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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卢宾卡只作了一次审讯就放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汽车场车库里抓了十个。石油人民委员部里抓了四个。接着就把侦查任务交给了一个中校，这个中校嘻嘻哈哈地分析着号召书的内容：
“陛下：您这里写着：‘我将谕令我的农业大臣开春以前解散集体农庄’——但是怎样分配农具呢？您在这里没有明确规定……然后您写道：‘我要加强住宅建设，让每个人住到他工作地点附近，提高工人工资……’陛下，您哪儿来的本钱？票子全靠在机器上印吧？您又把公债废除了！……还有：‘把克里姆林宫全部平毁。’但您把自己的政府安顿在什么地方呢？譬如说，大卢宾卡的房子您还满意吗？想不想去瞧瞧？……”
年轻的侦查员们也跑去嘲笑全俄的皇帝。他们除了可笑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们在监室里也不是总能克制住微笑。泽一夫向我们挤眉弄眼说：“我希望到了一九五三年您不会忘记我们吧？”
大家取笑他……
白眉毛的、傻里傻气的、双手长满老茧的维克多·阿列克谢维奇收到他那倒霉的母亲佩拉格哑送来的土豆，就不分你我地请我们吃：“吃吧，吃吧，同志们……”
他腼腆地微笑。他很清楚，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和可笑——当全俄的皇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上帝的选择落到了他的身上？
不久，就把他从我们的监室里带走了严
快到五一的时候，从窗上取下了灯火伪装。战争眼见得要结束了。
那天傍晚，卢宾卡是从未有过的宁静。正好碰上是复活节的第二天，节日交错在一起了。侦查员们都在莫斯科游逛，谁也没有被叫去受侦查。在寂静中听得见有一个什么人在抗议什么事情。把他从监室里拉出来送进了隔离室（我们凭听觉可以感觉到所有门的位置），隔离室的门开着，在那里打了他很长时间。在一片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得见打在身上和急得说不出话来的嘴巴上的每一击。
五月二日莫斯科放了三十响礼炮，这意味着——又拿下了欧洲的一个首都。还没拿下的首都只剩下两个了——布拉格和柏林，需要从这两个中间去猜测。
五月九日，午饭与晚饭一起送来，在卢宾卡只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才这样做。
只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猜到战争已经结束。
晚上，又一次放了三十响的礼炮。没有拿下的首都一个也不剩了。当晚又放了一次礼炮——好像是四十响的——这已经是最终的结局了。
通过我们的窗户和卢宾卡其他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我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鲍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诗，用最日常的语句，描写了这最后的一次礼炮：诗里讲他们如何已经在板铺上躺下，盖上了军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噢，放礼炮，便又躺下了。
“又盖上了军大衣。”
就是那些沾满了战壕泥土、青火灰烬、被德国弹片撕破的军大衣。
那个胜利不是我们的。那个春天不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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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那个春天
一九四五年六月，每个早晨，每个晚上，从不远的地方——从森林街或诺沃斯洛波德街，往布蒂尔卡监狱的窗里送来一阵阵铜管乐器的声音。这全是一些进行曲，一遍一遍反复演奏的进行曲。
我们站在打开了但爬不出去的监狱窗子旁边，站在暗绿色的玻璃钢筋笼口后面听着。是部队在列队行进吗？或者是劳动者们正在甘心乐意地把工休时间贡献给步伐操练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听到了传闻，说是正准备着举行胜利大检阅，预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开始四周年在红场举行。
用作基础的石头只能在下头呻吟和受压，大厦落成时却没有它们的份儿。但是，那些毫无意义地被抛弃了的、曾注定要用脑门、用肋骨去承受这次战争的最初打击从而防止了别人胜利的人们，连当一块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欢乐的声音对背叛者有何意义？”……
一九四五年我国各个监狱中的那个春天主要是俄国被俘人员的春天。他们像大洋里的鲜鱼，聚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灰色鱼群，游过苏联的各个监狱。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出现是我同这个鱼群的第一次照面。而现在我已经被它们连成一大片的，好像有固定方向的运动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
通过那些监室的不光是我国被俘人员—一当时出现了一股所有到过欧洲的人员的水流：有国内战争时期的流亡者；有新德意志军中的“东方兵”；有观点太激烈太出格的红军军官，斯大林担心他们远征欧洲之后产生引进欧洲自由的念头，出现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做过的那种事。但最多的还是我的同龄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与十月革命同时诞生，一九三七年没有受到什么牵扯，成群结队地参加过二十周年游行，他们的年龄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使他们成为几星期内就被打得稀烂的那支军队的骨干。
因之，胜利进行曲声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是我们睡在摇篮里就听见唱：“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我们用晒黑了的孩子的小手握住少先队铜号的把手，听到“你们要准备好！”的喊声后齐声回答“随时准备着！”是我们把武器偷偷带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现在成了黑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终于活了下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活F来的囚犯被关进我们的劳改营的理由就是：你怎样能在死亡营里活下来的？一定有问题！）
