残酷和杀过那么多人的那样一段时期吗？
如果不提一下在……不错，在一九二0年一月曾废除过死刑，那我们就会忽略掉一个有代表性的曲折。当库班还有邓尼金、克里米亚还有弗兰格尔、而波兰的骑兵正在备鞍出征的时候，专政却丢掉了手中的惩罚之剑！有的研究者在专政的这种轻信态度和放弃防御的做法面前甚至会不知所措。但是，第一，这个法令是很明智的：它不适用于军事法庭，只适用于契卡和后方的法庭。因此将预定枪毙的人事先转移到附近地方去枪毙。例如，为历史保留下来了一份指令：
“机密。通令”
发至各地肃委主席，全俄肃委各特科。
鉴于死刑业已废除，建议将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种罪行而应处以最高措施的人犯送至不属废除死刑法令范围的军事地带。
一九二0年四月十五日
第3256．756号
全俄肃委特科主任
／签字／雅戈达
第二，已通过对各监狱进行清理为法令做好了准备（大批枪杀以后可能属“法令规定之内”的犯人）。档案中保留着一份布蒂尔卡监狱犯人一九二0年五月五日的声明：
“在我们布蒂尔卡监狱中，在废除死刑的法令已签署之后，夜间枪毙了七十二人。这种行为之卑劣令人发指。”
第三，最令人放心的是，法令有效期很短——四个月（到监狱再次填满为止）。一九二O年五月二十八日法令又把枪决权还给了全俄肃委。
革命急于把一切都改名换性，以便使每个事物看起来都是新的。“死刑”也就改名为——最高措施并且不叫做“刑罚”的最高措施，而是所谓“社会保卫”的最高措施。一九二四年的《刑事立法纲要》向我们解释说：这种最高措施只县未经中执委官布字令废除以前的一项临时规定。
一九二七年的确开始废除这项最高措施了：只留下它用来惩治反对国家和军队的犯罪（五十八条和军职罪），以及惩治武装伙匪（但是，那些年代和今天对“武装伙匪”的政治上的广义解释是大家都知道的：从巴斯马奇到立陶宛的森林游击队，任何一个不赞成中央政权的武装民族主义分子都是“武装匪徒”，没有这一条怎么行呢？还有劳改营的暴动分子和城市骚乱的参加者——也是“武装匪徒”）。至于那些有关保护私人的条文，迎接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废除了其中的枪决规定。
但是，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之前，颁布了八七法，这一项社会主义即将到来时期的重要法律许诺给每一个拿了国家一星半点东西的公民一颗子弹。根据这项法律，死刑的适用范围又增加了一个内容。
和历来一样，特别是在起初的时候，即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撞上这条法律的人成群结队，那时枪也开得特别勤奋。在这个和平时期（基洛夫还在世的时候……），光是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同时就有一百六十五名死刑犯在等候处决。——只拿克列斯特监狱一地来说，一整年内就能超过一千名了吧？
这是些什么样的坏人呀？从哪里搜罗起那么多的阴谋分子和捣乱分子？举一个例子，那里关着六名沙皇村附近的集体农庄在员，他们犯下的罪过是：在集体农庄（用他们自己的手）割草完毕后，他们又去割过的地方把土墩上的草割来喂自己养的牛。这六个庄稼人全没有得到全俄中执委的赦免，判决付诸执行！
多么凶恶的萨尔台奇哈！“最卑鄙丑恶的农奴主恐怕也不能为割点倒霉的草而杀死六个庄稼人！……只要他用树条把他们打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并在学校里诅咒开他的名字。而现在，好像石头掉进水里，扑通一声就无影无踪了。我只是还暗存着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活证人的叙述会得到文件的证实。就算斯大林此外再也没有杀死过什么人——光为这六个沙皇村的庄稼人我也会认为他是值得五马分尸的！然而竟还有人敢于向我们尖声叫喊：“你们怎么胆敢去揭露他？”“怎敢去惊扰伟大的影子？”……“斯大林是属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不错。但也是属于刑法典的。
不过，还是恢复冷静和公正吧。当然，全俄中执会既然已经许下了诺言，本来一定会“完全废除”最高方法的，—一但糟糕的是，一九三六年父亲和导师“完全废除”了全俄中执委本身。至于最高苏维埃，听起来更接近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下面那个“最高枢密院”。这时枪毙已经名正言顺地称为“刑罚的最高措施”，而不再是什么不明不白的“保卫”的最高措施了。一九三七——三八年的枪声甚至斯大林的耳朵听起来也已经不能容纳在“保卫”里了。
关于这些枪决——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举出核实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哪里呀？我们要能潜进去读一读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此我们只敢重复一下那些小道数字，一九三九——四0年在布蒂尔卡的拱形屋顶下这些数字还当做新闻传来传去，它们来自前不久住过这些监室的垮了台的高中级叶若夫分子（他们是知道的！）。叶若夫分子说，在这两年里全苏联共枪决了五十万“政治犯”和四十八万刑事犯（五十九条3，他们是作为“雅戈达的基础”被枪决的，这样一来，“老一代的高尚的盗贼世界”便被拦腰斩断了）。
这些数字是否那么难以置信呢？枪决人犯前后用的时间没有两年，而只有一年半，这样计算，每月平均就应当枪决（只就五十八条而言）二万八千人。这是在全苏联范围。那末刑场有多少处呢？少算也有一百五十处（实际上当然比这多。光在普斯科夫一地，在许多教堂地下的原先的苦行僧修道室里都设置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和枪决场所。到一九五三年这些教堂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