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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给她的答复是：“你不愿意干可以辞职！”蹩脚医生又把她的产期算错一个月，到了临产前两三天才让她休息。在那里，在内务部统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谁去讲理呢？
但这还不等于生活已真正绝望。那些被送到集体农庄的特种移民才是真正尝到了生活绝望的滋味。现在有些人争论说（倒也并非奇谈怪论）：“一般地说，集体农庄总比劳改营好过些吧？”我们则要反问一句：“如果把劳改营和集体农庄结合起来，那也好过吗？”其实，特种移民的处境正是这二者的结合。表现农庄特点的是，他们在这里不领固定口粮，只在播种时期能领七百克面包，麦子是发了霉的，烤出的面包是土黄色的，吃起来牙碜（大概是不久前清扫仓底的麦子）。表现劳改营特点的是，这里也可以把人关进羁押室：生产队长向管理处告状，管理处给警备队一个电话，就把人关起来。至于这些人领到的工资，真是可怜得很：玛丽亚·苏姆贝格在农庄劳动的头一年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分得二十克粮食（一只小鸟在路边啄食的粮食也比这多！）和十五个斯大林时期的戈比（折合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个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买了……一个小铝盆。
那么，这些人靠什么活命呢？靠波罗的海沿岸寄来的邮包。因为毕竟没有把整个民族都强制迁移来。
那么谁给加尔梅克人寄邮包呢？谁给从克里米亚赶来的鞑靼人寄呢？
请您到这些人的坟上去问问他们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据他们的故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长会议的同一项决议，还是根据西伯利亚的原则性，总之，在一九五三年，“我们的慈父”去世之前，对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特种移民还有一条特别规定；除了使用十字镐、铁锹和锯的重体力劳动之外，不许安排他们作任何其他工作！“你们必须在这里学会做人！”如果用人单位把谁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点，警备队便会出面干涉，并且亲自把那个人拉下来当一般工人。矿务局的疗养院旁边有个果园，连果园的地都不允许特种移民去翻耕，否则就会是“对在那里休养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备队长甚至不准玛丽亚·苏姆贝格担任饲养牛犊的工作：“把你强制迁移到这里不是让你来休养的！割草去！”农庄主席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留下来。（她为农庄救活了好几头患波状热的牛犊。她很喜欢西伯利亚的牲口，觉得出爱沙尼亚的牲口更驯良，而这里的从未受过抚爱的奶牛则亲热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紧急往驳船上装粮食。于是就让特种移民连续劳动三十六小时，不给任何报酬和鼓励。在这一昼夜半的时间里只有两次给二十分钟吃饭的时间和一次三小时的休息。“你们不干，就把你们赶到北边更远的地方去！”一个老工人被麻袋压倒了，共青团员监工用脚踢他起来。
每星期要到警备队报到一次。距离队有好几公里远？老太太八十岁了？那就弄匹马把她驮来吧！每次报到时都要警告每个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动特派员的办公室就在附近。有时也会把你叫去问得。也许用较好的工作诱惑你，也许就威胁——把你的独生女儿单独流放到北极圈以北去！
他们什么事情作不出呢？……他们的手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受过良心的制止呢？……
他们会给你派任务：监视某人，或者收集可以把某人关进监狱的材料。
警备队的任何一个中立一走进特种移民的家门，移民全家，包括老年妇女，都必须立即起立，未经允许不得坐下。
这么看来，读者会不会认为这些特种移民都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
不，那可不是，不是！他们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也并没有收回他们的身份证。他们完全有权参加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选举。每逢这崇高而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有权勾掉选票上除自己要选的人之外的几个候选人名字，他们享有这一神圣权利。也并不禁止他们签名购买公债，（可以回想一下共产党员季亚科夫在劳改营中的苦恼！）自由的集体农庄庄员们骂骂咧咧地勉强签名购买五十卢布公债，而爱沙尼亚人则被勒索到四百卢布；“你们都有钱啊！谁不签名买公债，我们今后就不替他收转邮包！还要把他流放到更北的地方去！”
而且，真会流放去的，为什么不流放呢？……
啊，真烦死人！老是这些同样的事：可真是的，我们开始写这第六部的时候原是打算要讲某些新东西的呀！不是要讲劳改营，而是要讲流放。而且这一章我们也是要讲点新东西的呀：不是讲行政流放，而是讲特种移民。
可是，讲来讲会，结果还是讲了些同样的事。
现在还需要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许多别处的、另一类型的流放地区见？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些年代的？另外一些民族的？需要吗？
那么谈哪些呢？……
不同民族的移民村互相交错着，人们可以隔村遥遥相望。但是，不同的民族仍然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生活方式、兴趣和倾向。
所有被强制迁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现了突出的勤劳。他们比谁都更彻底地抛弃了过去的故乡生活。（其实，他们在伏尔加河或马内奇河沿岸的故乡算个什么吗？）像当年在沙皇叶卡捷琳娜赏赐的肥沃多产的份地上劳动一样，他们今天要在斯大林赐予的这严峻的、贫瘠不毛的土地上扎根。他们全力以赴开发这流放区，把它看作自己最后居住的地方。他们安排生活时毫不指望第一次大赦，也没指望沙皇的恩典，而是一开始就作了永久打算。一九四一年流放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实一无所有，但是这些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在流放地同样开始了讲求方式方法的合理劳动。地球上有哪个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变成繁荣兴旺地区的呢？难怪俄国人从前有句老话：“日耳曼人就像柳树，随便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根扎住。”不论是矿山、农业机械站，还是国营农场，领导者都对日耳曼人赞不绝口，他们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强制迁移者中间，甚至同当地居民相比，已经成为最殷实的人家了。他们的住宅最宽敞洁净，他们养的猪最肥，奶牛产奶最多。他们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爱慕的，这不仅因为她们父母富有，而且因为在劳改营地区横遭败坏的习俗中她们都守身如玉，品行端庄。
