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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床已经放好——这时我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马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进禁闭室），但我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头的头顶上已经长出白色的头发楂子，不很满意地瞧着我，带着那种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严峻神气说：
“明天再说。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我一开口向他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便感觉到一种使我为难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东西，当时就把它明确地说出来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从我们每个人被捕时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转过来了，或者说一切概念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我那么陶醉地开始讲述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根本不是值得高兴的。
他们转过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毛巾缠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我却躺着，充满与人们在一起欢度节目的感觉。一小时前我还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和什么人带到一起。我可能什么人也见不到就在后脑门挨上一颗子弹而结束生命（侦查员老是这样向我许愿）。我头上依旧悬着侦查的重压，但是它已经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将讲述（当然不是关于自己的案子），他们明天也将讲述——明天将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
监室里的每个细节都使我发生兴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当监视孔中没有人瞧着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来。瞧，在一面墙的上边，有一个三砖宽的不大的凹处，上面挂着蓝色纸帘。我已经打听出来：这是窗子，啊！——在监室里有窗子！——而纸帘则是防空的伪装。明天将有微弱的白昼亮光进来，在白天将有几分钟的时间关掉刺眼的电灯。这是多么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昼的亮光下！
监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茶壶、象棋、一叠书（我还木知道为什么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原来又是依照卢宾卡的规矩：时时刻刻地通过监视孔窥看时，看守应当确信，没有人滥用行政当局的这些恩赐：没有人用茶壶来凿墙，没有人甘冒自绝于人民、当不成苏联公民的危险，把棋子吞进肚里；没有人想法点着书籍企图把监狱烧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镜被认为是那么危险的武器，所以夜里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们收去到早晨再发还）。
多么舒适的生活呀！——象棋，书籍，弹簧床，厚厚的垫子，干净的被单。是呀，我不记得整个战争中哪天这样睡过。擦得亮亮的镶木地板。从窗到门几乎可以走四步路。这不枉是中心政治监狱——纯粹的疗养院。
也没有炮弹掉下来……我一会儿记起它们在头上高高飞过时的呼呼的声音，一会儿记起越来越强的尖啸声和爆炸的轰隆声。迫击炮弹的嗖嗖声是多么温柔。而天牛产下的四个卵震得周围天摇地动。我记起伏尔姆迪特城下的烂泥，我就是从那里被抓走的，我们的人现在还在那里踩着烂泥和湿雪，不让德军从大包围圈中逃出去。
见你们的鬼去吗，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在失去了的许多尺度中，我们还失去了这样一个，那就是在我们之前用俄语说过话和写作过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坚定性。奇怪的是，在我们革命前的著作中，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描写。我们描写的，要不就是多余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适应能力的幻想家。单凭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几乎没法理解：俄罗斯靠什么人维持了十个世纪，是靠什么人支撑着的？而且它最近这半个世纪，还不是靠他们过来的吗？而且是更加要靠它们了。另外还有这些幻想家们。他们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选定一种。他们对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强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车。在每一个社会衰亡之前，总会出现那么一个明智的思想者的阶层—一思想者，仅此而已。而他们受到怎样的嘲笑啊！受到怎样的戏弄啊！他们只能得到害群之马的外号。因为这些人是香味过分幽雅的早开的花朵，所以他们就落到了刈草机的刀口下。在私生活中，他们特别没有办法：既不会卑躬屈膝，又不会装模作样，也不会搞好关系，动不动就是意见、激动、抗议。这样的人正好是对草机收割的对象。这样的人正好被铡草机粉碎。
这些正是他们住过的监室。但监室的墙壁——从那时起糊墙纸已几经撕掉，不止一次地抹过灰泥，粉刷过，油漆过——已经不能向我们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迹（相反，它们通过窃听器凝神地听着我们入关于这些监室的老住户，关于在这里进行过的谈话，关于从这里押上刑场、走向索洛维茨的那些思想，什么地方也没有写下来，说出来。一卷这样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车厢我国当代的著作，但是大约已经不会出现了。
那些还活着的，只能告诉我们一些鸡毛蒜皮：这里过去是木床，床垫里装的是麦草。还在二十年代，在给窗户戴上笼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顶上都已经涂了白垩。而笼口在一九二三年确确实实就已经有了（我们却一致以为是贝利亚平的事）。对于敲墙打暗号对话，据说这里在二十年代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时还莫名其妙地保存着沙皇监狱的荒唐传统：一个犯人如果不和邻室敲敲打打，那他还有什么可干呢？还有：整个二十年代这里的看守都是拉脱维亚人（有从拉脱维亚步兵中来的，有的不是），送饭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脱维亚女人。
固然是鸡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进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关于布哈林想过很多，我想体会一下当时的情景。然而，有一种感觉，好象我们已经忘乎所以了，把我们关进任何一个省的内部监牢里也够抬举的了。而这个地方——是太大的荣幸。