当我们还在分割东普鲁士的时候，我就看到往回走的被俘人员的垂头丧气的行列——周围一片欢乐声中唯一愁眉苦脸的人们——当时他们的郁郁寡欢就已经使我感到震惊，虽然我还不明白它的原因。我从车上跳了下来，走近这些自动排成的纵队（干吗排成纵队？他们为什么要列队？要知道谁也没有强迫他们这样做，各国战俘回去的时候都是分散走的！而我们的被俘人员回国的时候却想显得更加服帖一些……）。在那里我还带着大尉的肩章。又带着肩章，又是在行军途中，对于他们闷闷不乐的原因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命运也使我转过身去跟在这些被俘人员屁股后头了。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我已经和他们同路，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我听到了他们最初的一些故事，当时我还不太懂，后来尤里·叶夫图霍维奇使我明白了，而现在，在红褐色的布蒂尔卡城堡的圆顶下，我感觉到，几百万俄国战俘的经历，像大头针钉住蟑螂一样，死死地打住了我。我本人陷入囹圄的经历，在我看来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我不再为被撕下的肩章伤心。我没有落到我的这些同龄人落到的地方，只是偶然。我明白了，我的义务是用肩膀在他们共同重负的一角上搭一把力，并一直扛到最后一口气，扛到被压垮。现在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和这些小伙子们在索洛维约夫渡口、在哈尔科夫的包围圈里、在刻赤的采石场上一起当了俘虏；双手背在后面，把苏维埃人的自豪感带进了集中营的铁丝网；在严寒中排几小时的队等待一勺卡威（咖啡的代用品），还没有挨到大锅旁边就倒卧在地上变成一具僵尸；在六十八号军官集中营（苏瓦基）里，为了不致在露天场地上过冬，用手指头和饭盒盖挖掘（口朝上的）钟形地坑；一个变成野兽的战俘向我这个垂死的人爬来，要啃我臂肘以下的还没有冰凉的肉；随着在强烈的饥饿感中度过的日子的增加，在伤寒病的工棚里，在邻近的英国战俘营的铁丝网边——个清楚的思想渗入我的濒死的大脑：苏维埃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子弟。“骄傲的俄罗斯的儿女们”，当他们用身体抵挡坦克的时候，当还能让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俄罗斯需要他们。但他们当了俘虏以后还要负责去供养他们吗？多余的人口。也是可耻失败的多余见证人。
有时我们想说谎话，但语言却不让我们这样做。把这些人宣布为叛徒，但在语言上却明显地搞错了——审判员、检察长、侦查员都搞错了。被判刑的人，全体人民，所有报纸都重复了并固定了这个错误，同时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真话：本想把他们宣布为背叛祖国者，但谁都说成甚至在审判材料上也都写成“祖国背叛者”。
这可是你说的！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
人。不是他们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国，而是精打细算的祖国背叛了他们，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于无能而在战场上出卖了他们——当时受祖国宠信的政府做尽了一切为了打输战争所能做的事：先拆毁了防御工事，它把空军摆到必遭覆灭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摘掉了有见识的将领并禁止了军队进行抵抗。战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体承受了打击并阻挡住德国国防军的人。祖国任凭他们死在战俘营里而弃之不顾，这是第二次没有心肝地出卖了他们。
而现在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爱（“祖国原谅了！祖国在召唤！”）把他们骗回来，而在国境线上就用绳索套上脖子，从而没有良心地又一次出卖了他们严
俄罗斯建立国家以来的一千一百年间，卑鄙龌龊的事情好像不知干过多少，见过多少！——但是有没有过像这种对几百万人干下的下流勾当：出卖了自己的战士而又宣布他们为叛徒？！
我们多么轻易地把他们从自己的帐上一笔勾掉：叛变了？——可耻！——勾掉！是呀！还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父亲就已经把他们注销了：他把装备着一八六六年制造的独子步枪（而且还是五人一枝）的莫斯科知识界的精华投进了维亚兹马的绞肉机。（有哪个列夫·托尔斯泰能向我们展示这个博罗季诺的场面呢？）而伟大的战略家用肥胖的短手指在地图上拙笨地移动一下，在四一年十二月，光为了制造一条动人的新年新闻，就把十二万我们的小伙子——几乎是投入博罗季诺战役的全部俄国军队——运过了刻赤海峡，不经战斗全部奉送给德国人。
不知为什么成为叛徒的竟不是他，而是他们。
（我们多么易于受先入为主的称呼的影响，我们多么轻易地同意了把这些忠诚的人算做叛徒！那年春天，在市蒂尔卡的一个监室里关着一个叫列别捷夫的老头，冶金工作者，拥有教授的称号，但看外表倒像上一世纪甚至上上世纪捷米多夫工厂的强壮工匠。宽肩膀、宽脑门，长着一把普加乔夫式的大胡子，而那张大手掌足可托起四普特重的小型钢水包。在监室里他穿着直接套在内衣．上面的褪了色的灰色工作服，很不讲究清洁，当他没有坐下读书，脸上没有显出他惯常的思想威力的光彩的时候，可能被人以为是一个狱中的杂役。人们经常聚在他身边，他很少谈论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释说，斯大林是与伊凡雷帝一样的恶犬：“拚命地枪杀吧！勒死吧！”说高尔基是个没出息的和胡说八道的人，是刽子手的辩护人。我很赞赏这个列别捷夫：在这个有着智慧的头脑和庄稼人手脚的粗壮结实的躯体上，我仿佛看到了整个俄罗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经思考过那么多！——我向他学习理解世界！而他突然挥动大手，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五十八条第1分条一乙——都是祖国的叛徒，不能原谅他们。而周围的板铺上却挤满着“第1分条一乙”，唉，小伙子们心里多么委屈呀！老头子是代表农民的和劳动的俄罗斯坚信不疑他郑重声明的——面对这一方面的责难，小伙子们难于并耻于为自己辩护。为他们辩护并和老头子评理的责任落到我以及两个“第十分条”的小家伙身上。但是干篇一律的国家谎言已经使人们的头脑昏乱到什么程度！甚至我们中间最有容量的人也只能容下他亲身体尝过的那一部分真理。
关于这种情形，维特科夫斯基有比较概括的叙述（关于三十年代）：奇怪的是，被诬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暗害分子，却表态说整一整军人和神甫是正确的。军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