希腊人也十分热情地投入了新的劳动。不错，他们并未放弃有朝一口迁回库班去的幻想，但在流放地也没有吝惜自己的汗水。他们的住宅不像日耳曼人那么宽绰，但在种菜和养牛方面迅速赶上了后者。哈萨克斯坦集市上希腊人卖的奶渣、黄油、蔬菜都是上等的。
朝鲜人在哈萨克斯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当然，他们迁来的时间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备队去报到，可以自由地从这个州去另一个州，只是不能越出哈萨克共和国的范围。他们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面（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生活无才说是不很舒适的，甚至是原始的，后来的年轻人才开始转向欧洲生活方式）。朝鲜人善于学习，他们很快就填满了哈萨克斯坦的各所学校（从战争年代开始就不在这方面歧视他们了），他们已成为哈萨克共和国知识阶层的中坚。
其他民族则各自隐瞒着退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发展。但总的说来都已屈服于这个制度，并未给大权在握的警备队制造多少麻烦。
加尔梅克人没有站住脚，渐渐地在悲伤中死绝了。（我没有看到他们。）
但是，有一个民族却丝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响，况且不是个别人，不是几个反叛分子，而是整个民族都没有驯服。这就是车臣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车臣人是怎样对待从劳改营逃跑出来的囚犯的。看到了整个杰兹卡兹甘的流放居民中只有车臣人曾勇敢地企图支持肯吉尔营的起义。
但是，依我看，在所有特种移民中，唯有车臣人在心理上表明了自己是囚犯。自从人们背信弃义地把他们赶出故乡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任何一个车臣人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企图向领导讨好过，他们在领导面前总是骄傲的，甚至是公开抱有敌意的。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高级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的、朴实的、沉睡的哈萨克斯坦的。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渝光，有时则干脆强抢。当地居民和那些轻易在领导面前屈服的特种移民们，在车臣人眼里是和领导人属于同一类的。车臣人只尊重敢于反抗的人。
说也奇怪，大家都惧怕车臣人。谁也不能妨碍他们这样生活。甚至控制这个国家已经三十年之久的苏维埃政权也奈何不了他们，无法强迫他们尊重苏维埃国家的法律。
怎么会这样？这里有一个故事也许能说明其原因所在。我在科克切列克中学任教的时候，九年级有个叫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车臣男孩子。他毫不给人好感，他也不企图给人好感，好像怕自己堕落到使人高兴的样子似的。他总是有意地表现得冷漠、十分骄傲和残酷。但谁也不能不承认他头脑清晰、思路有条理。上数学和物理课时他从来不停留在同班同学的水平上，总是深入思考，不断探讨真理，提出一些很深刻的问题来。他也和其他特种移民孩子一样，在学校免不了要承担一些所谓“社会工作”——最初是少先队组织找他，然后是共青团和学生会：办墙报、交流学习经验、座谈会。总之，他要付出车臣人十分不愿付出的精神学费。
阿布杜尔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家族中只剩下一个哥哥，其他人全没有活下来。阿布杜尔的哥哥是个到处闯荡的刑事犯，已经不止一次为偷窃和杀人蹲过劳改营，但他几次都赶上大赦或折算刑期而被提前释放出来。有一次，阿布杜尔的哥哥来到科克切列克，接连两天饮酒作乐，饮酒时和一个当地的车臣人口角起来，那人逃走，他报出刀子就追。恰巧路上有个不相干的车臣老太太看见了。她想劝阻他，张开两臂挡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遵守车臣人的规矩，他这时就该在老妇人面前放下刀，不再去追。但与其说他是个车臣人，不如说已经是个十足的强盗了——只见他手起刀落，砍死了老妇人。这时他那醉醋酸的头脑才忽然想到：按车臣人的规矩他将会有何下场。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关去自首了。民警机关当然是很高兴地把他关进了监狱。
他倒是躲到监狱去了。但他还有母亲、弟弟、和另一个同宗的车臣人老头胡达耶夫，论辈数该是阿布杜尔的叔父。杀人的事很快传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车臣人居住区。这时胡达耶夫家族剩下来的这三个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尔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门窗全部订死，像躲进堡垒一样躲藏起来。按习俗，被害的老妇人那一家族的车臣人必须杀死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一个人以报仇；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人鲜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
阿布杜尔·胡达耶夫一家被团团围住了。阿布杜尔当然不能上学去。全校、全市都知道了这件事。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个高年级学生，共青团员，优秀生阿布杜尔现在每一分钟都有被刀捅死的危险；也许就是现在，当同学们听到铃声在教室就座的时候，或许就在文学课老师讲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时候，明晃晃的刀子正捅进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这件事，都惦念着他，课间休息时都在谈论他，但是，最后，大家都低着头往下看。不论是学校的党组织，共青团，还是教务处长、校长、区教育局，谁都没有去拯