同我在这里邂逅相遇的人们在一起，是不会感到无聊的。有可以听一听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个有着一双生动的眉毛的小老头（在六十三岁的年纪，他显得完全不像个老头）叫阿纳托里·伊里奇·法斯坚科。他，作为旧俄罗斯监狱传统的保存者和俄国历次革命的活历史，使我们的卢宾卡监室大为生色。他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好似衡量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这样的人不仅在监室中是可贵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这里，在监室里，在一本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关于一九0五年革命的书中，我们就读到了法斯坚科的姓名。法斯坚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像是这样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刑期时，还是个年轻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据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释放了。
我们中间谁没有从中学历史课本和《简明教程》中知道并且背得滚瓜烂熟，说这个卑鄙挑衅的“宣言”是对自由的嘲弄，说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呢？但这句俏皮话是骗人的。根据这个宣言，允许一切政治党派的存在，召开了杜马，并且实行了诚实的极端广泛的大赦（至于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据大赦令，无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种，不多不少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他讲的关于那次大赦的情况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监狱的窗上当然还没有任何笼口，因此，在法斯坚科所坐的别洛采尔科夫监狱里，囚犯们可以从窗中自由观看监狱的院子、收进和离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从电讯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们宣布了这个新闻。政治犯开始高兴地大吵大闹起来，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门户，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他们。他们中有人当场挨了拳打脚踢吗？被关进禁闭室了吗？罚禁某个监室阅读书籍或购买东西了吗？根本没有！手足失措的典狱长从一个监室跑到另一个监室说好话：“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通情达理！我无权根据电讯消息释放你们。我应当从基辅我的上司那里得到直接指示。我请求你们凑合再过上一夜。”——果真把他们蛮横地又扣留了一昼夜……在斯大林的大赦令发布后，如后面还将讲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两三个月，照旧强迫他们干重活，而对此谁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获得了自由后，法斯坚科和他的同志们当即投入了革命活动。在一九0六年，法斯坚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镣铐和四年流放。头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服刑，那里，在他目睹之下，正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次越狱是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从外面组织的。用炸弹在监狱墙壁上爆破开一个可供一名骑马者出入的缺口，于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谁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党批准越狱的人才能出去，他们事先在监狱中就通过某些看守配备了手枪），蜂拥至缺口处，除了一个以外都逃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指示阿纳托里·法斯坚科不越狱，而是去转移看守的注意力，并制造混乱。
可是在叶尼塞的流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流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坚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流放地点。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轮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身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入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出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坚科又是那么不感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交出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坚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子。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马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马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马卡罗夫先生！马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法斯坚科到了巴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在隆瑞莫的党校里担任了总务工作。同时他学法语，熟悉环境—一这时产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在大战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国住过。这些国家自由自在的稳定生活使法斯坚科感到吃惊：他得出结论，那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推论出，那里也未必需要这种革命。
而这里，在俄国，却发生了——比预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于是大家都回来了，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坚科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对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从着那个驱使候鸟迁飞的规律，他仍是回来了。
在法斯坚科之后，他在加拿大的一个熟人—一逃到加拿大并在那里成了富裕农场主的前波将金号水手，随即也回到了祖国。这个波将金号水手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和牲口，带着钱，带着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到了故乡，帮助建设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他参加了最早的一个公社，交出了拖拉机。这部拖拉机，谁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很快就搞坏了。至于波将金号水手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